乡土教育认知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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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老师及家长的年龄、学生的年级对乡土教育的认知、态度、情感倾向、行为与未来发展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中年人都是乡土教育的主要支持者、乡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乡土情感的主要认同者,他们在乡土教育的知晓程度、情感倾向、未来发展方向上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老年人与青年人则依次递减。同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老年人对接触乡土知识的幸福指数最高。此外,学生年级的高低与乡土情感的形成呈反比,即年级越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越高,对支持乡土教育的态度与情感倾向更强烈;与乡土知识尤其是技能型乡土知识的掌握程度呈正比,即年级越高的学生越愿意学习实用型乡土知识,也更愿意将乡土知识纳入升学考试的范畴。这一结论对政府部门制定乡土教育政策和师资培训计划,对学校选择师资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 键 词】年龄;认知差异;中年人。
　　【作者简介】谢治菊,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治理实践。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地区“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忽视了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族群差异,致使学校课程与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地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相脱节,这不仅造成多民族地区学校教学质量低下,也导致了大量既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也难以回归传统社区的“文化边缘人”的产生[1]。由于精神文化的贫乏,这些文化边缘人极易对自身周遭的文化产生冷漠甚至对抗情绪,再加上乡村教育本身落后,根本不足以积极应对、消极化解这种贫乏,结果使得他们的精神生活荒漠化,极易引发其愤世嫉俗、对抗社会、沉溺于网络世界、打架斗殴等叛逆行为,诱发社会问题。同时,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全球意识、开放意识已深刻地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与精神走向,使得他们对生育、培养自己的这块土地蕴含的深厚文化在认识、情感以致心理上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在我们看来,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泥土中拔出,就成了无根的人”[2]。再加上在强大的国家教育的冲击下,中国最偏远的农村小学与最发达的大都市小学几乎没有区别,都是同样使用的“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的教材。在此困境中,“乡村学校教育是否可能成为乡村文化荒漠化之中乡村少年的救命稻草,为乡村少年树起一片精神的绿洲?……乡村学校能否承受如此艰难的使命?何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3]刘铁芳教授的追问,引起了我们的共鸣。而要解决这些问题, 则要从历史、现实、理论三个维度出发,对乡土教育的学理基础、发展历史、价值取向、功能意义、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的阐释。然而,目前学界对乡土教育的学理基础和价值取向、发展历史、功能意义、结构转型、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乡土教育的变革路径、乡土教材的编写与开发、乡土文化的利用等均有较多的关注,对乡土教育的影响因素关注却较少。尽管笔者曾专门论述了社会性别、教育制度对乡土教育的影响,也从乡土教育的内外部生态环境系统阐释了乡土教育变革的动力与必要性。然而,却还未对调研中凸显出来的另一引起乡土教育认知差异的重要因素——年龄(年级)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探讨。众所周知,年龄指一个人从出生时起到计算时止生存的时间长度,通常用年岁来表示。它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标志,其大小直接决定了人们看待事物的观点与态度。这意味着,不同年龄的人对世界的认知和诠释是存在差异的。在乡土教育的领域,这种差异也存在吗?是怎样存在的?影响是什么?为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笔者在2010年3-7月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贵州省花溪区、遵义县、盘县、都匀市、麻江县、黎平县、惠水县、长顺县八个县(市、区)的三十一所学校(八所中学、二十三所小学)开展乡土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4]。调查对象为官员、老师、学生、家长四类群体。调查共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39份[5]。其中:(1)教师问卷300份。在被调查的老师中,年龄主要集中在30-39岁,有133人,占样本量的44.3%;学校类型主要集中在小学,有252人,占84%;职位主要集中在一般老师,占绝大多数;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及以下(主要是中师),有164人,占半数以上;性别主要集中在男老师,占一半多;从民族来看,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老师[6],有193人。(2)家长问卷142份。从选择的家长样本来看,以少数民族[7]为主,有105人,占72.4%,汉族家长为38人,占26.2%。从年龄来看,选择的家长样本以中年(36-55岁)为主,占69%;从文化程度来看,选择的家长样本初中、小学为主,占76.5%;从性别看,家长样本以男性为主,占63.4%。(3)学生问卷612份。由于高年级学生升学压力较大,低年级学生判断能力较弱,所以该次调查的学生样本主要集中在小学六年级,占到一半以上,为56%,其余依次为七年级及以上、五年级与四年级,分别占31%、7.4%、5.7%。女同学样本较多,有364人,占59.5%,男性样本有242人,占39.5%。学生样本以少数民族[8]为主,有424人,占67.6%,汉族学生为188人,占31.7%。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家长与学生对乡土教育的认知、看法、态度、情感倾向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不同年龄的老师对乡土教育的认知差异[9]
　　1.对乡土教育知晓度的差异。由于不同年龄段老师的教龄不同,人生阅历不一样,因而对生活、工作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乡土教育的知晓程度。如表1所示,有81.3%的老师是知道乡土教育的,而在知道乡土教育的老师中,40-49岁的老师比例最高,为94%;16-29岁和30-39岁的老师次之,它们比40-49岁老师的比例分别低12.7%与14%;50岁以上老师的比例最低,为52.9%,和40-49岁老师的比例相差41.1%。再看另一组数组:在“您如何看待在基础教育中开设乡土课程”一题中,九成以上的老师认为应该开设,而比例最高的还是40-49岁这组老师,只有一个老师认为没有必要开设,比例高达98.8%,最低的还是50岁以上的老师,只有81.3%,比平均水平低11%,仍然是16-29岁和30-39岁的老师次之。可见,由于40-49岁的老师是学校的中流砥柱,他们中领导、骨干教师居多,对教育改革的关心程度较高,因而对乡土教育的知晓率较高,几乎人人都知道;而50岁以上的老师由于年纪较大,对课堂之外的事情关注较少,因而对乡土教育的知晓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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