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国钧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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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史全生
摘要：刘国钧在经营广益布厂和大成纺织染公司的思想理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业救国”的爱国主义指导思想；二是在经营方式上，实行自纺自织自染的“一贯”工程，提高工人工资待遇，扩大销售市场，稳步发展；三是重视新设备新技术和人才，特别是实用技术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以及具有使用价值的二手设备，并注重提高普通职工的文化技能。
关键词：刘国钧；经营；理念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5－0061－07
刘国钧（1887～1978），江苏靖江人，继1917年创办广益布厂以后，1930年集资50万元接办大纶久记纺织厂，改名大成纺织染公司，由于经营得法，当年即盈余50万元，次年增资达100万元，1932年140万元，1935年200万元，1936年400万元。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达1500万元，1949年全国解放时更达3000余万元资金。在旧中国经济很不景气的情况下，大成纺织染公司为什么能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我认为这与刘国钧的经营得法不无关系。本文拟从刘国钧办厂的指导思想，经营方式和对技术、设备、人才追求的特点上，对之进行一番探讨和总结。
一
首先是“实业救国”的指导思想。
“实业救国”本是19世纪末南通张謇提出的。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凭借从《马关条约》中攫取的特权，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企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扼杀中国民族经济。张謇为了维护中国民族经济，提出了“实业救国”口号。“实业救国”口号虽然最终拯救不了旧中国的悲惨命运，却鼓舞了广大爱国实业家纷纷投资创业，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对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刘国钧就是在“实业救国”口号的感召下走上实业道路的，并以此作为其创办实业的奋斗目标。
清末民初，刘国钧在武进奔牛镇开设了～家京货店，并附设一织布印染作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制。爱国实业家们便趁势兴起了一场“实业救国”运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乘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强迫袁世凯与之签订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纷纷兴起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和广泛的“抵货”运动，抵制日货。刘国钧在“实业救国”运动的感召和“抵货”运动期间利好的刺激下，与蒋盘发合资9万元，在常州开办了大纶机器织布厂。1917年，他退出大纶厂，在常州独自开办了广益织布厂，拥有木机80台，1922年又开办了广益二厂，拥有木机180台、铁帽子布机36台，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一家民族织布企业。
然而，西方列强在1918年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恢复了元气，1921年开始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中尤其是日本，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锐意扩大对华侵略，这时利用它已攫取的在华优势地位，变本加厉地肆意劫掠。1914年日本在华投资包括在台湾的投资在内，总计72438.2万日元，至1930年已激增至436131.8万日元，16年间猛增了6倍以上。棉纺织业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掠夺的重要领域之一，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纺织工业又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民族工业，摧毁了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就等于摧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支柱，因此纷纷在华开办棉纺织工厂，大量倾销其棉纺织品，妄图占领中国的纺织品市场。1914年日本在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投资才780万日元，至1930年则猛增至19565.3万日元，16年中增长了25倍，其中尤以上海为重点，当时日本在上海棉纺织工业的投资即达14400万日元，占其在华棉纺织投资的2／3以上。
外资棉纺织势力的疯狂入侵，给中国本土的棉纺织企业带来了严重灾难，因为外资企业具有资金雄厚、规模大、技术力量强、设备先进的优势，华资竞争不过外资企业。虽然这时也多次兴起民众爱国运动，不断抵制外货，给西方列强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旧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不能保护本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加之海关控制在外国人之手，仍无法挽回华资企业亏损破产的困境，纷纷减产、停产、破产倒闭。据《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23年第4卷第1期载，1922年底，华商纱厂联合会不得不作出全体减产的决议，规定“自1921年12月18日起，停止（生产）工作四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届时设市面仍无起色，续停四分之一”。然而即使如此，仍有许多相继破产，上海的华丰、宝成第一第二两厂、天津宝成三厂等多家纱厂被外商并吞，大中华、德大、利民等等纱厂登报拍卖，福成、久安、鼎新等完全关闭歇业。
刘国钧目睹此状，深为忧虑，“感到华商纺织业所以不得发展，主要是日、英商之排挤压迫”，华商要谋求自身的发展，只有奋起抗争。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棉纺织业发展极不平衡，大都集中在较易开发的纺纱业，而印染方面则十分薄弱，外商“抓住华商缺少染色与印花之弱点，用棉纱、坯布抑价，色布抬价之恶毒办法，变本加厉，肆意排挤华商，因而华商纺织工业频于摇摇欲坠之境地”。他认为华商若要谋求独立发展，与之抗衡，“必须在印染方面着手，才能与之抗衡”。为此，刘国钧在1927年停歇了设备陈旧的广益一厂，全力经营二厂，并淘汰了旧式木机和铁帽子布机，购置了180台电动式布机，改进技术，先在织染领域站稳脚跟，与外商尤其是日商展开竞争，以谋求华资纺织业的独立发展。
为与外商进行竞争，他专门组织力量对外商品牌进行研究，分析外商品牌的优缺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创新产品，克服外商品牌的缺点，发扬自身优点，将其击败。当时日商的“铁路”牌绒布，由于其质地柔软、穿着舒适，市场上十分畅销。刘国钧的“双兔”牌绒布竞争不过日商“铁路”牌，便对之进行研究，发现“铁路”牌虽然具有柔软的优点，但也有底板绒稀太薄的缺点，不牢固，保暖性差。他立即改进“双兔”牌的设计方案，在原料和规格上大大提高，使“双兔”牌新产品既具有“铁路”牌质地柔软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绒稀太薄的缺点，绒毛丰满厚实，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夺回了被“铁路”牌占据的市场。为此他与上海的进口商取得联系，约定“一旦有外货新花式样品寄来”，便高价售与刘国钧。刘即进行研究，然后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择消费者的喜爱”，生产一种质量上乘的同类产品的新品牌，将其击败。其“英雄”、“征东”牌漂布就是这样创制出来的，很受市场欢迎。由此他一生中创造了一系列名牌，除上述各品牌外，还有“六鹤纱”和“蝶球”牌漂布、“大成蓝”色布等等，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从而有力地挽回了利权，堵塞了“漏卮”，也为他自己取得了高额利润。 刘国钧在整染业取得成功后，便向纺纱业发展，以挽回当时很不景气的纺纱业。1930年，他集资50万元（实收40万元），接盘了顾吉生的大纶久记纺织厂。这原是蒋盘发1921年集资创办的大纶纱厂，拥有纱锭1万枚、布机260台，开车未久，即遭纱市败坏，亏损累累，1925年盘与沪商顾吉生，改名大纶久记纱厂，可在外商的摧残下，仍免不了亏损的命运，1930年拍卖与刘国钧，将之改为大成纺织染公司。1932年刘国钧将自己营业兴旺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公司，改名大成二厂。1936年，刘国钧见汉口的震寰纱厂受外商掠夺，已亏损停产三年，深感其机械设备搁置可惜，乃商定由大成公司租用震寰，大成出资36万元，震寰以厂房机械设备折抵24万元，改名大成三厂。随后他又向瑞士订购了32000枚“里特”牌纱锭、1008台布机，在常州建造了大成三厂，将汉口的大成三厂改名为大成四厂。
然而，正当刘国钧为民族棉纺织工业的崛起而大显身手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将刚刚运到安装在大成三厂的1万枚纱锭和300台布机折迁到武汉，随后因上海沦陷，大批难民进入租界，无所依靠，他即将拆迁到武汉的纱锭布机转运至上海租界，招收难民，在租界开办了安达纺织染公司，续运到的瑞士纱锭布机也都暂时存于上海。1938年武汉会战前，他提前结束了与震寰的合作，将分得的200余万元物资运抵重庆北碚，与卢作孚合作，开办了大明纺织染公司。1944年抗战胜利前，他转道赴美国、加拿大，考察棉毛纺织工业，并向美国订购了2万枚纱锭、3万担棉花，抗战胜利后回国积极恢复生产。至1949年，除上海的安达和重庆北碚的大明外，光常州大成的三个工厂，已拥有5万枚纱锭、1180台布机和日产5OOO匹花色布的印染设备。至此刘国钧“实业救国”的理想虽成泡影，却为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亦永放光芒。
二
在经营方式上，刘国钧所创建的以大成纺织染公司为核心的一系列新式企业，都是现代企业，因此也和当时所有的其他现代企业一样，实行专家管理，废除了封建工头制度，制定了新的文明厂规，各部门、各车间也都制定了各自的工作制度，如作息时间和操作章程，等等。但除了这些以外，刘国钧还建立了一些自己所特有的经营管理体制。这些独特的经营管理体制主要有：
1.融纺、织、染于一体，实行自纺自织自染“一贯”之工程。现代纺织工业都是实行专业化生产，即纺纱、织布、印染分别成为上游、中游、下游，各自独立而又相互紧密联系的生产部门，只有少数纱厂兼营织布，或部分布厂兼营印染。1927年全国72家纱厂中，只有24家兼营织布，仅占全国纱厂的1／3，而且布机只有12109台，平均每厂只有500台布机，而纱锭却有2019588枚，平均每厂拥有28313枚。可见当时中国的纺纱业已经取得了相当发展。这种专业化的经营模式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经济愈发展，分工愈精细。这样有利于专业化的管理和技术上的改进提高，对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具有积极意义。西方列强为了侵占中国的棉纺织市场，摧毁中国民族纺织业，便集中力量打击当时中国比较发达的纺纱业和织布业，破坏中国棉纺织业的产业链，压低棉纱和坯布价格，抬高棉花价格，致使各纱厂亏损累累，纷纷倒闭破产。刘国钧目睹这一形势，便专营织染，以避免外商在纱市和坯布市场的打击，而在花色布市场与之竞争。大成纺织染公司成立以后，虽然经营范围扩大了，进入了纺纱行业，但实行一体工程，其所纺之纱和所织之坯布不进入市场，而是进行自纺、自织、自染，以所纺之纱自行织布，以所织之布自行印染，其进入市场的终端产品依然是花色布。这在当时中国的棉纺织界是一个特有的经营模式。这一方面既避免了外商在纱市和坯布市场操纵压价的打击，同时也确保其所需棉纱和坯布原料的供应，减少了从棉纱到坯布再到印染的流动环节，缩短了其流转时间。其所纺棉纱和所织坯布的利润不与纱市与坯布市场分享，使肥水不流外人田，从而也节减了开支，降低了坯布和成品花色布的成本，大大增强了其花色布的竞争力，有力地维护了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而且也壮大了自己。大成公司之所以连年盈余，而且盈余额度相当大，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截留了本应由纱市和坯布市场分享的利润和佣金，将其转化成为了大成公司的盈余。
当然，从表面看来，其纺织染一体的经营模式与现代专业化管理是不相符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这只是从总体而言，实行了纺织染一体，而各厂仍实行自己独立的专业化管理，单独核算，只是总公司必须对所属各厂有一个综合性的全面控制和管理，与现代化的管理并不矛盾。
2.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这在其他企业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其他各企业公司很大不同的一个特点。旧中国许多企业甚至现在的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尽量压低工人工资，降低职工待遇，加强劳动强度，简化劳动环境设施，结果适得其反，而是造成尖锐的劳、资对立，工潮迭起，严重干扰了企业的生产，影响了企业效益。刘国钧则相反，主张提高职工工资福利，以鼓舞职工的生产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他常对工人说：“工厂工厂，乃工人的厂，只有大家努力，才能办好工厂。你们的子女中学毕业，即可进厂当练习生，小学毕业可来厂做工，若干年后，全厂都是你们的子女，你们可以享福了。”他还对大成一厂的职工说：“大成一厂不是我刘某的厂，是江苏武进县大南门的厂，是地方事业。”在制定职工工资时，他提出了三个“一些”的主张，即“将工资订得比同业略高一些，发福利略好一些，年奖多一些”。他认为这样熟练工人就不会跳槽，就会在大成长期工作下去。而且这样看起来工厂增加了开支，但是工人积极性提高了，热情高涨，生产提高的收益，将远远超过此数，“甚至有数倍、数十倍之收益”。因此，大成公司职工工资一般都比其他同类企业要高一些，而且每年都可加薪。在大成工作年数较长的老职员，一般工资都有二三百元。这在当时已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工资了。此外还有“分红酬劳”、“暗贴”等奖金。工作越勤奋，“酬劳”奖金越多，最多的一年甚至可拿到二三十个月的工资。每到春节，公司都要宴请职员、机工、“宕工”等主要职工，刘国钧向他们逐一敬酒，感谢他们一年来为大成公司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此外，工厂设有保健所，职工小病可免费治疗。职员住房有“房贴”，子女上小学学费可向厂里报销，中学学费亦可补贴一部分。对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技术员，可由公司出资出国深造。而且，厂里办有食堂，建造了宿舍，办有大成小学，还建有大成公墓和公德堂。老年职工去世，厂里要为其开追悼会，对有贡献的老职工去世，厂里为其在公德堂竖碑立传。
过去在极“左”的年代里，总以阶级斗争的观念看待刘国钧提高职工工资待遇的问题，说这是他对广大职工的怀柔和笼络。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不妥的，应该把这看作一种观念文化，企业的经营理念。其实刘国钧自己出身就非常贫穷，他父亲刘黻堂原是晚清的一名穷秀才，以坐塾为业，因屡次乡试不第，精神失常，不能坐馆当塾师，靠其母亲给人家帮佣度日。所以他很小就开始拾柴和贩卖水果补贴家用，稍长即到靖江一家糟坊当学徒，由于人小承受不了强体力劳动，转至武进奔牛镇的一家京货店当学徒，满师后即在京货店当伙计。所以他也是工人出身，对工人的苦难有切身体念。他给职工较高的福利待遇，应该是他对广大职工的同情和爱护。所以在他创办实业的30余年里，正是全国工人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可在他的厂里，从未发生过工人运动，可见其与职工关系的融洽。当然他在提高职工工资的同时，对职工生产工作也是有要求的，要求他们“质量好一点，产量高一点，成本低一点”，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
3.广泛开展市场调查，了解消费者的爱好，生产适销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不断开拓商品市场。刘国钧系经商出身，与消费者顾客有过多年的直接接触，深知消费者顾客是商家的上帝、衣食父母，市场才是企业家的广阔的天地，走上实业道路以后，一直将市场作为另一个战场，不断开拓商品市场。为此他每到周末，就到各布店考察，看顾客喜欢什么样的花色品种，这些品牌的花色图案如何，以了解市场行情。开办大成公司以后，他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因上海当年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全国工商业中心，市场信息最为灵通，由精明强干的刘靖基任主任。同时在西南、西北各省设立销售处，进行直销，开拓内地各省市场，同时也免除了经销商的中间利润。抗战期间，在重庆设立了批发字号和办事处，以经销产品，了解市场行情；在香港开设大孚商行，经销原料；在昆明、河内、仰光等地设立办事处，调查市场行情。因而大成的市场十分广阔，其“蝶球”牌细布畅销东南亚各国。其“大成蓝”色布，由于“坯布好和颜色坚牢度好”，“畅销全国，订货有应接不暇之势”，在江浙、湖南、湖北和四川尤受欢迎。“元色斜羽绸”和“条子漂布”等，在湖南、天津、河南、广东、广西等地也“非常畅销”。
4.“稳扎稳打”的发展观念。刘国钧出身贫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1200元资金的小京货店和家庭作坊起家，因此他经营企业十分小心谨慎。当时企业界许多人都参与交易所的证券物品买卖，有的也的确因此而一夜暴富，可他从不参与这些投机买卖。他认为，发财致富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而不靠侥幸，因此他脚踏实地，一心扑在企业上，挖掘潜力，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向社会提供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以获取社会的回报，赚取正当利润。他获取利润后，也从不大手大脚，随意挥霍，“对各厂的用料、用物，以至运输、水电等精打细算，决不允许多用一分料，多花一分钱”。工厂的盈余，除了拿出一部分用于职工奖励和股东红利外，大都用于资金积累。所以大成公司资金积累迅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依靠利润的积累。对此，开始时一些股东有不同意见，主张盈余应“按股分拆”。刘国钧则“力主增资”，用于扩大再生产。许多股东见刘国钧主持企业顺手内行，“公司前途大有可为”，也都“同意增资”，原先主张“按股分拆”、扩大分红的股东们见此情景，也都改变了意见，同意增资，所以大成公司的增资迅速，规模不断扩大。
三
在生产管理上，刘国钧也和其他许多企业家一样，重视人才和新技术新设备，高薪任用了一批当时纺织界的精英人物，如刘靖基、陆绍云、朱希武、张一武等，其中刘任副总经理兼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陆任总技师，朱和张也均担任高级职务。在机械设备方面，他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此在1927年淘汰了广益布厂的老式木机和铁帽子布机，安置了180台电动织布机。1930年创办大成公司时，发现此前的大纶久记厂对各机件维护保养不够，造成各机件严重损坏，许多附属设备都不完善。虽然这时大成公司刚刚起步，资金十分短缺，他仍毅然对各机件进行大检修，添置了全部必要的附属设备。资金不够，他就自己垫款。到工厂开工时，已垫款40万元，连他的广益布厂都作了贷款抵押。当大成公司取得新的进展后，又订购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理特”纱锭和新式布机，准备开办大成三厂，扩大生产。但刘国钧在重视技术、人才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在进口外国先进设备时，不放弃先进国家的二手设备。他认为，外国的最新技术设备固然很好，然其价格昂贵，对于规模大、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如广益这样的中小企业和刚刚起步，一开始即已垫借40万元的大成公司来说，未免望而生畏，力不从心，不得不着眼于二手设备。二手设备虽然比不上最新设备，但对于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依然具有其先进性和较大的使用价值。因为西方先进国家竞争激烈，工人工资高，科技发展快，机械设备更新快，许多机械设备半新不旧，即被更换。而中国贫穷落后，各工厂企业大都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工人工资低。西方国家的二手设备在西方是被用旧了，可对中国来说仍具有其先进性，特别是其价格便宜，只相当于最新设备的1／20，这对于资金短缺的中国企业来说，是很实用的。所以刘国钧除在1936年大成公司发展到鼎盛时期，订购了一批西方最先进的“里特”纱锭和布机外，其在初期和抗战胜利后恢复生产时，也先后从日本、美国进口了许多二手设备。这些二手设备同样被用来为大成公司创造了巨额财富。
2.在技术观念上，刘国钧特别重视应用科学和实用技术，以及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刘国钧高薪聘用的陆绍云、朱希武等人，都是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才。因为企业是生产实践，创造财富的单位，最讲实际，只有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技术，才会被接受应用，否则将影响生产、束之高阁。科技人才也是这样，光有理论还不够，还必须有实践经验，懂生产。在西方先进国家中，他比较看重日本的纺织技术。因为日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进国家，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建立了自己现代的纺织工业，是中国学习西方的榜样。而且日本是当时在华外资棉纺织工业势力最强的国家，对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威胁也最大，是中国棉纺织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必须首先学习日本的纺织技术和经营模式，发展壮大自己，亦即所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说：“日本纺织业有许多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日本厂商的经营管理讲求实效，节减工序，费用少，成本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仿效的地方。为此，他在抗战前曾三次赴日本考察，甚至深入到盛产灯芯绒和丝绒的滨淞县农村，考察该县农民的割丝技术，还从日本买回了一套绉绒和灯芯绒的二手生产设备，聘请了一位日本技师来安装调试，开始了灯芯绒的纺织。 刘国钧重视实用技术，不光是口头上号召提倡，而且带头刻苦钻研。他为了发展花色布纺织，从日本进口了一套二手八色印花车，并以重金聘请了日本技师和上海某印花厂工程师前来安装校验，可校验了很长时间，屡试不灵。德国的德孚洋行为了兜揽其颜料生意，也派技师来帮助校验，亦未奏效。一些职工开始泄气，认为是从日本买回了一堆废铁，不能用，不用校了。可他仍不死心，认为这不是废铁，“日本人已将新车用旧，决不是废物”，没有校验成功，主要是没有掌握其性能。因他参加了先前的历次校验，了解了校验的全过程，掌握了其基本技术，便决定亲自动手，主持校验，并抱定必成的信念，从上海请来了两位熟练工人，亦从厂里选派了一名技术员作助手，可接连数月还是没有成功。厂里的一些领导和工人不理解，开始闲言闲语，说人家工程师和高级技师都校验不好，花几十元一个月的工资请两个工人来就能校好（当时一般工人工资只有七八元），真是奇谈。还有的在背后说他发了神经病。可他不顾这些嘲笑和谩骂，仍信心十足地坚持校验，苦心钻研，废寝忘食，有时半夜里想起某个环节没有做好，就立即起身，在日记本上记下，然后翻阅资料，或到车间实地查验，有时搞得浑身上下五颜六色的，甚至经常擦破烫伤，他都不顾。如此一连数月，最后终于把八色印花车校验成功，投入生产，在花色品种上大大提高，为大成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大成公司也是第一家应用“盘头纱”技术的纺织企业，节减了纺织工序，降低了成本。
3.重视技术，不仅重视专业技术人员，高薪聘用，还十分重视对普通工人技术文化的提高。这也是他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刘国钧认为，办好工厂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固然十分重要，对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提高产品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提高广大普通职工技术文化的水平，同样十分重要。因为职工生产工作在生产第一线，对生产工作效率的提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工人人数众多，全公司有好几千人，如果每人通过技术文化学习，提高生产工作效率1％的话，全公司就提高了好几千个1％，其总和便十分可观。为此他在厂里设立了夜校，规定青年员工都必须隔日到夜校学习2个小时，由本厂工程师担任教师。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和“打图样”的制图课，尤其是“打图样”的制图课，与语、数、外一样，都是必修课，绘制了各种机械装置图例，学习了“打图样”课以后，一旦生产中出现机械故障，工人们即能自行排除，不致影响生产。青年女工每周也须上两次夜校，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每次学习2小时。
刘国钧为了培养技术员工的后备力量，还分别创办了练习生班、艺徒班和值车工养成所，先后招收练习生四五十人，艺徒班百数十人，值车工养成工1000余人。其中练习生班主要招收初中毕业以上的知识青年，由厂里的工程师任教，学习生产管理知识，学习期限二至三年，毕业后充任各车间的副职管理员。艺徒班招收小学毕业以上的青年学生，由厂里的技术员和老师傅授课，学习各机械技术和文化知识，主要培养车工技术人员。值车工养成所则招收常州城郊的一些略有文化、勤劳朴实的女青年，学习一个季度以后，即充任挡车工人。
此外，刘国钧还出资自行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先后选派由南通纺织学院毕业的技术员陈钧到英国留学，学习染色，练习生班毕业的优秀技术员缪甲三到美国留学，学习纺织。他们回国以后也都得到重用，被委以厂长职务。
随着职工技术的提高，大成公司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细纱车工由原来的一人管25木杆，提高到管50木杆。并条工由原来的一人看7眼提高到21眼，梳棉工由原来的一人看10台机器，提高到18台。效率普遍提高到2～3倍。
刘国钧租办震寰纱厂，将之改组为大成四厂后，为提高大成四厂的生产率，抽调了一批大成四厂工人到常州大成两厂进行培训；同时也派遣了一批大成两厂的熟练工人到汉口大成四厂参加生产，完全按照大成一厂的管理体制组织生产。由此，大成四厂职工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到1938年武汉战争吃紧时，刘国钧提前与之解除合约，在不到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已盈余400余万元。刘国钧分得了200余万元物资，到重庆与卢作孚合办了大明纺织染公司。可见职工素质的提高，对企业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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