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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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崔骃生平与作品作年至少还存在四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订清楚：其一，崔骃在太学时期与班固有同学之谊的可能不大，傅毅与班固非同学之谊而是师生之谊；其二，崔骃在太学时期所作《明帝颂》、《冬至袜铭》、《缝铭》、《樽铭》、《达旨》等作品的作年大致可以确定；其三，崔骃《北征颂》存在别称的可能，或为《武都赋》，或为《武赋》；其四，崔骃《四巡颂》具有弥补《后汉书》相关记载不完备的史料价值，尤其是《西巡颂》详细描述了汉章帝西巡的过程，可补史阙，《东巡颂》对于祭祀屈原的记载也丰富了汉代楚辞学史的内容。
　　［关键词］　崔骃；　班固；　《文馆词林》；　《北征颂》；　《四巡颂》
　　崔骃（？—92），涿郡安平人，在东汉章、和二帝年间与班固、傅毅齐名。虽然崔骃在融赋入颂方面取得空前的成就，但他的作品以完篇流传于世的较少，加之史传记载相对简略，影响了对其生平认识和文学地位的评价。通过清理崔骃的生平创作，不仅可以深入探讨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可以通过他与班固、傅毅的交游情况，间接辨明班、傅生平创作的一些细节问题。另外，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收崔骃失传已久的《北征颂》，还存在篇名异称的情况；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收崔骃《四巡颂》的文献及文学价值虽逐步得到学界的重视，但对《四巡颂》的史学文献价值却关注较少。因此，笔者针对崔骃生平创作的四方面问题加以辨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　崔骃“少游太学”考
　　崔骃生年史传不详，唯知早慧，少游太学。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据《后汉书·崔骃传》“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句，认为三人年龄相近且同游太学。他以班固生年建武八年（32）为参照点，假定崔骃生于建武六年（30）左右，傅毅生于建武十一年（35）左右［1］76　。
　　据《后汉书·崔骃传》“及（窦）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2］卷五二，1721的记载，崔骃的年龄确实要小于班固和傅毅，但陆先生的结论还可进一步修正。
　　首先，傅毅未必与班固同在太学读书。永平中，傅毅尚在家乡平陵县学习章句。《后汉书·文苑·傅毅传》载：“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在兹弱冠，靡所庶立……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爰率朋友，寻此旧则。契阔夙夜，庶不懈忒。’”［2］卷八○上，26102612　茂陵、平陵皆为右扶风郡下二十一县之一，由上可知二十岁左右的傅毅尚在县学习章句，与众多学友以古训互勉力学。此后不久，傅毅由平陵县学转入太学。傅毅可能在永平二年（59）明帝特重古礼、推行儒学之际入太学，陆侃如将其《迪志诗》系于本年，与《后汉书》本传所言“永平中”尚在平陵习章句作此诗差可相合。此后傅毅感于明帝求贤不笃而作《七激》，其中有“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3］293句，“辟雍”为宣化圣教之地，本祭祀之所，味傅毅文意，当即指太学。
　　永平中，班固在乡守父丧，丧满后致力于《汉书》的续纂。永平期间乃至以后，班固不可能在太学读书甚明，更谈不上与傅毅有同学之谊。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54），班固随之丁忧返乡。永平元年（58），班固向东平王刘苍上奏记，荐举了桓梁、晋冯、李育、郭基、王雍、殷萧等六人，但自己并未谋得一职。随之，再次返乡续撰《汉书》。永平中，班固以私修国史罪被告发下京兆狱，班超入洛阳上书陈请，才得幸免。不久，班固任兰台令史，班超携母举家迁往洛阳。《汉书·叙传》载：“（班固）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4］卷一百上，1743上《后汉书·班固传》载班超赴京为班固陈请后，“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2］卷四○上，1334《后汉书·班超传》载：“永平五年，兄固被诏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2］卷四七，1571可知，永平五年（62）班固为校书郎，此后二十余年均致力于《汉书》的续纂。
　　另外，傅毅还向班固等学习撰史，两者有师生之谊而不宜以同学称之，而且班固也较为轻视傅毅。《后汉书·宗室·临邑侯刘复传》载：“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刘）复典章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2］卷五二，1708建初中，傅毅以文才被章帝任命为兰台令史，又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其事具见《后汉书·文苑传》。傅毅的后来居上使班固颇感压力，他在《与弟超书》中说：“傅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引用并加以评价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5］卷五二，720
　　崔骃则有可能与傅毅同在太学读书，与班固的可能性不大。关于东汉接受太学教育的年龄，崔寔《四民月令》载：“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旧注“成童”曰：“谓十五以上至二十也。”［6］226　班固等《白虎通德论·辟雍》载：“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籍。”［7］卷六，253　傅毅即在二十岁之后入太学，当然，入太学的年龄也未必一定在十五岁之后、二十岁之前，贾逵则在幼童期间就经常出入于太学。但贾逵世代习儒，且定居洛阳，出入太学得其便利，当属特例。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2］卷五二，1708。因此，崔骃十四五岁入太学是合乎常情的。崔骃有《安丰侯诗》，安丰侯即窦融，是光武帝的得力干将。建武八年（32）封安丰侯，不久拜司空，势位煊赫一时。永平五年去世，赠谥戴侯，班固亦作《安丰戴侯颂》，可知两作皆作于是年。由崔骃此作知，至迟于本年他已在太学，前文已述，傅毅可能在永平二年入太学，这也说明崔骃完全有可能与傅毅交往。 　　崔骃与班固为同学的可能性较小。崔骃在太学与孔僖友善。《后汉书·儒林传》载：“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2］卷七九上，2560　崔篆为崔骃祖父，孔子建为孔僖曾祖，就世交的辈分而言，崔骃比孔僖略高一辈，但就实际年龄而言则恐相差不多，俟考。郑鹤声《班固年谱》认为班固入太学读书于建武二十三年（47）至建武三十年之间，并列出《太学学友表》，其中包括崔骃、傅毅、李育、孔僖，其依据除了《后汉书》崔骃本传的这条记载外，还有《后汉书·儒林·李育传》的记载：“李育字符春，扶风漆人……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8］2022前文已论傅毅不可能与班固同学一处，郑氏之所以列入班固的交友表，显然因为郑氏认为崔骃与班固有同学之谊这个前提。据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傅毅在永平二年为20岁，永平五年则已23岁，因崔骃年龄小于傅毅，这就存在两种可能：如果崔、傅二人同龄而崔骃略小或两者相差两岁以内，崔骃十五岁左右入太学当在建武二十八年（53）左右，倒是有可能与班固进行短暂的交游 《后汉书·贾逵传》载：“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见范晔《后汉书》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5　页。《齐民要术·杂说》载：“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旧注：“谓九岁以上，十四岁以下。”见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卷三，（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　页。可知成童之前的贾逵即入太学，年龄在九岁至十四岁之间。；
　　然而，如果傅毅与崔骃年龄相差超过三岁，即崔骃建武三十一年（56）入太学，同样没有机会与班固同学一处，因此时班固在乡守丧。所以，将崔骃遽然纳入班固学友表中尚缺乏足够的依据。
　　《后汉书·崔骃传》所谓崔骃、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盖指三人所处时代大致相同、文名相当，而不是指三人从太学求学至入仕均有密切联系。崔骃虽为后辈，但因自身的文才得到班固的赏识。史载：“帝（按，章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按，《四巡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　‘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2］卷五二，17181719　这种赏识基于崔骃有与班固、傅毅相同题材的许多优秀创作，如在窦宪北征之前崔骃、傅毅均有《反都赋》，傅毅又有《洛都赋》，班固有《两都赋》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一文已对班固创作《两都赋》意在与傅毅《洛都赋》一较高下的动机阐述甚多，可参《文学评论》2003　年第1　期，第7179页。其实，崔骃、班固、傅毅三者大多数同题作品都暗含了互较高下的意蕴，这为他们这类作品的系年也提供了线索。　；
　　崔骃有《七依》，傅毅有《七激》；崔骃有《博徒论》，班固有《奕旨》；崔骃《明帝颂》，傅毅有《明帝诔》、《显宗颂》
　　王充《论衡·须颂篇》载：“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王充《论衡》，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98　页）味文义，班固似亦有类似《明帝颂》之类的作品，惜未见流传。；崔骃有《达旨》，班固有《答宾戏》等。因此，尽管崔骃与傅毅、班固能够“同时齐名”，却不能作为三者同游太学的依据。
　　二、　崔骃太学创作考
　　崔骃较傅毅、班固在太学积滞的时间更长，其中有时机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他不慕权要的个性使然。《论衡·佚文篇》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9］200　按，《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74）“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2］卷二，121。由此知群臣上《神雀颂》为永平十七年五月事。王充没有提及崔骃的名字，并非因为文才不善，而是可能后者并未跟风而作。崔骃创作的高峰实从章帝时期开始。
　　（一）　《明帝颂》作年考
　　永平十八年（75）八月，章帝即位，政从宽省，重视文士。《后汉书·文苑·傅毅传》载：“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2］卷八〇上，2613崔骃亦有《明帝颂》，当作于一时。陆侃如认为崔骃《明帝颂》及傅毅《明帝诔》均作于永平十八年（75）八月明帝去世后，又认为崔骃《明帝颂》“疑亦哀诔之辞”，但未详所据。其实，《后汉书·文苑·傅毅传》中已言建初中“庙颂未立”，因此，崔骃《明帝颂》当与傅毅《显宗颂》同时为汉室宗庙祭祀而作，只是傅毅之作更为驰名。关于两作的具体时间，也可考定。《后汉书·文苑·傅毅传》载傅毅因《显宗颂》闻名于朝后被车骑将军马防聘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按，马防于建初三年（78）十二月拜车骑将军，次年五月罢，故知傅毅依附马氏当在建初三年末或四年初，《显宗颂》据史载为傅毅招致盛名，亦为其入马氏幕府的直接原因。故此作当去其归马氏不远，应系于建初三年末或四年初，而非陆氏所言建初二年。由此可知，崔骃《明帝颂》亦当与傅毅《显宗颂》作年相同。
　　（二）　《冬至袜铭》、《缝铭》、《樽铭》作年考
　　建初五年（80）、六年（81），崔骃有大量为帝王祈愿赞颂之铭作。崔骃《冬至袜铭》云：“机衡建子，万物含滋。黄钟育化，以养元基。长履景福，至于亿年。皇灵既佑，祉禄来臻。本枝百世，子子孙孙。”按，冬至献履袜，群臣朝贺万物之始，为朝廷类似元日庆贺的盛典之一。《初学记》卷四“冬至”载：“《玉烛宝典》曰：‘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极景极长，阴阳、日月、万物之始。律当黄钟，其管最长，故有履长之贺。’沈约《宋书》曰：　‘冬至朝贺享祀，皆如元日之仪。又进履袜，作赤豆粥。’司马彪《续汉书》曰：‘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也。’曹植《冬至献袜颂表》称：‘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先臣或为之颂，臣既玩其嘉藻，愿述朝庆，千载昌期。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物昭苏，亚岁迎祥，履长纳庆。’”［10］卷四，8284以上均是崔骃此铭为帝王祈福、求国祚永延的间接说明。崔骃有《缝铭》曰：“惟岁之始，承天嘉德。皇灵愿国，丝绥充贽，以□朝迪。”［11］卷八三〇，3705　按，《周礼·春官下》曰：“缝人，掌王宫缝线之事，以役女御缝王及后之衣服。”又有《樽铭》曰：“惟岁之元，朝贺奉樽。金罍牺象，嘉礼具存。献酬交错，万国咸欢。”［12］卷七三，1258　按，《礼记·礼器》曰：“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庙堂之上，罍樽在阼，牺樽在西。”可知，崔骃在元日之际借女工缝线、庙堂礼器，祝福天下太平、国运昌盛。 　　上述作品以颂赞为主，均作于章帝时期。《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气乐”。李贤注曰：“《东观记》曰：马防上言，‘圣人作乐，所以宜气致和，顺阴阳也。臣愚以为可因岁首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时以作乐器费多，遂独行十月迎气乐也。”［2］卷三，141　这段记载与崔骃所作冬至及元日的一系列铭颂有直接关系。按，《后汉书志·祭祀志中》李贤注引《皇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三）【八】等。青税八乘，旗旄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乐也。”［2］31823183　由上知迎时气与冬至献袜履的朝典相隔46天。章帝既然接受马防的建议开本朝迎时气的先例，冬至接受群臣献袜履的朝贺也顺理成章了，毕竟两种典仪在“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的目的方面相一致。因此，《冬至袜铭》可以确定为建初五年冬至前后作据王应麟《玉海》卷一二“汉四时迎气”条考证：“《明纪》（按，《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始迎气于五郊。《祭祀志》：‘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见王应麟《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03　年版，第1151　页。虽然迎时气在永平二年即已有之，但前已考证明帝立位之初不甚喜浮华赞辞，故系于章帝建初五年始迎春气之后的冬至前后。，《缝铭》、《樽铭》可按内容定于建初六年元日所作。
　　（三）　《达旨》作年考
　　崔骃《达旨》一文可能作于章帝元和中。首先，此文与班固《答宾戏》的题材类型一致，可借以推知《达旨》的写作动机。《后汉书·班固传下》载班固所作动机说：“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扬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2］卷四〇下，1373　显然，《答宾戏》是班固为向章帝表达升迁欲望而作。陆氏以此作于建初二年，此年傅毅升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校书东观，从而使十几年不得升迁的班固牢骚满腹，便作了此篇。但《后汉书·班固传》中尚有“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句，章帝元和中才进行了数次礼祀四岳的巡狩，班固有《东巡颂》和《南巡颂》留世，故知此必作于章帝元和年间。崔骃《达旨》与班固《答宾戏》尽管同祖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但两者无疑具有更多的可比性。章帝即位后，奖劝儒学、激赏文士，激发了崔骃创作的热情，前述数篇铭赞即是例证。《达旨》有“进动以道，则不辞执圭而秉柱国”、“君子非不欲仕也”等句，说明崔骃亦有谋求仕路的意图。因此，《达旨》其实与《答宾戏》一样，都用来表达上进意愿。
　　其次，从《达旨》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基本确定是章帝时期所作。其中有：“于时太上运天德以君世，宪王僚而布官；临雍泮以恢儒，疏轩冕以崇贤；率敦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选利器于良材，求镆铘于明智……今圣上之育斯人也，朴以皇质，雕以唐文……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陈而九刑厝。济兹兆庶，出于平易之路。虽有力收之略，尚父之厉，伊皋不论，奚事范、蔡？”［2］卷五二，17091714这些与《后汉书·章帝纪》所载章帝奖劝儒学、缓刑仁恕、广征逸隐的史实相吻合。
　　章帝奖劝儒学的记载有：“（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建初四年）十一月，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议讲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建初八年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遗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2］卷三，136　，138　，145　汉章帝宽政缓刑的记载有：建初元年春，诏曰：“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建初五年三月，诏曰：“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元和元年七月，诏曰：“自往者大狱已来，掠考多酷，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元和二年七月，诏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2］卷三，132133　，140　，146　，152153　汉章帝“疏轩冕以崇贤”的记载有：建初元年三月，诏曰：“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　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建初二年三月，诏曰：“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建初五年二月，诏曰：“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交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五月，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元和元年十二月，诏曰：“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士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2］卷三，133，134135，139140，147148
　　另外，《达旨》中还有“群生得理，庶绩其凝，家家有以和乐，人人有以自优”句，可能与东汉冬至节欢庆或元和二年五月因祥瑞而令天下饮酒五日的史实有关。《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冬至”条引《易通卦验》曰：“冬至始，人主与群臣左右，从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从乐五日，以迎日至之礼。”［10］卷四，83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诏曰：“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李贤注：“此女子百户，若是户头之妻，不得更称为户；此谓女户头，即今之女户也。天下称庆，恩当普洽，所以男户赐爵，女子赐牛酒。”诏中还称：“赐公卿已下钱帛各有差；及洛阳人当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此诏可看出，章帝借祥瑞频现之际大加封赐、普天同庆的情形。见《后汉书·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　页。 　　这可以看出《达旨》应当作于元和二年（85）之后，至迟不应晚于章和元年（87）《四巡颂》进献之前。因为《四巡颂》是崔骃人生中的一个转机，他的文学才能借此得到章帝的肯定，进而又得到窦宪的青睐，并成为后者的门客，已与《达旨》中所述“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门，进不党以赞己，退不黩于庸人……不以此时攀台阶，窥紫闼，据高轩，望朱阙……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2］卷五二，1709的情况迥然不同了。
　　三、　崔骃《北征颂》别称考
　　章和二年（88）二月，章帝去世，崔骃作《章帝谥议》。永元元年（89）窦宪授车骑将军，次年崔骃入幕为主簿，傅毅为主记室，班固为司马，出塞北征匈奴。此间，班固、傅毅、崔骃均作《北征颂》，前两者的作品较为完整，历来多以崔骃《北征颂》已残佚。据今人研究，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七“颂”十七“武部上”所载“阙题”颂即为崔骃《北征颂》
　　熊清元《〈文馆词林〉卷347　佚名阙题残篇考》一文（《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5　期，第4041页）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许云和《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七阙题残卷考》一文（《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第129页）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似未见熊氏之说。颂中有几处句子为《北堂书钞》和《文选》所征引，所署作者均与《太平御览》一致，为崔骃，而篇名有异，笔者拟测在作品流传中《北征颂》存在篇名别称的情况，详见文中所考。另按，本文《北征颂》、《四巡颂》引文均出自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7119、99108页，以下恕不一一标注。。
　　《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所题崔骃《武都赋》收“超天关兮横汉津，竭西玉兮徂北根。陵句注兮历楼烦，济云中兮息九元”四句，与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重曰”中四句相合，唯后者“竭”作“朅”、“玉”作“岳”、“根”作“垠”、“陵”字残佚、“元”作“原”。按，《北堂书钞》所异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数处，当据后者改正。“朅”与“徂”连用，作从某处至某处解，“竭”则无此义；“西岳”即华山，属汉常山郡；“北垠”即北边，泛指北方边城；“九原”属汉五原郡，《北堂书钞》诸句则殊不可解，当为历代传本误抄所致。
　　《文选》卷一四收颜延之《赭白马赋》“妙简帝心”句下李善注：“崔骃《武赋》曰：‘假皇天兮简帝心。’”又《文选》卷五八收王俭《褚渊碑文》“绩简帝心”［5］204　上、805　上句下李善注引同。按，因李善注引崔骃《武赋》与《北堂书钞》所引《武都赋》的佚句均出于本篇，故《武赋》与《武都赋》实为同篇，《全汉赋评注》、《全汉赋校注》将其作为两篇立目并分别收入参见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5177　页；费振刚《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442443　页。，不当。武都作为地名，有两解。一为汉五原郡属县，故治在今内蒙古准格尔北、黄河南岸，东汉末废。一为汉武都郡，西汉元鼎六年置（前111），故治在武都（在今甘肃西和县南），东汉时迁治下辨县（今甘肃成县西）。可参《汉书补注·地理志下》、《后汉书·郡国志五》。虽然窦宪北征过程中经过五原郡并可能在武都逗留，但崔骃以武都为名作赋的可能性不大：一则武都仅为边郡属县，似无须撰文进行赞美，如《两都赋》例；二则此作也并不作于武都，以此命名殊不可解，见后考；三则武都不是北征的战场，此篇的战争描写与之无涉。李善注引称《武赋》，题名虽笼统，却无上述龃龉难通之处。另按，赵奎夫《汉晋赋管窥》一文亦见到《北堂书钞》和《文选》所收崔骃《武赋》及《武都赋》，并认为《武赋》脱落“都”字，当为《武都赋》之佚文。他将两篇合为一篇来看，洵属卓识。然而，赵氏在仅凭两篇残存数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说：“崔骃此赋不同于《两都》、《二京》写一统帝王之都的大赋，也不同于《三都赋》之类，而是联系神话写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活动中心，而尤其突出地写了神马，反映了当时古代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崔骃对当时少数民族文化和发展状况的重视。”［13］3439崔骃篇中“马”的形象描写实际是在描写北征过程中战争的场面，而与神话传说及少数民族活动无涉。另外，《武赋》与《武都赋》何种名称更确，尚待新出材料予以进一步证实，《武都赋》增写“都”字，亦属可能。然因文献不足，难以遽定《武赋》或《武都赋》何者为篇名为确，故暂付阙如。
　　《北堂书钞》和《文选》所引崔骃《武赋》佚句与此篇吻合，透漏出此阙题颂与《武赋》为异名同篇。首先，在文体观念尚不清晰的汉代，赋颂混称的例子非常多，《武赋》与《北征颂》之间的文体界限不是绝对的，且从题名来看“武赋”当为宣扬武功战勋之意，与《北征颂》主题一致。
　　其次，《北堂书钞》录入崔骃《武都赋》列在卷一一四“武功部·征伐三”，与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武部上”的题材归类相同。再次，许敬宗奉敕编定《文馆词林》，部类分明、校核详审自不必说［14］；《北堂书钞》编于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时间远早于《文馆词林》的成书；李善卒于载初元年（689），主要生活在唐前期，相去许敬宗编定《文馆词林》的显庆三年（658）不远。后两者同时摘引《北征颂》而误题他赋的可能不大，而可能征引了《北征颂》另一不甚通行的名称，或即《武都赋》。
　　四、　崔骃《四巡颂》的上奏时间、单篇作年及史料价值
　　《后汉书·崔骃传》载崔骃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共21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10卷。又《唐抄文选集注汇存》卷五九载谢朓《和王主簿怨情诗》“宿昔千金贱”句下李善注：“《崔骃集》云：‘千金买笑也。’”［15］第1册，600由此可知，《崔骃集》至少在唐初即已编定并传世。在崔骃所有作品中，可以代表其最高创作成就的无疑是《四巡颂》。而且他现存作品多数都是残篇，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六则载录其《四巡颂》全文，这不仅对研究崔骃个体创作有重要价值，还对探讨颂这一文体的演变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　《四巡颂》的上奏时间
　　《后汉书·崔骃传》载：“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李贤注：“骃集有东、西、南、北《四巡颂》，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误。”［2］卷五二，17181719　又《后汉书·章帝纪》范晔赞曰：“儒馆献歌，戎亭虚候。”李贤注：“献歌，谓崔骃游太学时上《四巡》等颂。”［2］卷三，159　由上知，从创作时间上讲，《四巡颂》作于元和间。从作品体制上讲，《四巡颂》为一组作品，是在四篇颂均完成之后再附表上献章帝，而不像班固“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作品以《东巡颂》、《南巡颂》的单篇形式存在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残简所载东汉阙题颂载：“建初郁郁，增修前绪，班固司籍，贾逵述古，崔骃颂征，傅毅巡狩，文章焕烂，粲然可观。”这说明傅毅也应当作有类似《四巡颂》的作品，惜未见流传。姜维公《〈文馆词林〉阙题残篇考证》一文认为，此阙题残篇为马融《上林颂》，参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　年第1　期，第6570页；许云和《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次不明之阙题残篇考辨》一文又否定了姜文观点，认为是曹魏时文人所作，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5　期，第2124页。。
　　《后汉书·崔骃传》载：“帝幸宪第时，骃适在宪所。帝闻而欲召见之，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帝悟曰：‘吾能令骃朝夕在傍，何必于此。’适欲官之，会帝崩。”［2］卷五二，1719按，窦宪奉敕与崔骃交往，在崔骃上《四巡颂》后不久；章帝幸窦宪宅，又在崔骃成为窦宪门客不久；不多时，章帝于章和二年（88）春去世，故知《四巡颂》并表可能上于章和元年（87）八月至十月南巡结束之际。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四巡颂》系于元和三年（86）正月至三月北巡结束之后，并称：“四颂不作于一时，上表或在本年。”［1］111按，陆氏系的上表时间嫌早，就《后汉书·崔骃传》的记载来看，崔骃上表与章帝去世的时间相去不远，而且以雅好文士著称的章帝看到《四巡颂》后也急于见到崔骃本人，绝不至于在元和三年至章和二年两年多的时间内毫无表示。相反，崔骃若于章和元年十月后献颂，一则承南巡结束应景合时，二则去章和二年二月章帝去世仅有四月左右，且章帝弥留之际自难顾及对窦宪所说要赐官崔骃的许诺，才使得崔骃终章和之世仍是一介布衣。
　　（二）　《四巡颂》的单篇作年及史料价值
　　《四巡颂》的单篇创作按时间顺序排列为：元和元年（84）的《南巡颂》、元和二年（85）春之后的《东巡颂》、元和三年（86）正月之后的《北巡颂》和元和三年八月之后的《西巡颂》。以下分别考订其创作时间及史料价值。
　　1.《南巡颂》作年及其史料价值
　　关于《南巡颂》的创作时间，《南巡颂序》所言甚明：“建初九年，秋谷始登，改历元和……于斯嘉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遂南巡楚，略江川以望衡山，顾九疑……愚人作颂，以赞主德。”此颂利于更清晰地把握章帝南巡的具体线路。序中指出南巡以在“章陵”举行祭祖之礼为开端，舂陵为刘秀高祖刘买的封邑，故邑在今湖南宁远县北。刘买之孙刘仁在元帝时率族人迁至南阳白水乡，仍冠以舂陵旧称。刘秀出生于此地，张衡《东京赋》“龙飞白水”句即指此。建武六年刘秀幸舂陵祭祖，改名为章陵，事详《后汉书·郡国志四》“南阳郡下”、《后汉书·城阳恭王传》、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七“礼七”等，兹不赘。汉章帝早在建初七年八月，即“饮酎高庙，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又于同年九月，“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2］卷三，142，144。　这也与班固《南巡颂》所说“汉再受命，系叶十一，□帝典，协景和，则天经。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于西都，又将袷于南庭”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根据班固此句，将班氏《南巡颂》作年系于章和元年八月至十月南巡之后，　误。详细考证参见孙宝《崔骃、班固赋颂作年献疑》，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年第5　期，第8688页。　相吻合。
　　有关南巡一事，《后汉书·章帝纪》侧重讲述南巡的优抚政策，巡行过程的记载相对简略。而在《南巡颂》正文中，则进行了本于史实的艺术化描述。有关出巡时间、路线及阵仗声势，颂中说：“伊年之在仲秋兮，百卉斯殍……于是历吉日，践坛场，军升翼，策驷房。扬大火之龙旗兮，悬参伐之狐旌。登岳阳以舒节兮，观万乘于天庭……纡萦汝、颍，登陟陵、陆，遂臻章园。”上述是对《后汉书·章帝纪》中“（九月）辛丑，幸章陵，祠旧宅园庙，见宗室故人”［2］卷三，147的详细描述。颂中还对禘祖的仪式过程有详细揭示：“修吉珪之嘉享兮，班神序于灵祊。庶僚萋以位宾兮，群后俨而来虔。明德馨以芬鬯兮，皇祖欣以舞欢。陨鸿祉于帝室兮，降禳禳于显期……即乃周望郊野，逍遥旧家。原隰弥平，白水丹波。羿羿池沼，寝液圃涯，可谓乐土者已。”上述是对在刘秀起家的南阳旧居进行祭祖的描写，其中“白水”即指南阳白水乡（在今湖北枣阳境内）。祭祀完毕，章帝一行继续前往江陵祭祀南岳衡山，并下令地方官祭祀远在今湖南宁远舂陵的宗庙。颂中说：“步皇路于天衢兮，播光焰于南浦……瞰鄢郢之旧居兮，察黎苗之所处……瞰九疑与会稽兮，咏虞夏之遗基。想伯舅于山阴兮，叹列祖于长沙。”这可与《后汉书·章帝纪》“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侯、郁林府君”［2］卷三，147的记载互相参证。不过，除了祭祀故居宗庙外，《南巡颂》中还提及章帝对楚国先王熊鬻、熊绎、楚庄公、叶公沈诸梁、申叔时、叔孙敖、伍举、令尹子囊、屈原的凭吊与祭祀。颂云：“盖鬻子之师周兮，肇于是乎开宇。善熊绎之修度兮，美蚡冒之蓝缕……贤庄公之匡救兮，于衰运兮少康。嘉叔时于申息兮，懿孙敖于期思……表诸梁于宛叶兮，显伍举于章台……好子囊之忠国兮，顾社稷而垂辞。闵屈平之赴罗兮，痛灵修之被欺。”据《后汉书·章帝纪》载，祭祀完南岳后，车驾返回宛，是年十一月返都。颂中“表诸梁于宛、叶”，说明章帝在宛城、叶县之间的沈诸梁封邑表彰了这位楚国贤臣。颂中提及汉章帝对屈原的悯怀，说明东汉前期屈原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朝廷的认同，这则材料值得楚辞史家们关注。 　　2.《东巡颂》作年及其史料价值
　　《东巡颂》作于元和二年春之后。章帝即位之后，建初八年十二月曾东巡陈留、梁国、淮阳、颍阳等洛阳周边郡国，但尚未到达泰山郡行封禅之礼。章帝只有元和二年春东巡泰山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东巡，也是他在位期间唯一的一次拜岳巡礼，崔颂所言完全可与此次东巡泰山的记载相吻合。崔颂有“惟岳礼久而不修”句，此乃相对光武帝及明帝多次东巡而言。据《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帝一行首先到达定陶，并派使者祀尧于成阳灵台。李贤注：“成阳，县，属济阴郡。郭缘生《述征记》曰：‘成阳县东南有尧母庆都墓，上有祠庙。尧母陵俗亦名灵台大母。’”［2］卷三，150　崔颂有“祀帝尧于灵台兮，瞰禹迹于唐丘”及“睨垓下之制胜兮，经汉元于定陶”句，可与之相应。接着，东巡队伍到达泰山。《后汉书·章帝纪》载：“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李贤注：“汶水，出太山朱虚县莱芜山。二祖，谓髙祖、世祖；四宗谓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明帝为显宗。”［2］卷三，149150崔颂有“周观岱滨，抱礼受制。遂案唐仪，恢旧踪，宣重光，章二祖”及“俯三王之琐琐兮，仰五帝之寥寥”句，可与之相应。泰山祭礼结束之后，章帝一行前往鲁国曲阜。《后汉书·章帝纪》载：“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2］卷三，150崔颂有“搜历往昔之七十二，彼曾何足与争流”及“登少皓之曲阜兮，穆相佯以延伫。咏邹鲁之遗风兮，思盛礼于尼父”，可与之相应。东巡结束后，章帝一行北登太行，辗转返洛阳。《后汉书·章帝纪》载：“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车驾还宫。”李贤注“天井关”称：“在今泽州晋城县南，今太行山上，关南有天井泉三所也。”［2］卷三，150另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河东道四·泽州”条称：“晋城县，本汉高都县，属上党郡。”“天井关，在县东南四十里。置在天井谷内，深邃似井，因以为名。”又同卷“潞州”条下有长子县，称在“东北至州五十二里”［16］卷一五，421，418　。崔颂有“登天柱兮陟太行，临高都兮眺长子”句，句中“天柱”为岐山别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凤翔府·岐山县”条下：“岐山，亦名天柱山，在县东北十里。”［16］卷二，41《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二十一县”之一“美阳”条下：“《禹贡》：岐山在西北。”王先谦《补注》引吴卓信言曰：“今岐山，县东北五十里。西凤凰山，逾天柱山，东至箭括山六十余里，皆岐山也。”［4］卷二八上，653可知崔颂此句亦与史载相合。《后汉书·章帝纪》对东巡队伍返回洛阳的记载非常简略，崔骃此颂末尾称：“瞰八荒兮目万里，回六龙兮横大河，曜文鹢兮厉素波。杨景祉兮被烝黎，总休瑞兮怀北归。”由此可知，崔骃把章帝一行由太行北归乘舟渡过黄河的场面也写了出来，足以补史之阙。
　　3.《北巡颂》作年及其史料价值
　　崔骃《北巡颂序》称：“元和三年正月，上既毕郊祀之事，乃东巡狩。出河内，经青、兖之郊，回舆冀州，遂礼北岳。”按，《太平御览》卷五三七《北巡颂序》西巡时间作“元和二年正月”，严可均据以录入《全后汉文》卷四四崔骃作品中。《后汉书·章帝纪》载北巡事见元和三年正月，知《太平御览》误抄按，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及冯方《在古籍西归中由杨守敬于日本辑回的崔骃〈四巡颂〉》一文均指出此误。冯文参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第3335页，以下恕不备注。。
　　《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三年正月）丙申，北巡狩……辛丑，帝耕于怀……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长城。”［2］卷三，154155文中“怀”为怀县，隶属河内郡，在洛阳东北方向。此后又至高唐巡查黄河汛情，然后入中山望祭北岳。可知此次北巡采取的是从洛阳出发东行而北折的路线，即《北巡颂序》中所说“出河内，经青、兖之郊，回舆冀州”，“回舆”恰好说明路线的改变，颂中“东巡狩”当为章帝经过河内、青州、兖州边界进行巡察之意，此颂正文有“相天功，巡东作”句亦可证。上文已指出章帝在元和二年巡狩泰山结束返都之前，还北巡上党郡，可知巡狩路线未必与颂名完全一致。故冯方认为序中“东巡狩”　当为“北巡狩”之误，非是。
　　由《北巡颂序》知，章帝结束正月的郊祀之后，开始北巡。北巡路线实先东北而后北，颂中所言“律时月，历元日……帝勤神农，将省阳谷。相天功，巡东作”即是其证。章帝先在怀县举行耕籍之礼，继而经过魏郡、平原、中山，遣使者祭祀北岳常山（即恒山，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后汉书·章帝纪》记载较明，而《北巡颂》则详细记述了巡行过程中章帝凭吊先贤，祭祀汉光武、汉明帝的情形。颂中说：“济河州之皋渚兮，税农郊于怀鄙。率百甸而躬藉兮，望天地而据耜。钦神仓之明粢兮，播兆庶之福祉。”即指车驾渡过黄河来至河内郡的怀县，并在怀县郊区进行籍田之礼。由颂中“悯三仁于朝歌兮，轼商容于大行……　涉淇卫而容与兮，历高阳之遗迹”句，可知怀县籍田完毕后，车驾至朝歌祭拜殷末“三仁”　——微子、箕子、比干，然后渡过淇水至魏郡濮阳。颂中“高阳之遗迹”指颛顼墟，即濮阳。《汉书》卷二八上“东郡·濮阳”载：“卫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颛顼墟。”王先谦补注：“《左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昭十七年传》：‘梓慎曰：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4］卷二八上，674　上从颂中“故魏之区阜兮，贯兖野之分州……路冉冉而弥章兮，瞻青土之茫茫。无堤激而上下兮，临河曲于高唐”句，可知车驾由濮阳前往兖州、冀州之交的高唐，并于此登古黄河堤岸，巡视汛情，这与《后汉书·章帝纪》“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2］卷三，154的记载相符。《后汉书·章帝纪》还记载章帝诏告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2］卷三，154　对此，颂曰：“咏显宗之烈绩兮，晞东壤之污汜。拯瘠人于隆平兮，爰差卤而作旨。乃班膏衍而振饷兮，撤藉敛以佐农。”一则与史料相左证，二则也再次说明章帝北巡先东北后北的路向。 　　高唐巡视之后，车驾渡过滹沱河入中山国。颂中说：“遂造呼池而回冀域兮，礼恒岳而纡衡阳。”其中“呼池”即滹沱河的古称。此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向西南流经恒山与五台山之间。《后汉书·章帝纪》载：“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长城。癸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明日又祠显宗于姓生堂，皆奏乐。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复元氏七年徭役。”［2］卷三，155颂中则详细描述了在元氏、高邑进行宗庙祭祀的场景：“欣元氏之育圣兮，肃高邑之登皇。尚二后之神宇兮，饰珪瓒而虞虔。享隆孝思之圣愤兮，采雅颂而著章……敦文教，薄威狱。放虚华，收实确。路不穷轨，乐不尽欢。行无留连，田弗游盘。祈神明而求邻兮，惟所与乎配灵……蹈八代而上格，抚皇氏之高庭。奋帝猷以临下，绥仲夏之平平。”王先谦补注《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条说：“战国时赵邑，孝成王城之，见《赵世家》。颜师古注引阚骃曰：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4］卷二八上，708　下因汉明帝生于常山元氏传舍，故而有元氏之祭。当然，《北巡颂》未描写《后汉书·章帝纪》“己卯，进幸赵。庚辰，祠房山于灵寿。辛卯，车驾还宫。赐从行者各有差”［2］卷三，156的内容，但已将此次巡行的主要过程表现出来了。
　　4.《西巡颂》作年及其史料价值
　　《西巡颂》在诸篇中史料价值最大。《西巡颂序》称：“惟元和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东。”按，《太平御览》卷五三七所收此序则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云云，严可均据以录入《全后汉文》卷四四崔骃作品中，显误。检《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未有西巡之事，且与《四巡颂》颂赞章帝的主旨不合。然而，《西巡颂序》所称西巡的开始时间也不完全可靠。《后汉书·章帝纪》载，是年“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观盐池。九月，至自安邑”。李贤注：“许慎云：‘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一十六。’今蒲州虞乡县西。”［2］卷三，156　按，据陈垣《廿二史朔闰表》推算，是年八月无“己丑”日，而“乙丑”为八月二十四日，则知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载《西巡颂序》及《太平御览》均误抄。《后汉书·　章帝纪》所载此次西巡仅有两句，故崔骃此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巡颂》开篇即称西巡的目的：“惟秋谷既登，上将省敛，平秩西成，巡畿甸于西郊，因斯方物，凝德绥俗。”这与建初七年九月章帝东涉卷津至河内行秋稼、观收成之意同。此颂记述西巡的路线称：“是以登三涂之二崤兮，出九河之重股。遵虢路以超河兮，陟大阳而顾华……因冀州之博大兮，登太岳以高游。瞰黄帝于桥山兮，临颛顼于昆吾。咨二文于汵唐兮，统历下之孤畴。贬采薇之耿节兮，闵子推于介丘……依九士之洪迪兮，碣海口而长吁嗟……区天地而北渡兮，大汪濊而不可量。”上述即是西巡由出发到回还的一个总路线。
　　西巡从“三涂”出发，按，三涂，山名，在今河南嵩县西南。《左传·昭公四年》载：“四岳三涂……九州岛之险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三涂，山名，太行、辕、崤岷也。”　［17］卷一九，567下继而取道“二崤”。东、西二崤，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河南府·永宁县”条下：“二崤山，又名嵚崟山，在县北二十八里……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阪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16］卷五，141142　二崤西北接陕县界，为陕、豫间交通要道。西巡必须渡过黄河，颂中“九河”即是。《尔雅·释水》释九河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般、鬲津，乃黄河自孟津以北所分的九道支流，此处当概指黄河。渡河地点在南虢，地处今河南省陕县东南。按，虢为周文王弟虢仲封地，在陕西省宝鸡市东，古称西虢。平王东迁，西虢徙居上阳，是为此颂渡河之处南虢。虢仲别支尚有居于山西平陆大阳之南、滨河之北，又称北虢。颂中“大阳”，故治在今山西平陆西南黄河北岸平陆城。司马彪《续后汉志·郡国一》“大阳”条：“有吴山，上有虞城，有下阳城，有茅津，有颠阪。”刘昭注“下阳城”曰：“虢邑，《左传·僖二年》，虞，晋所灭，县东北三十里。”［2］33973399　因此，由南虢渡河至大阳，颂中所言“遵虢路”而行是非常恰当的。又颂所称“陟大阳而顾华”中“华”为太华山，班固《西都赋》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句可印证。据司马彪《续后汉志·郡国一》，大阳属河东郡，太华山属弘农郡，可比邻而望。由崔骃颂知，章帝一行西入关中后，即礼祀华山。颂中“旦旋功以报福兮，秩方望而用事”句，即指在此山依礼举祀。
　　祭祀结束后，当又巡游了关中的一些圣地。崔颂称：“因冀州之博大兮，登太岳以高游。瞰黄帝于桥山兮，临颛顼于昆吾……仰实沉于井里兮，俯晋代之分野。休前哲之弘功兮，望龙门而叹夏。依九士之洪迪兮，碣海口而长吁嗟。”按，《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可知，冀州最初的概念包括关中、河东等地区，故崔颂有“因冀州之博大”句。“太岳”，古山名，即霍山，亦称霍太山，在今山西霍县西南。《尚书·　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句下孔安国注：“太岳，上党西。”［18］卷六，151　上《汉书·地理志》载：“彘霍大山，在东冀州山。”王先谦补注：“大山，《禹贡》太岳山也。因《周官》云‘山曰霍’，故志加‘霍’字……霍山在今霍州东南十五里。”［4］卷二八上，662　“桥山”即子午山，汉属上郡，在今陕西北部境内。《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句下裴骃《集解》引《皇览》云：“黄帝冢在上郡桥山。”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19］卷一，1011　汉武帝祭黄帝于桥山均见《史记》、《汉书》本纪，知崔颂“瞰黄帝于桥山”为效法武帝之事。崔颂所言“昆吾”有两处，一在长安南，近终南山。《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称：“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李善注引晋灼曰：“昆吾，地名，上有亭。”［5］卷八，130　下此地虽易为西巡所至，却与颛顼无涉。二是河南濮阳，具见前述《汉书·地理志上》“东郡·濮阳”条。《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延光）四年春正月壬午，东郡言黄龙二、麒麟一见濮阳。”李贤注：“县名，属东郡，即古昆吾国。帝颛顼之墟，今濮州县。”［2］卷五，240《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濮州·濮阳县”条：“濮阳县，本汉旧地也。古昆吾国，即帝丘，颛顼之墟也。昆吾，即夏诸侯，为五伯之首。”味崔颂文意，当属对举为文，“临颛顼于昆吾”［16］卷一二，336或非实指。龙门，即禹门口，在山西河津西北及陕西韩城东北。《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河东道一·绛州·龙门县”条：“黄河，北去县二十五里，即龙门口也。《禹贡》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注曰：‘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大禹导河积石，疏决龙门，即斯处也。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又：“大禹祠，在县西二十五里龙门山上。”［16］卷一二，336　由崔颂“望龙门而叹夏”句，可知章帝一行曾至龙门县予以凭吊大禹治水之功。崔颂“依九士之洪迪兮，碣海口而长吁嗟”中，“九士”疑为“九土”之讹，此颂中“虔后士之兆时”句及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此颂同卷的马融《东巡颂》“欣冀士之夷平”句中“士”亦当如是。九土盖指九州岛风土，崔颂此句乃是对大禹依九州岛各自的地势特点对洪水加以导引，经碣石山以泄于海中的功绩的颂赞，“九士”则殊不可解。《后汉书·章帝纪》载九月，章帝一行由安邑返回。按，安邑本为春秋晋邑，战国初，魏国建都于此，秦置县，东汉同，故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崔颂最后一句“区天地而北渡兮，大汪濊而不可量”，表明章帝凭吊大禹之后，渡河返京，西巡结束。总之，《西巡颂》基本采取了实录的方法，将章帝元和三年八月至九月西巡的历程加以详尽呈现，相对《后汉书·章帝纪》中简略的记载来说，其史料价值自不言而喻。 　　五、　结论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学界有关崔骃与班固、傅毅在太学交游的认识，存在诸多模糊乃至偏颇之处，通过考辨崔骃早期生平经历，可以使三者的交往关系更加明确。
　　第二，崔骃历经明帝、章帝、和帝三朝，但仕历不显，多数创作作于太学求学时期。通过他与班固、傅毅同题材作品的横向比较，可以最大限度地确定其一些作品的系年，弥补当前学界研究的空白。
　　第三，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七四所存崔骃《北征颂》在汉唐之际的流传中可能出现篇名异称的情况，或为《武都赋》，或为《武赋》。
　　第四，崔骃《四巡颂》于章和元年十月后一起献上，各篇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南巡颂》中有关章帝悯怀屈原的记述，对楚辞史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西巡颂》可弥补《后汉书·章帝纪》对西巡记载的缺略；《东巡颂》、《北巡颂》则可补充、完善后人对章帝东巡与北巡的路线及相关活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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