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生态梦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方世南
[摘 要]]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梦。中国梦只有建立在环境优美的生态梦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富裕与美丽的完美结合。美丽中国生态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美丽中国生态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坚实基石、目标愿景和强大精神力量。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就是走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新时代。
[关键词]美丽中国；生态梦；生态文明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6；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52-09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的梦。万丈高楼平地起，中国梦只有建立在环境优美的生态梦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富裕与美丽的完美结合。美丽中国生态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坚实基石、目标愿景和强大精神力量。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就是走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新时代。中国古人所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都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自然与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也间接地道出了美丽中国生态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美丽中国生态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坚实基石
现在，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谈论最多的是中国梦。随着各种媒体对于中国梦的广泛宣传，中国梦的理念犹如强劲的旋风，刮遍中华神州大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
然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都需要优良的生态环境作为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否则，就如同在沙滩上造高楼，由于没有根基，造得越高越危险，潮水一来，顷刻瓦解。因此，美丽中国生态梦构成了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坚实基石。
所谓美丽中国生态梦，就是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正视我国目前严峻的生态矛盾，要从基本国策和战略任务的高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的理念，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和生态安全保障型的社会，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梦对于实现繁荣富强与人民幸福的极端重要性，早被已经现代化的欧美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惨痛教训所证实。
“枯萎了湖上的蒲草，消匿了鸟儿的歌声”，这是《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该书扉页上引用的英国著名诗人济慈的诗句。《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问世，正值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同时也是美国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时期。当时美国的公共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环境保护意识还没有成为公民的社会意识，人们为现代化狂飙凯歌式的神奇进展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正在眼前。《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后，蕾切尔·卡逊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学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蕾切尔·卡逊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①它告诉人们：建立在牺牲环境基础上的现代化，只能将人们带进一个无绿色的坟墓，所谓强国梦和人民幸福梦，永远只能是一个梦。只有将生态梦作为一个最重要和最基础的梦，坚持走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道路，才能规避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寂静春天。
美丽中国生态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是既没有丢老祖宗、又在新时期发展老祖宗的绿色宣言。
马克思既是红色革命的卫道士，以消灭私有制、推翻旧世界为毕生使命，又是倡导绿色生态梦的先驱。红绿交织和相互辉映，体现了马克思的本色。26岁的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他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马克思的话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浅显但又十分深刻的道理：如同每个人都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儿，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征服和改造的关系，而是和谐共生的关系。马克思说：“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①他的话，对于营造优良的人际关系来说是真理，对于营造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也是真理。
遗憾的是，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人为自然立法”、“征服自然”、“向自然界宣战”等叫嚣不绝于耳。自然界被人类恣意宰割，遍体伤痕累累，迫使它在忍无可忍中一次次地反击人类。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名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忽视，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的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②
人类与自然界根本不是截然对立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的交互作用的关系。如果人类不能善待自然界，那么自然界也不可能善待人类。恩格斯用报复论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③ 人类如果不想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就只有改变自己对自然界的态度。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能只扬起高昂的头颅，以不可一世的姿态出现，恣意地向自然界索取和掠夺，而应该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如果人类精心地呵护自然界，那么自然界也会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大量财富和无限绿色奉献给人类，供人类使用和欣赏。无论是唐代诗人李白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诗句，还是宋代诗人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以及另一位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诗句，都将自然界拟人化了。自然界成了活生生的主体，它慷慨地将青山绿水和无限美色馈赠给了人类。艺术作品是如此，现实生活其实也是如此。
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的生态矛盾和生态危机，面对改善生态民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面对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权益和生态安全的强烈期盼和渴求，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威胁论和生态责任论的指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生态梦是一个最基础的梦和最实在的梦，也是一个最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和贴近日常生活的梦。这个梦直接关系老百姓福祉，关乎未来发展愿景，关乎城市形象和国家形象，是一个恩泽当代、惠及子孙、功在千秋、造福人类的梦，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
如果没有美丽中国生态梦，任生态环境被糟蹋下去，人们就不能呼吸清新的空气，不能喝上干净的水，不能吃上放心的食品，不能与大地亲近，不能倾听鸟儿和昆虫的鸣叫；就无法仰望到美丽的星空，无法欣赏到大自然的秀美，连外出散步的权利也都会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谈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法谈论人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就只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梦和不可实现的梦。
二、美丽中国生态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目标愿景
梦，不是客观现实，而是思想对未来的展望；梦，不是快乐的畅想曲，而是对现实的忧虑和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超越；梦，不是短暂的瞬间喜悦，而是充满紧张、焦虑和不安的漫长过程。
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梦，说明目前的客观现实是：中国还处于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也达不到人均1万美元，仍然位居世界后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梦，必须破解一系列难题，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众多艰难险阻；中国梦是不会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实现的，要把蓝图变成现实，还将走很长的路，必须为之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同样，提出美丽中国生态梦，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客观现实，是基于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越来越迫切的客观现实，是基于构建生态安全保障型社会的任务越来越艰巨的客观现实。生态破坏容易修复难，圆美丽中国生态梦任重而道远，需要举国上下坚韧不拔的长期奋斗和努力。
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矛盾已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成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主要矛盾同时并存的矛盾。美国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Ⅲ）认为，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水、空气、土地和食品。他说：“人类生命是浮于以光合作用和食物链为基础的生物生命之上而向前流动的，而生物生命又依赖于水文、气象和地质循环。在这里，生命同样也并非只限于个体的自我，而是与自然资源息息相关。我们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在自然中生长和积累起来的。”①目前这些维护生命的基本要素因为环境污染都产生了严重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乃至人生安全。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和生态之基。然而，严重的水污染令人触目惊心。“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水质变坏，七十年代鱼虾绝代，八十年代洗不干净马桶盖”的说法，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目前我国许多地区水污染的现状。工业废水、农村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是水污染的三大元凶。尽管关于地下水污染与疾病发生的联系，目前国内还没有直接的数据来佐证，但我国癌症逐年高发，水污染是元凶之一的说法已经得到了验证。
土地是孕育人类的最伟大的母亲！但是，给我们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土地的污染状况十分严重。2008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百余起重大土地污染事故。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①
空气是人类和一切动植物的生命支柱，同时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由于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严峻，呼吸清新的空气竟然成为一种奢望。我国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解决，机动车、重化工业造成的PM2.5、臭氧污染又接踵而至。可以说，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大气污染问题，在我国近20年内集中出现。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我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机动车污染日益突出。2012年，1亿辆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4左右。②机动车污染排放，不仅是造成城市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而且低空排放的细颗粒物还多为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据《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提供的研究数据，2010年12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平均每个月10万人，每天3000多人，几乎占全球总数的40%。③《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对外发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伴随着对空气中弥漫的PM2.5的不安，这一连串灰色的数字令中国人对癌症的认知绷得更紧了，而预计到2033年中国人肺癌的发病会出现“井喷”。④ 民以食为天，而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情。保障人民群众起码的食品安全，就是保障基本人权。近年来，由食品引发的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事故，包括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食品安全事故，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金属镉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强致癌物质，长期食用超标的镉大米，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而且很容易致癌。由于人体自身有代谢功能，镉在人体积聚潜伏可长达10～30年，可能导致肾脏等器官发生病变，引发骨痛病，还有可能影响下一代的健康。长沙、株洲、湘潭一带是湖南的主要产粮区，每年生产的大米被收购进入中央储备粮库。由于这些地区的土壤和水质重金属污染严重，导致出产的大米镉含量严重超标，高出国家规定的2倍以上。这个秘密在当地已是人所共知，但奇怪的是，无论粮食收购、销售、检验还是环保部门都视若无睹，没有采取任何亡羊补牢的预防措施，任由毒大米泛滥成灾，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
近几年来查出的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如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三聚氰胺奶粉及牛奶、甲醛奶糖、带花黄瓜、爆炸西瓜、地沟油、染色花椒、墨汁石蜡红薯粉、瘦肉精、假牛肉（用牛肉膏让猪肉变牛肉）等等，又如河南南阳毒韭菜、青岛福尔马林浸泡小银鱼、染色馒头、沈阳毒豆芽、宜昌毒生姜、合肥染色蛋糕、北京多家影院爆米花桶含荧光增白剂、海南的毒缸豆、陕西榆林学生奶中毒、广东中山查获1325公斤“墨汁粉条”、重庆一公司购26吨三聚氰胺奶粉生产雪糕、广州市场现“染色紫菜”、台湾塑化剂有毒食品等等，再如到期面包回炉再造热卖、漂白大米、面粉增白剂、下水道小龙虾、双氧水凤爪、避孕药养黄鳝、激素染色草莓、大肠杆菌超标青团、农药残留含敌敌畏、麻辣海带丝用苯甲酸防腐、毒竹笋焦亚硫酸钠超标至少144倍等等。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面对法国大革命时代出现的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奇特现象，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他的这种困惑似乎也能代表今天人们对于生态危机和生态矛盾的困惑：“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总之，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以至那时声名最响的某些作家对于它的批评，说好说坏，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的对比之词。”①
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发出这样的警告：“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弒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人群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我党的执政形象和国际形象，并关乎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存活和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实现美丽中国生态梦这个宏伟的目标愿景。
三、美丽中国生态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精神力量
梦，在中国人的日常语境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幻想的同义语。梦的达成在于行动。有一万个梦，还不如一个行动。美丽中国生态梦不能总是停留在梦境里，而要随着初升的太阳而觉醒，并将其化作建设美丽家园和美丽祖国的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力量。
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美丽中国生态梦的觉醒，将会催生生态价值观的觉醒，利益观和政绩观的觉醒，民主观和法治观的觉醒，以及生态文化观的觉醒。有了这些观念的全面觉醒，才能有效地推动人们从事绿色实践，从而使美丽中国生态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早日成真。
美丽中国生态梦的觉醒将是生态价值观的觉醒。价值观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根本观点。价值体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互益性关系，它存在和内隐于主客体双方。生态环境构成了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客体系统，没有或者无视它的存在及其价值，主体自身的价值便不能成立。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人要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价值，就必须承认生态环境的内在的和固有的价值，否则，主体就没有自身的价值可言。因此，承认生态环境的价值与承认主体自身的价值具有一致性。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益性关系，其核心观点主要表现为：“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人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等。人类虽然是高级的理性动物，但是不能脱离自然界，应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本身，实行尊重大自然的原则；应该设法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单纯地让自然只满足自己的需要，更不是征服和破坏自然；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形式的价值和延续性，维护大自然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多样性，从开发利用自然转变到保护、保存自然，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协调关系和伙伴关系。因此，呵护自然就是呵护人本身，破坏自然就是和人自己过不去。只有重视生态价值，才能保证人的价值的实现。以人为本与以生态环境为本是不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法国思想家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美国思想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日本伦理学研究所丸山竹秋、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三世等还坚决主张要将属于人的伦理道德扩展到生态领域，确立生态道德的基本理念。生态道德强调了自然与人相等的地位与权利，强调人在地球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地球上，一切事物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金字塔内都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人类一旦侵犯或破坏这种不被人感知的价值，整个生态系统将会因此失去动态的平衡。
美丽中国生态梦的觉醒将是利益观和政绩观的觉醒。司马迁将利益看做是驱使人们活动的主要动因。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贷殖列传》）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利益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如果过分注重物质利益，就会促使物欲横流，伦理丧失。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张扬金钱的作用，在功利主义推动下，使得桌子也能跳舞，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了冷冰冰的金钱关系。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怀特（Elwyn Brooks White）认为，生态问题是人类过分算计自己的利益所导致的。他指出：“因为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因此我对人类是悲观的。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身怀感激之心地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①一些人利益熏心，只要有利可图，有政绩可算，不管什么高污染的产业，哪怕人命关天，都要上马。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叫嚣：“宁可毒死，也不要饿死。”为了利益和政绩，一些人居然敢在泰山头上动土。被尊为“五岳之首”的泰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修建索道而被炸“前额”，破坏地形和生态1.9万平方米，曾引起权威遗产专家的义愤并联名制止。事隔不久，泰山天烛峰下再次发生炸山动土的事件，与上次炸山为修建索道相似，此次炸山仍然是为了旅游的短期利益——为了一个所谓的大型实景演出“中华泰山封禅大典”的建设项目。在号称泰山“东大门”的天烛峰下，原来刻有“天烛胜景”字样的牌坊已经被拆去，景区被完全封锁，而牌坊后面的小山头则被推平，如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由钢筋和水泥搭建的一个梯形舞台。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草原”，是世界上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生长着碱草、针茅、苜蓿、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素有“牧草王国”之称。呼伦贝尔草原还储藏着非常丰富的煤炭资源，已探明储量为306.7亿吨，预测储量630亿吨，远景储量1000亿吨以上，占内蒙古全境煤炭含量的15%，其中探明储量是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煤炭总和的6倍。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出台一系列的产业招商引资优惠措施，国内主要能源企业纷纷进驻呼伦贝尔草原，开采煤矿和兴建化工企业，给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生态危害。目前因地下水抽采严重，牧草提前枯死，化工集中的地方空气中飘着臭味，使当地牧民的生存和生活受到影响。原先绿油油的草原上现在不规则地露出黄色沙面，犹如一块块疮疤，往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今天，呼伦贝尔草原仍以每年2%的速度退化，人们担忧：“中国最美的草原”是否会成为中国最可怕的沙漠？
对于自然与人关系的紧张，总有人将其说成是天灾，却不知不科学的利益观和政绩观，才是导致自然灾害并隐蔽在背后的人祸。舟曲本来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号称塞上江南，是藏在山谷里的桃花源。据《舟曲县志》记载：“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空气清新湿润。”但是，后来由于大面积开荒、毁林，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此外，当地农民大规模的开垦坡地，也大大加剧了舟曲泥石流爆发的可能性。由于舟曲单一的产业结构模式，农民通过开垦陡坡地增加土地面积而获得利益，却严重破坏了植被，造成了大面积水土流失。据当地老人介绍，以前舟曲虽然四面环山，但山上全是郁郁葱葱的大树，从来没发生过泥石流；现在由于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之风的盛行，舟曲周围的山体几乎全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加上民用木材和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美丽中国生态梦的觉醒将是民主观和法治观的觉醒。历史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生态治理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如果只是把治理污染的希望寄托在有环保意识的清官上，希冀通过他们的铁面孔、铁心肠和铁手腕来罢免那些治污不力的污吏，那么生态治理将会脱离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而陷入人治的怪圈。民主和法治呼唤着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呼唤着有效的制度设计，促使生态治理规范化和可持续推进。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我们的先祖荀子有这样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他的意思是，只要我们有了“本”和“备”，并且循道行事，那么什么天灾鬼怪都奈何不了我们。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已经看到了制度设计在生态环境（天人关系）上的重要性。无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社会秩序理论、哈丁（Garret Hardin）的公有地悲哀理论，还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的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理论，都突出了制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价值。虽然生态环境文化问题是最为决定的因素，但是，制度高于技术的说法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还是具有真理性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上的严格的法律条文、科学的规划、有效的管理、切合实际的程序等，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只有重视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才能使生态环境伦理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美丽中国生态梦的觉醒将是生态文化观的觉醒。制度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文化是制度之母。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人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反映了人文危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革命。
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返本开新，调整我们认识和解决当前生态矛盾和生态危机的思路及方法。儒家以德性为中心，从仁德出发，把自然纳入道德共同体之中，由亲亲、仁民而爱物，并最终实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的新时期的系统仁爱共同体。道家以自然无为为中心，以自然主义作为价值导向，主张见素抱朴、知足适情，并最终实现“天人和乐”的理想境界，有助于我们在物欲横流的态势下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贬抑功利，高扬伦理。佛家由缘起无我引出慈悲护生，并由“明心见性”的修养，拓展出诗化的禅意世界的精神理念，有助于我们超越物质主义，选择崇尚精神修养和俭朴节约的生活方式。
要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寻找生态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处的时代，虽然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作为威胁到人类生存命运的重大问题凸显出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正确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阐明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辩证统一性，揭示了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将生态环境问题始终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下考察，既说明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又提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既分析了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危害性，即自然异化现象，又揭示了解决自然异化问题的可能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自然意识与社会意识、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和未来意识的结合，同时显示了作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责任心、能动性以及环境未来发展趋势的乐观心态，表现了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完整统一。
“一朝梦醒多少事，才识年少徒轻狂。”在向自然界索取又遭到自然界无情报复而付出了惨痛而高昂代价的今天，那些毁林者、伐木者、偷猎者、滥捕者、泰山头上动土者、对美丽草原开膛破肚者，难道还不应该醒来吗？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①生态文化启蒙和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只有让生态文明理念牢牢地根植于每个人心中，使人从灵魂深处懂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和自然，自觉地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从而迎来“仲春冻初解，阳气方满盈。旭日照原野，万物皆欣荣”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46829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