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张居正与宫廷女书《女诫直解》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媛

  提 要:万历六年,神宗大婚,慈圣李太后命张居正为东汉班昭《女诫》一书做直白注解,以供新册封的王皇后阅读。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身份作此注解,以及为某一皇后阅读而作专书,皆称引人注目。李太后命张居正撰写此书,与张居正多年承担辅导万历皇帝的职责有直接关联,亦显示出女训书籍在后宫女子教育,尤其是皇后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此举在神宗大婚,太后从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后发生,体现了李太后高度倚重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的姿态,具有明显的政治信托象征意义。
  关键词:《女诫直解》;张居正;宫廷女书
  万历六年(1578年),神宗大婚,慈圣李太后命张居正为汉班昭所著《女诫》一书做解,以教宫闱。该书收录于明万历刻本《张太岳文集》卷11,1以及清光绪年间重刻《张文忠公全集》中。2万历刻本收录该书时并未与之命名,只在卷11中首先说明“上大婚礼成,蒙圣母慈圣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汉班昭《女诫》,以教宫闱”,然后收录进呈以后万历皇帝所做序言及直解内容。3光绪重刻本收录该书时指出,“《女诫直解》,本自为书,不必搀入文集也”,故附于全集最后一册,并单独命名为《女诫直解》,4本文所用即为此本。该书在迄今有关张居正的研究中从未有专文论述,在一系列有关张居正生平研究的力作当中,也均对张居正直解《女诫》一事只字未提。5笔者认为,《女诫直解》是一部比较特殊的明朝宫廷女书,其编纂背景、内容特点、撰写用意、作者张居正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反映的万历初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背景等内容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女诫直解》的成书背景及内容
  张居正一生宦海浮沉,著述颇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张文忠公全集》中,“文章
  本非所长,集中奏疏启札最多,皆在庙堂时论事
  之作,往往纵笔而成,未尝有所锻炼也。”6故张
  居正全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奏疏、书牍、诗词、序
  跋、祭文等,其中尤以奏疏最为重要,“书牍诗文,乃其余事。”1《女诫直解》因为只是对班昭
  《女诫》的直白解释,篇幅和内容都比较简单,故又次之,附录于后。那么,《女诫直解》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编纂的,它又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万历元年(1573年),十岁的朱翊钧即位,穆宗遗命张居正等大臣辅佐政务。万历五年(1577年),神宗十五岁,已到适婚年龄,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主持,令礼部、翰林院、钦天监等议定大婚日期,2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十九日,举行大婚礼。在此背景下,慈圣太后命张居正直解汉班昭《女诫》一书,以教宫闱。该书序言以万历皇帝的口吻阐述了此书的写作初衷和意义:
  我圣母慈圣皇太后,德协坤元,功侔厚载,性好史书,宫中有暇,诵习不辍。凡内执事侍女,皆教以《女孝经》内典诸书,又以朕大婚有期,虑民间女子,未闲姆训,乃取汉班昭所著《女诫》,命侍臣略为注解,俾之诵读。既成,以示朕曰:“昔我仁孝文皇后有《内训》,慈孝宪皇后有《女则》,皆垂宪椒涂,纪炜彤管。吾不敏,不敢妄拟圣哲之制,独取古人遗编,为之笺释,亦述而不作之意也。”朕恭览一周,不胜感叹。《礼》称,“天子理阳道,以听天下之外治。后理阴德,以听天下之内治。男女正位,教顺成俗,故能不降阶序,而天下咸理。”朕以冲昧,早膺神器之重,闵然未知所适。仰承圣母朝夕谆谆,迪朕以法祖亲贤,励学勤政,数年以来,始觉有省。俛焉思所以兴道致理者,顾董内赞治,明章妇顺,盖亦有资于女德焉。乃仰廑慈虑,表章是书,以垂内范。若此者,诚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鸿业也。呜呼!我圣母之心,何其勤哉!昔周自姜原[嫄]发祥,至于任姒,代有圣善,以佐王猷,故历世享祚,至千有余年之久。我明之兴,孝慈以明德,翊赞高皇,肇造区宇,仁孝慈孝,济美嗣音。至我文母,鞠育藐躬,丕承芳躅,比于有周,休有烈光矣。由此言之,我国家之卜世,宁有既乎?呜呼!既自今有听内治之责者,其亦绎思我圣母之慈训,以淑慎厥躬,斯朕亦将有攸赖矣。3
  该序文指出,慈圣李太后是因神宗大婚有期,“虑
  民间女子,未闲姆训”,遂命张居正直解《女诫》,令其诵读。序文还反映出阴阳相协调的观念:天子理阳道,皇后理阴德,外内相协,男女正位,方能天下咸理。皇后尤当董内赞治,明章妇顺,
  毓成淑德,以佐皇帝之鸿业。
  《女诫直解》开篇对班昭及《女诫》一书进行总体介绍,然后用通俗语句对其序言和各部分内容逐句解释。如开篇曰:“家字,读作姑字。曹大家是汉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名叫班昭。嫁与曹寿为妻,有贤德、通书史,又善作文词。汉和帝常召入宫,后妃皆以师礼事之,宫中俱称她为曹大家,盖尊之也。《女诫》是教诫女人的说话,《序》是说作《女诫》的原由。”概述后,即引一句《女诫》原文:“鄙人愚昧,受性不敏。”然后解释称:“鄙人,是大家自谦之辞,说我是鄙俗之人,愚鲁暗昧,天赋与我的资性,不甚明敏。”4以下依次如此,逐句解说。
  全书一依《女诫》原书顺序,除序言外,分为七章: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和叔妹第七。每章前概述该章大体内容,以及何以如此安排章节,然后逐句引《女诫》原书内容,先解释每句中的关键字词,最后整句连贯解释,每整句解释以“大家说”开头,指为班昭言语,读来如讲授记录,有很强的口语性,通俗易懂。
  以第一章“卑弱”为例:张居正先注称:“此一章专说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强之义。盖女乃坤道,以柔顺为主。卑弱者,女德之先务也。故以为第一章。”接下来引用《女诫》原文:“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直解:“瓦砖,即今之纺砖。弄,是以手拈弄。大家说,古人生女,三日之后,卧之床下,寝之于地,将一块纺砖与他拈弄,斋戒而告之祖先,说我某日生一女。”
  再引《女诫》原文第二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直解:“典即是常。这一节是解说上四句之意。大家说,古人生女,所以卧之床下者,明其不高傲,不强梁,专尚卑1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第8册,《女诫直解》,“重刻述例”。   2《明神宗实录》卷65,万历五年八月己未、辛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3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第8册,“《女诫直解》序”。按:序文中所指“慈孝宪皇后”当为“慈孝献皇后”之误,指的是世宗生母蒋氏章圣皇太后,《女则》当为《女训》之误。
  4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第8册,《女诫直解》“序”。
  弱之义。盖女人以事人为职,故专主于下人,而不可高傲也。所以弄其纺砖者,明其熟练劳苦之义。盖女人以纺织为职,故主于执持勤劳,而不可懈怠也。斋告先君者,盖女子长大嫁人,将以内助其夫,承家祭祀,故于诞生之初,即斋戒而告之。这三件乃女人常行之道,礼法中常以为教,而不容己者。”1
  以下文字均依次类推,引用一句《女诫》,约以多出原文3到5倍的文字进行通俗解说。全书将《女诫》原文分割成46句,连同注释,共计约6000余字。
  《女诫》原是班昭为教导班家女子所作,并非特意针对宫廷女子,广泛流传以后,才被用为宫廷女子教育的经典。故书中第一至第五章讲女子修身,第六、七章讲出嫁女子如何与舅
  姑、叔妹相处。宫廷女性固然面临比其他女子更多的规范要求,但作直解者张居正和慈圣李太后,显然都认为宫中女子同样要遵循传统女性的普遍德行,所以才会选择将《女诫》作为宫闱教育的范本。
  在《女诫直解》文末,《张文忠公全集》的编纂者,张居正同乡光绪年间人田桢案:“集中《女诫》原文与《后汉书》字句互译者多,不知当时所据何本。兹就其无关大谊者,辄据殿本《后汉书》校正。惟中有五条,依文解说,未敢僭易。谨注《后汉书》原文于下,以备考订。桢识。”2可见,当时张居正选择的《女诫》版本与后来通行的清武英殿本《后汉书》中所录《女诫》字句差别较多,但无关大旨,至于张居正所据何本,已无从考证。
  二、《女诫直解》的特点
  宫廷女书是帝制时代宫中后妃、女官和宫女诵读学习的女子教育书籍,用以规诫宫中女性的德性和行为。但宫廷女书与民间女训书籍并没有严格界限,因为宫中女子也同样要遵循作为女性的普遍道德准则,因此很大一部分宫中女性所读女书也是民间女子教育普遍使用的,比如班昭的《女诫》;还有一部分宫廷女书则是专门为宫中女性所写的,如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3但即便是专门为宫中女性所写女书,也必然会涉及女性要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所以很难将宫廷女书与一般女训书籍做截然划分,此处所说的宫廷女书是指被公开采用为宫廷女性教育性阅读文本的书籍。
  历代宫廷中使用较多的女训书籍包括:东汉班昭的《女诫》,不仅被汉朝宫中女性广泛阅读,还被后来历朝选为宫中女性教育的读本;唐朝有长孙皇后所作后来亡佚的《女则》,有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作《女论语》,有侯莫陈邈妻郑氏所撰《女孝经》;清代有陈宏谋所辑《教女遗规》等。清初学者王相将班昭《女诫》、宋若莘、宋若昭《女论语》、明末王相之母刘氏《女范捷录》,以及明成祖徐皇后《内训》4本书合刻翻印,统称《女四书》,广泛流传。女训书籍的命名时有重复,多冠以“训、则、诫、鉴、规”之类的文字。这些女书的内容体现了阴阳之道、内外之治相互协调的思想。
  明朝宫廷女书中比较著名的有:明太祖朱元
  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诏儒臣修撰的《女诫》;4
  成祖仁孝文皇后撰写的《内训》、《劝善书》;5嘉靖九年(1530年)章圣皇太后所著《女训》;6
  万历时期吕坤撰写的《闺范》;7万历慈圣李太后撰《女鉴》等。除此以外,《明史·艺文志》及《千顷堂书目》中还记载了一些其他的女书,这些女书中有的仅有著者和书名,因此尚不能准确判断它们是否在宫廷中使用,有的则已亡佚不存,此处列出,仅做参考:高皇后撰《内训》,宣德到正统年间王直撰《女教续编》,1嘉靖中方献夫等撰《内则诗》,2黄佐撰《姆训》,3嘉靖万
  历年间王敬臣撰《妇训》,朱家栋撰《女则》,黄佑撰《女蒙求》,陈其蔥撰《女训》,徐泰撰《女学》。4
  那么,张居正所撰《女诫直解》与上述著名的宫廷女书有哪些显著的不同呢?
  第一,从内容来看,《女诫直解》是对经典女书《女诫》的直接解释,并非张居正新
  撰,故其所反映的女训思想确切地说不是张居正的,而是东汉班昭的,张居正只是对其表示认同。这不同于其他具有自己独特编纂方式、内容和思想的宫廷女书。比如,仁孝文皇后撰写的《内训》中,从修身养性,讲到勤励节俭;从追远法古,讲到侍奉双亲、君主、舅姑,再推至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外戚,用20篇系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女训主张。又如章圣皇太后所著《女训》,除序文外,共计12章,所论系统详致。《女诫直解》虽确为明代宫廷中实际应用的女训书籍,5但其原创性已大为降低,工具性较强。可能也正因如此,在《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所列出的女书条目里并未收录该书。
  第二,以上所论明朝的宫廷女书中,有专门为后妃所作的,比如明初的《女诫》就是明太祖为了戒后妃干政而令儒臣所作。还有较大部分女书是给宫中更大范围的女性群体阅读的,比如文皇后的《内训》等。很多宫廷女书与民间女训书籍是互通的,比如《女诫》、《女孝经》原本是写给平民女性的,或是带有家训性质的女书,后来传入宫中才成为宫廷女书。而原本为宫廷女子撰写的书籍,有时也会因为朝廷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而对民间女子教育发挥导向作用。明世宗在颁布章圣皇太后的《女训》时说:“朕惟今也时俗,大不古若,况女子最为难教。欲立其本,当自朕中宫始。”6其实是想通过宫廷女子教育,一来整肃宫闱,教育宫内女性;二来也为民间女性树立效仿之样板。而从《女诫直解》的撰写背景来看,该书是为神宗大婚而作,主要针对的是刚受册封的王皇后,而非其他宫中女性,因此写作针对性比较强。
  第三,撰著者张居正的独特身份。宫廷女书的撰著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皇太后、皇后,比如仁孝文皇后、章圣皇太后、慈圣李太后等。一类是民间知识女性或是儒学家的女眷,比如班昭、侯莫陈邈妻郑氏等。第三类是儒臣,比如洪武年间撰修《女诫》的翰林儒   臣,撰写《内则诗》的方献夫等。嘉靖九年(1530
  年),礼部所奏宫中应行事宜中就提到,翰林院奉旨择选有关女教者,“撰为诗言进呈,以备宫中诵咏……仁孝文皇后《内训》、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女训》,合行翰林院讲读官每月撰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经传及高皇后传内事实,引证每章不得过百余字,以便女官记诵。”7有时候还会令内阁单独编写女书,如前述嘉靖九年礼部的奏疏中还称:“宫壶邃密,前项讲章,陆续进呈,或至误事,况《内训》、《女训》辞语有限,讲读易尽,合令内阁预先类编二训章旨,令讲读官通撰直解,总成一集,进呈女官,按期以次讲解。”8因此,翰林儒臣、内阁编写女书或为女书作解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以内阁首辅身份撰写宫廷女训书籍的,仅张居正一例。身居内阁首辅要职的张居正在万历五、六年时,权势正值顶峰,《女诫》一书本身并不难懂,为何一定要由内阁首辅亲自作解呢?这需要结合万历初年的大背景对其撰写原因深入考察。
  三、《女诫直解》编纂原因
  及其背后的宫廷政治关系
  慈圣李太后为什么要命张居正作此书,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用意?结合神宗初年的历史背景及当时的人物关系加以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李太后命张居正撰写该书,与张居正多年来承担辅佐和教育万历皇帝的双重职责密切相关。穆宗去世以后,张居正受遗命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并担负起教育神宗的重任。因此对于年仅10岁的朱翊钧来说,张居正不仅是辅政大臣,也是启蒙老师。早在隆庆四年(1570年),朱翊钧8岁时,张居正就曾力主东宫早日出阁讲学。待即位以后,张居正更是为万历帝的教育费尽心力,开日讲、侍经筵,督导日勤;进呈《四书直解》、《大宝箴》、《皇陵碑》、历代《宝训》、《御札》等书,供万历帝阅读学习;甚至亲撰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一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其讲述帝王之道。当时,万历皇帝对兼充君师角色的张居正十分尊敬,曾亲笔给张居正降手敕称:“朕以冲幼,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1而神宗大婚后,新皇后的教育问题也提上日程,某种程度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帝王教育的一个补充,故慈圣李太后将此重任交付张居正。
  第二,明代宫廷选秀女子多来自民间,明朝祖制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2故明人于慎行评论:“本朝后妃多出民间,勋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势使然,顾于国家有益。”3选秀女子来自民间的祖制,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知勤俭,在帝王左右朝夕陈说民间疾苦,并预防外戚党羽形成,同时,她们有限的教育水平,也造成了需要对后妃及宫人等群体进行再教育的局面。明制还规定,入宫女子要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定,“所取(宫人)女子除富豪不用,其余不问贫难之家,女子年十五二十岁者,送进洒扫宫院,晒晾幔褥,浆糨衣服,造办饭食……在京军民之家,有女子及无夫妇人能写能算者,不论贫富丑陋,皆许进用。”4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又再次令礼部出榜,招纳识字妇女入宫。具备基本读写能力,使入宫女子既能承担“记录名数物件”等基本事务,也可以为她们选择女训书籍,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女子教育。
  万历六年所立王皇后是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虽非平民女子,却也算不上名门之后,神宗大婚以后,皇后教育提上日程,故有李太后编纂女训书籍的考虑。其次,后妃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即使本身未直接预政,仍可以因其常在帝王身边,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因此后妃群体的教育问题事关重大。最后,中国传统社会讲究阴阳相协观念,皇后需“母仪天下”,协调宫闱,因此,对后妃的规范教育中尤以培育皇后德行为重。
  关于新册封的王皇后,《明史》中称其“性端谨,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5后来,神宗宠幸郑贵妃,王皇后也多不计较,太子朱常洛在东宫屡遭危疑,赖其从中调护。史载其“正位中宫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称”。6可见,王皇后的性格与行事皆得李太后所喜,这与其从册封皇后开始就接受女训教育、培养德行相关。同时,皇后乃后宫之主,李太后此举也意在向此新皇后表达,张居正是皇室可以倚赖之重臣,其地位与其他朝臣不同。
  第三,张居正撰写《女诫直解》一事体现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倚重、托付之意,因此具有政治信托的象征意义。
  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实际形成了慈圣李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共同主持朝政的格局。但是由于明朝有后妃不得干政的祖训,李太后虽对年幼的万历皇帝有诸多担心,但限于祖制,只能从教育儿子的角度来发挥作用,不便直接参政,冯保又是太监身份,因此在具体政务上较多倚重首辅张居正。
  与此同时,张居正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支持和巩固了李太后的地位。如李太后虽为万历皇帝的生母,但身份仅为皇贵妃,“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1冯保为了献媚李太后,提出尊隆庆帝皇后为仁圣皇太后,万历皇帝生母为慈圣皇太后,张居正则支持了冯保两宫并尊的主张,这在实际上提高了李太后的地位。此外,张居正还以视帝起居为由,请李太后从慈宁宫徙居乾清宫,以便朝夕与处,待万历帝成年大婚以后再行搬离。万历六年神宗大婚行礼前,李太后欲搬离乾清宫,张居正又特意上疏,称距大婚之礼尚半月有余,可等礼成以后再搬。可见此时张居正和李太后的关系十分密切。李太后将还慈宁宫前,赐张居正坐蟒、白金、彩币等物,特谕曰:“我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学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2尽显拳拳嘱托之意。
  由此可见,李太后命张居正亲自为新皇后撰写女训书,包含向张居正明示倚重、托付之意。况且,明宫中教习女性阅读的书籍中原本就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女训》、《女字经》、《女诫》、《内则》、《大学》、《中庸》、《论语》等,3《女诫》本来就是宫廷女子教育的常用书籍,其本身亦并非难懂,并无必要单独做解。而且,就在张居正编纂此书半年以后,即万历六年八月,李太后又亲制《女鉴》一书,并赐给张居正10部,张四维等4部。4由此来看,李太后其实早有亲自撰写宫廷女训书籍的意图,其命张居正为《女诫》做解,就是为了明示倚重张居正的姿态。《明史》中也评价,万历初年,张居正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大胆举措,李太后“之力居多。”5张居正撰写《女诫直解》这种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其实际功用。
  最后,还应该注意到,万历帝大婚是张居正和神宗关系由契合转为疏离,并最终走向对立的一个节点,《女诫直解》恰是在这一时期所作。万历皇帝即位以后,张居正尽辅佐和教育之功,不仅得到李太后的赞许,也得到神宗的信赖。万历五年,夺情事起,当时的神宗和李太后都对张居正慰留有加,对反对夺情之人加以贬黜。神宗大婚,正值张居正服丧期间,平时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此时则吉服参与大婚礼,并充副使,行纳采问名礼。当时,户科给事中李涞言其非礼,称:“皇上之留居正,固以军国重事不可无社稷臣,若大婚副使,与经国筹边不同。况肇举大礼,以守制者行之,将事违其宜,非所以为观,乞别简大臣任使,以光盛典。”6而神宗和李太后完全站在张居正一边,斥责李涞,并允许张居正将母亲接入宫中,“复赐赉加等,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7此时请张居正作《女诫直解》,意味深长。该书所做时间恰好同张居正与神宗关系转变这一时间点吻合,前此由于神宗、李太后的支持,张居正大部分改革措施得以大刀阔斧地施行,此后,已经成年的神宗则在为政举措许多方面与张居正产生分歧。张居正戒游宴、广圣嗣、节赏赉、却珍玩、明庶政、勤讲学等主张使得这时的神宗颇为反感,只是碍于李太后才多所曲从。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神宗18岁,相继举行了耕藉礼和谒陵礼,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已将神宗推到直接掌控朝政的前沿。随着神宗与张居正关系逐渐恶化,加上患病,张居正上疏乞归,神宗虽多次慰留,但二人关系实早已不似从前。
  总之,张居正以首辅身份撰写宫廷女书《女诫直解》,既与其多年承担教育万历皇帝的职责直接相关,亦显示女训书籍在后宫女子教育,尤其是皇后教育中的重要意义。该书的撰写时机也体现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明确的倚重、托付之意,具有政治信托的象征意义。
  [作者李媛(1980年—),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2年4月2日]
  (责任编辑:刘波)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46829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