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技术背景下的文学发展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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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田悦芳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学领域中由主要通过报刊杂志或书籍出版的方式,变为基于数字技术的声光色影组合成的影像方式进行传播,出现影像化叙事逐步取代语言叙事中心地位的趋势。在媒体文本的崛起与繁荣中,作家、作品、受众等三个文学要素都发生了改变,于是文学发展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一、文化共谋:作家与媒体的联手
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中的强势运用,用声光色影制造了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影像空间,这种影像化文本是现代受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形式,它直接导致了作为生产主体的作家的因势转型。虽然20世纪初就有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电影制作的事实[1],但像现在因数字化浪潮而致使作家大规模转向还是第一次。过去评价一部作品成就的标准是作家的艺术水平,而现在评价作家文化身份与文学地位的首要标准是传播效果。同时,一些作家秉持的文学态度也转变为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选择。当前,因数字技术而迅速崛起的影视业,在传播效果和经济利益方面具有的巨大诱惑,许多作家不约而同与媒体联起手来。这种联手,不仅表现为从事影视编剧、策划等工作,更表现为一种“视觉化写作”倾向, 即作品中极力增加适宜影视改编的元素,透露出作家从以语言来架构文学文本转向以数字技术来支撑媒体文本的心理欲求,这正反映出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的共谋。
从事影视编剧或策划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朔和刘恒。王朔在90年代参与策划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过把瘾》和电影《甲方乙方》都大获成功,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电影市场的风云人物,“王朔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作家与媒体联手制造出的一次成功的文化共谋。刘恒参与策划或编剧的《秋菊打官司》《菊豆》等也都很成功。作家的这种转型,正是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学新潮流的表现,昭示出当前文学发展的新态势。“视觉化写作”则更是作家寻求适应当下文学趋势的一种努力。打造“作家电影”行动最能看清这一点。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在刚刚履职不久,就提出签约“作家群”计划,打造“作家电影”概念,即让作家为拍摄电影而创作,显著特点就是追求画面感的“视觉化写作”。首部“作家电影”是刘震云编剧的《我叫刘跃进》,电影与小说2007年同时推出,开启了图书与电影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互动。这种“作家电影”行动,成为当前文学发展中备受热捧的存在形式,从而证明了作家与媒体联手而制造的文化共谋,越来越成为当前文学发展中的主流趋势。
二、“互文本”操作:作品的影视化
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是靠语言符号构建起的一个具有内视性、蕴籍性、想象性及彼岸性的世界。随着数字技术对文学的渗透,由文字阅读获得想象和间接性形象的文本阅读方式,逐渐被图画、音响、动作等技术元素构成的“界面”观赏方式所取代。可以这样说,文学作品一经触“电”,则身价倍增,极大地提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与广度。于是极具逐新性、活跃性、综合性的媒体文本与昔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文本构成了“互文本”关系,这种“互文本”操作就是当前流行的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如小说与戏剧改编成影视剧,诗歌散文拍成MTV等。古典四大名著、《家》、《四世同堂》、《雷雨》等都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央视的“电视散文”节目便是文学作品制作成MTV的典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虽然将文学文本向媒体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更加注重从声画本位出发,选择那些更适合影像表现的元素加以组合,以强烈的画面感使作品更直观形象,但“文学的诗性、修辞的审美、句式的巧量蕴籍的意境等,一道被视听直观的强大信息所淹没,语言文字所独有的魅力被‘祛魅’或‘解魅’了。”[2]尤其是作家在创作中熔铸的那种心灵情怀和个性风格被完全置换掉了。况且,影视所追求的商业性和媚俗性,使转化为媒体文本的文学作品在传播中速度加速了,范围扩大了,也不可避免地稀释了文学文本所原有的内蕴,这正是文学作品影视化这一“互文本”操作为文学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困境。而打造“作家品牌”事件最能证明此点。2003年12月池莉签约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池莉影视工作室”。这是继“海岩影视工作室”后世纪英雄吸纳影视创作人才的又一举动,使“海岩”、“池莉”等著名“作家品牌”,拥有更强的电影产业影响力和号召力。于是,近年来海岩推出的多部电视连续剧式的小说,池莉的由过多的对话构成的近似于影视剧底本(或说就是为了易于影视改编)的小说,都受到了热烈追捧和强烈批评。对这种“互文本”的关系,刘震云谈到《我叫刘跃进》时曾说,如果想看热闹,就去看电影;如果看更丰富的幽默主旨,应该看小说。可见,文学作品影视化这种“互文本”操作已成为当前文学发展的一把双刃剑。
三、晕轮效应:受众的娱乐化期待视野
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加大,受众对文化的消费越来越倾向于短时间内的娱乐最大化,以追求暂时的放松和快乐,娱乐化是受众最普遍的期待视野。而数字技术的进步已使电脑电视成为受众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于是文学作品影视化后的媒体文本,以其直观、通俗、生动的空间造型、声画效应和蒙太奇结构而成为电脑电视中最易被接受的文学形式,“当今文学的口碑,如果有的话, 确实不是在文学圈内部了,而是远远扩展到影视圈。”[3]。如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成电影《菊豆》)和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等等,都是改编成的影视剧受到的追捧,远远大于由文学文本引起的阅读兴趣,原因就在于影视剧这种媒体文本更能快速满足受众的娱乐化期待视野。另外,百家讲坛制造学术明星的现象也反映出这种受众心态。从文化心理上讲,多数受众对传统文化经典是持有一种尊崇心理的(虽然很难静下心来研读),但看电视时又都会带有一种不自觉的追求娱乐化的惯性。品三国和论语心得受到接纳,重要原因就在于二者对经典做了媚俗化处理,契合了受众的娱乐化的阅读期待。而现代社会便捷迅速的信息传递方式,会使这种阅读期待发生晕轮效应,从而影响更多的受众参与其中。任何大众化的文化定有媚俗的一面,文学作品影视化和经典的媚俗化处理,正是借助现代数字技术的支持才使这种“快乐”以晕轮效应的方式快速传播,因此也可以说,受众这种娱乐化的阅读期待为文学发展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大众化倾向。
综上所述,现代数字技术加速了文学的传播速度,强化了传播效果,使文学的发展在作家、作品和受众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就作家而言,在这个由数字技术支配的文化浪潮里,培养文学大家的期望越来越被制造明星作家的欲求所取代,作家不再是潜心追求语言的造诣,而是期待影视剧等影像技术带来的传播效应上。石钟山、王海瓴等正是因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电视剧《牵手》等一夜成名,既获得经济实利又声名远播。就作品而言,文学文本的文学性与影视化后的媒体文本的画面感之间的鸿沟,使这种“互文本”关系变得复杂了。1990年代以来,王朔、苏童、刘恒、刘震云、海岩、池莉等作家在文坛倍受关注也屡遭批评,都与他们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中处理这种“互文本”关系的得失密切相关。就受众而言,娱乐化的期待视野正呼唤更多兼具文学性和娱乐性的文本,这种接受中的晕轮效应日益影响着文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向。因此可以说,当前数字技术背景下,文学发展正呈现出新的态势,因势利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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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文系河北省教育厅立项的研究成果(S070602)
【参考文献】
[1]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
[2]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7,(4).
[3]王一川.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转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7,(1).
(作者简介:田悦芳,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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