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栖息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夏义生

　　廖静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散文创作。他的“资江”系列散文，如《纤痕》《船魂》《红帆》《过滩谣》《船夫号子》《资水魂》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热中，他是游走在“文化大散文”边缘的“另类”， 不像当时散文创作的主潮那样，在对历史的检视中抒写大题材，表达大情感，体现大境界；而是以小见大，回到小人物鲜活的生命世界，书写的是资江上的船夫和为他们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家人，以及千姿百态形形色色的资水岸边善良淳朴的劳动者。资水汤汤，逝者如斯。廖静仁从散文创作的康庄大道上忽而转向，策划编撰了一系列发掘和弘扬湖湘文化的图书。如《千年湖湘胜迹图志》《百年湖湘工业图志》《千年诗经》《千年游记》《千年翰墨》《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等。尤其是《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较好地把握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湖南文学的发展概况，以独特的艺术眼光，展示了新文学湘军的艺术成就，是一部难得的选本。
　　近来，廖静仁重新回到散文创作，创作了《爷爷的联珠桥》《奶奶的寡妇矶》《我的胞衣树》。在这一组散文里，廖静仁接续了他中断多年的“资江”系列写作，深情回望生命的原点、精神的家园，找寻记忆深处的屐痕。资江岸边，有廖静仁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儿时记忆、人生梦想、爱和恨、苦与乐、屈辱与骄傲，都植根在资江边的山野田埂河滩草地。资江犹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既是廖静仁的文学世界，也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持续不已地写作，就是在找寻他的栖息地。
　　在《爷爷的联珠桥》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在资水畔度过，家门口的联珠桥上是“我”与伙伴嬉戏游玩的处所。及至“我”长大，才知道这座桥的来历。那是爷爷在他16岁那年立下宏愿，要带头在溪口上修建一座麻石双拱桥。爷爷是一个在资水上驾毛板船的船夫。驾毛板船是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桃花水滔天，好驾毛板船；一年送一次，可挣大价钱；一旦船散板，须拿命来填。”爷爷整整21年玩命地挣钱，整整21年为建桥而操劳与费心，终于在他满37岁的那年冬天，在珠溪口建起了这座联珠桥。然而，就在桥建好后，他的毛板船在资水上触礁了，他走完了未满38岁的传奇人生，留下了这座福泽后人的联珠桥。作者以第一人称视角，饱含深情地记叙了爷爷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三十八个年头的确不算长，但二十一度春秋冒着生命危险驾毛板船搏击风浪闯荡资江积攒银元，为了乡邻出行方便修砌石桥，怎能不名垂青史义薄云天？作者用朴实的叙述、简洁的文字刻画出一个伟岸的资江汉子。这是资水上刚毅勇敢勤劳善良的船工杰出的代表。
　　《奶奶的寡妇矶》接续着爷爷的故事。爷爷的船在乱礁滩失事后，奶奶从悲痛中醒来，发誓炸除乱礁滩中的黑脸礁崖，修砌长堤，为后来者整修一条平安的航道。她以资水女人特有的坚毅倔犟和吃苦耐劳，带着两个儿子携篓挑筐走村串户筹集财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带领义工，花了八年的时间，终于清除了危害多少代船夫的乱石礁，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做了一件千秋功德的大好事。
　　《爷爷的联珠桥》《奶奶的寡妇矶》和《我的胞衣树》，既独立成篇，又浑然不可分割。前两篇侧重于记叙撼人心魄的爷爷奶奶修桥、梳理航道的壮举，后一篇侧重于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在“我”的家乡，乡亲们把屋后右侧的山称作家山，人一出生下来，长辈就在这座家山中选择一棵树，把晚辈的生辰八字和血肉胞衣用竹篮装上挂在那棵树上，因此，家山又叫胞衣山。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走到家山中的一颗苦楝树旁，告诉“我”，那就是“我”生命的另一半，今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记得这座山，记得这棵树。“我”从失学到做篾匠，再到招工转干，进县城入省城，人生道路虽坎坷，但终于成了省城里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出有私车，住有豪宅。只是霓虹闪烁的都市生活使“我”渐渐淡忘了家山，淡忘了家山中那颗胞衣树，淡忘了爷爷奶奶用生命书写的精神遗产。生命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我”带着家人，重新回到家山中，找寻自己的栖息地。
　　廖静仁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深刻有力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路架桥是积善行德、造福他人、功在千秋之事，是受世人敬仰的美德。不识字断文，身处社会底层，过着艰辛生活的爷爷奶奶都具有这种千秋意识功德情怀，他们尽其一生实现自己人生的信念。“我”作为一个文化人，在追求小家的富足生活中，却失去了文化的根，忘却了家山就是要让你记住“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并不是这个时代个体生命的偶然现象，在欲望喧嚣、道德失范的当下，及时享乐的世风已经麻醉了无数的灵魂。“我”的惊醒是对精神麻醉剂的抗拒；寻找栖息地，是接续文化传统的自觉努力。刘锡庆先生认为，散文在表现人、人性的深度上，大致有五个层面，即“实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他特别赞赏这种个我独特而深刻的生命体验，认为这种文章是可遇而不可求。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成为当代散文的范本，就是将个体的生命体验、生存困境与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艺术表现。廖静仁的这组散文无情地剖析了一个浸淫着湖湘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与回归。他从爷爷奶奶与“我”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的对比中，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镜像。文章中饱含忧患意识、天下情怀，凸显了湖湘文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塑型。
　　有论者认为，廖静仁的散文同当代著名散文家杨朔的作品很接近。这实在是一种误读。杨朔的散文精雕细琢，廖静仁的散文朴实自然；更为不同的是，在杨朔的散文里，叙述者是一个“观光客”，起着结构性的作用，在作品中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作品的主人公是让“观光客”赞颂敬仰的“工农兵”；在廖静仁的资水系列散文里，叙述者是主人公之一，“我”是资水船夫的后裔，“我”与资水岸边乡村里的亲人、乡邻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世界。廖静仁的作品礼赞的是这方山水和世世代代生活其中的乡民。杨朔的散文写作，多是“现在进行时”，即对他生活的当下社会无限光明的颂歌；廖静仁的写作，多是“过去进行时”，即对往昔生活的眷恋回忆，礼赞乡人的善良勤劳勇敢坚韧、乡风的淳朴，多少隐含着对现实的质疑和不满。不过，这里涉及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败、田园牧歌溃散的文化态度。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以城镇为中心的地区积聚，远离城镇的乡村的式微，传统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退场，如何吸收传统文明的优秀内核，重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秩序，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经济的繁荣、物质生活的富足，人民从繁重的体力、艰难的生存状况中逐步解放出来，也从封建愚昧陈规陋习中逐步解放出来，这是今天的中国不争的事实；与此相伴而行，环境污染、精神虚弱、道德失范等社会病象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忧虑的顽症。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陆路交通的发达，资水上拦江大坝的建造，资水后裔移民小镇唐家观或更大的城市经营生意，注定了资水船夫驾毛板船风口浪尖上讨生活将永远逝去，人们与大自然抗争与搏斗的激情终将演绎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廖静仁散文创作中的“虚构性”，突破了散文“描写真人真事”的传统。散文须写真人真事，不允许虚构和夸饰，这一直是散文界的权威观点。周立波在其主编的《散文特写选》的序言中说：“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绝对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文学创新的激流中，文体的疆界被突破，小说“散文化”和散文“小说化”的势头泛滥开来。王春林在评论史铁生的创作时，就明确指出像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以及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散文化特征。③汪曾祺先生认为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就是要对小说的概念进行一次冲决。④与此同时，散文“小说化”的倾向也逐渐蔓延开来，散文作家有意识地突破散文的疆界，在创作中融入诗歌、小说、戏剧的因素，特别是小说创作中的“虚构与想象”对传统散文观念强调的“真实性”形成巨大的冲击。如贾平凹、余秋雨等人散文创作中的大量虚构性成分。巴金在谈到他的散文创作时说：“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全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了。”⑤读过廖静仁的散文集《风翻动大地的书页》的读者就知道，廖静仁的爷爷并不是一个穷困的船夫，家里颇有些田地。奶奶出生在富贵人家，幼时念过私塾。他的曾祖父还担任过廖姓家族的族长，在当地应该算一方士绅了。在这组散文中，对于爷爷奶奶的年龄，作者是这样叙述的：爷爷在37岁那年驾毛板船失事时，奶奶是本命年，刚好36岁。然而，廖静仁在《祖母》一文中确凿地说过，他的奶奶是28岁时守寡的。由此可见，廖静仁在这组散文中写到的“爷爷”“奶奶”，只能是他精神意义上的爷爷、奶奶，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据作者自己说，联珠桥的修建、寡妇矶的传说都确有其事，是当地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完成的公益性工程。他把这两项工程的领头人进行艺术加工，便有了爷爷、奶奶这两个血肉丰满撼人心魄的艺术形象。廖静仁从小生活在资水边，做过篾匠，当过泥水工，对劳动的艰辛和普通劳动者那种纯真的感情是有亲身体验的。这组散文里所记叙的事件是真实的，文中所描写的人物属于艺术加工，带有虚构性，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舍身忘我修路架桥、疏浚航道的“爷爷”“奶奶”的情感是真挚的。散文创作中的“虚构性”拓宽了散文的视域，当然，若不能把握好度，也可能给散文这种文体以毁灭性的破坏。
　　注释：
　　①刘锡庆：《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②周立波：《散文特写选（1959-1961）·序言》，《周立波选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王春林：《知青文学中的日常叙事——重读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
　　④何镇邦：《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⑤巴金：《谈我的“散文”》，《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539页。
　　*本文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基地招标项目（项目编号：08jdzb15）、中国文联评论工程项目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联）
　　责任编辑 马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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