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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棣的《大国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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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1年至今,朱幼棣在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的岗位上呆了十年,被人形容为“高级幕僚”。过去几十年从未对现实政策有过公开言论,在61岁这一年,过了退休年龄却依旧在岗的他,因一本抨击中国医改徘徊不前的《大国医改》,颠覆了他多年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
  朱幼棣曾经写过关于珠宝鉴定的册子,也撰写过大散文风格的《后望书》,而新近的《大国医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论式著作。在写完《大国医改》的时候,他又有了另一种强烈的伤感:“比较伤,很受伤。我想是因为我们心忧?但我们是没法忧的。”
  
  种种经历的切肤之痛
  
  朱幼棣的童年是在浙江黄岩度过的,出生书香世家,长辈不乏有名望的官员。1957年,他8岁的时候,父亲突然被打成“右派”,在黄岩城内教书的母亲受到牵累,被调到乡下小学任教,朱幼棣的生活环境从城市换到了农村。而后,朱幼棣的父亲在劳教农场劳动,母亲全身浮肿,得了肝病,医院的治疗手段简陋至极:每天打一针葡萄糖,但母亲竟奇迹般地活过来。朱说,自己也得过急性黄疸肝炎,靠祖父每天两碗的“茵陈汤”,也得以康复。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医疗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幼棣感触颇多。年少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中草药更多地得到采用,还出现了世界闻名的“赤脚医生”。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卫生医疗开始了市场化,新的检测设备进驻各大医院,“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等医疗服务被人们广为讨论,药品厂家纷纷升级换代。在医生们开始专注于赚钱的时候,朱幼棣对医改的想法还比较朴素:“我只是觉得穷人因病致贫是很大的问题。医改能做的,应该是将最穷的人拉一把,这是最应该做的,其他的体制分配也应该这样做。”
  曾经在新疆,当他看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家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的时候,塞给了生产队长两百块钱,生产队长变得非常激动,因为他从来没见过面值100元的钞票,他要把唯一的财产一一只羊,宰杀来招待朱幼棣。
  “这些人怎么可能看得起病呢?”朱幼棣回忆起来很是感怀,“即使是一年交几十块钱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们都交不起。我们能不能为穷人提供一些免费的药品?”直到现在,朱还一直在不同的文献中探讨国家基本药物“免费药”的可能性。
  朱幼棣甚至还会怀念“赤脚医生”:“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即低水平、广覆盖、体现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的可获,导性方面,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当今的中国医疗卫生,自然不是他理想中的这个样子。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确立了产权改革的方向,以及实行医药分开等几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他自己就有切肤之痛。2002年,朱的父亲住进了一家“有如大型超市”的三甲医院。治疗期间,医院每隔一两天就通知交钱,否则停药。药是没有停过,但78岁的老人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大输液,心脏不堪重负,出现心衰症状,最后挂着针去世,当时病房里却没有医生。
  “也许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搞清医药和卫生的真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花了一年半写下近40万字的《大国医改》
  朱幼棣爱写作。在做记者期间,他是党员干部楷模《孔繁森》的主要作者。在国务院研究室,他的主要工作则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不过,在《大国医改》之前,朱幼棣公开发表的作品里,从来没有染指过关乎决策层面的现实题材。
  朱幼棣认为,医改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写这个一点也不难,开始动手时,才发现其中的艰苦之处。”书最后取名《大国医改》,也是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众多,迂回复杂的缘故。
  2009年夏,朱幼棣开始了《大国医改》的写作。恰在那时,新医改方案发布不久,有关新医改的论坛、新闻采访报道很多。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与会者情绪高昂,讲的多是新医改方案的有利一面,毕竟,该方案经过几年酝酿,其间,经过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和修改。但朱幼棣说,自己没有那么乐观,正因为文件在部门之间反复往来征求意见,就难免埋伏了一些常人不易分辨的内容,说得直白点,就是权力的纷争与利益的纠葛。
  朱幼棣希望写一本能够真真切切对医改进行分析,并有着鲜明观点的书,最初计划写作时间是两三个月,约十五六万字。但没想到,一下笔就停不下来,最后花了近一年半时间,写了近40万字。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这本《大国医改》涉及医疗、卫生、医保、医药各个方面,有鲜明的观点和真切的分析。
  在朱幼棣笔下,医改的复杂性,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被呈现。笔触穿越数十年的政策流变,串联中央到地方的体制现实,横跨医疗改革涉及的多个范畴,直揭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边写边议,圈点荒谬,随处可见犀利的批评,还有沉重的叹息。
  这不是归纳文献的工作。2004年,朱幼棣对“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进行调研,随着调研的深入,他越发体验医改面对的强大而顽固的体制阻力――具体涉及部委的各自为政,部门、权力、药企药商之间的微妙博弈,林林总总。
  向朱幼棣抱怨的药企界人士不少,朱甚至发现,一些震惊全国的劣药事件,从利润链和商品流通的角度,是被各地招标办、医院“逼出来”的。在其他部门牵头的一些相关调研里,他同样发现了大量分布在政策、体制、医院、医保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的隐秘事实,在书里,他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描述。
  为了分析现状,朱幼棣还会与一些部委官员讨论医改。他会重新考察一些媒体上广为报道的案例,指出社会新闻底下被忽略的关键链条。“有点专业,但我希望能让老百姓看到,看明白了,那些机构就没办法再忽悠大家了。”
  例如,“对药物从生产到流通,药物的价格如何层层提升的金字塔,事实上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举出了具体的数字:“根据医药行业的估算,全国医院在药品经销中的获利,当在10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卫生部门官方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差距。
  在书中,有医药行业的人士坦言,这差距,一部分作为医院及各科室的回扣进了小金库;更多一部分,则是私底下落入了医院相关负责人的腰包;还有对不上账的,那是医药代表“派发”给医生的“处方费”。
  这些医疗系统的收入,主要由病人买单。朱幼棣手上有一些医务人员的灰色收入清单,而作为中央的官员,他免不了也要算一下总数。他给医疗系统工作者这一“新兴中产阶层”算了一下收入。“我国500多万医务人员中,少说也有几十万人能从处方中拿到好处,一年每人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精准抨击让《大国医改》连连加印
  
  虽说《大国医改》明显地踩到了相关利益部门的痛处,但朱幼棣经验十足。“我写的全部都是事实,但没有点名。他们看了很生气,但又讲不出话来。他跳出来骂,不就承认自己有问题吗?”
  朱幼棣反复说:医改的问题,相关利益部门多年来出了很多论调、方向、概念,把公众弄得如堕雾里,然而根源上的问题并无得到解决。若体制不改革,医改就不可能“最终胜利”。
  严谨是朱幼棣所自豪的一个特质:曾经跟着中央领导采访、写稿多年,从来没有出过错。他不时用“精准”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下笔追求。
  多年积累,了解到一系列乱象,朱幼棣私下里提起来,甚至会轻声地说一句“他妈的”。但在公开场合少有情绪化的时候。对于各路专家,朱幼棣说自己从来不跟随他们的观点。“我跟他们都很熟,但我不听他们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孩子般地笑了一下。
  ――“许多不为世人所知晓的医疗服务中的种种,行业人士沉默,或者遵从了的潜规则。在这一刻,露出了它血色的一角――这也是医疗商业文化中最为阴暗之处,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可能想象的。”类似抨击,书中有多处着墨。
  在私下里,在写作中,他会直接表达情绪。譬如,他会直接对一些机构人士和专家直接用“岂有此理!”来评价。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医改有回归计划经济的迹象,而这种趋势“为行政寻租、集中收权和扩张行政权力铺道”。
  并非只有他一个官员在感叹医改的艰辛。于明德,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看过《大国医改》后不由得感叹:“自新医改方案公布一年多来,以建房子、买设备为代表的增量改革进展较快,而作为医疗资源主体的公立医院在体制、机制改革进展缓慢,以药养医的局面依然故我。”
  不过,正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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