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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一种:中国当代文学中新的中国故事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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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媒介,不仅是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社会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进而在全球语境下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了解中国并走向世界发展的重要条件,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丁・雅克教授所说的:“短短数载后,不理解中国,则无法理解世界。”在新的世纪,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而,中国当代文学也在时代的语境下进入了一种新的格局。从“启蒙”到“救亡”,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工农兵服务”……中国文学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变迁”;开拓了国民存在的精神空间,那么,在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也再一次的处在了历史转折的衔接点上。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当代作家才有可能讲述与以往不同的“新的中国故事”,而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此承载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那么,作为责任的一种,中国当代文学中以新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对当代中国文学在时代语境中的新发展进行梳理,并通过文学意义的承载探讨当代文学在时代语境下所承载的责任与传达的意义。
中国论文网 /6/view-7002345.htm
  “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的。总书记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因而,在这种层面的意义上,讲述中国故事是在当下全新的时代语境中,充分利用全媒体的传播手段,以传统及互联网平台,重视并传播有关我国的正义的国家形象。因而新的中国故事的讲述正是一种国家的叙事。
  事实上,对这一层面上的“国家叙事”的理解由来已久。美国著名学者埃里卡・穆克吉认为:国家叙事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而国家叙事本身是用以帮助国民认同本国家或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意义的理解上,国家叙事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因为国家叙事不仅能够有效的帮助国家层面的政治统治,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帮助人们了解不同的文明及文化呈现。日本学者岗田秀分别从保障国家认知的连续性、囊括国民情绪、支撑国民荣耀与价值观、保持一致性、获得认可等五个层面将国家叙事定义为支撑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
  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个概念在我国当下语境中的运用,《人民日报》在2014年1月24日的24版专门对“中国故事”进行了定义:“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较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较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何讲述和讲述怎样的“中国故事”正成为当下我们进行理解和建构关于“中国人”、乃至“中国”等重要概念的关键,也成为我们如何将“中国话语”传播出去的关键。
  新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就为中国当代文学介入当下,走入世界、重现历史的种种文学行动安置了更多的契机和可行性。那么,如何讲述,怎样讲述、在讲述的过程和之后,通过中国故事又生成怎样的主题和核心价值也就成为了本阶段中国当代文学需要考察和细致钻研的一个要点。
  那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新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本课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对当代中国文学中讲述的新的中国故事进行研究。
  一是对当下中国人的存在,经验,情感,文化等的直接表达。如李蔚的长篇小说《闯荡非洲》;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小说《红旗下的果儿》,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向阳坡》等作品……都不约而同的在对个人独特经验的描述中,以描写中国人经验、情感的独特方式,甚至以某种方式书写着当下中国语境中“民族的无意识”。
  比如说李蔚的长篇小说《闯荡非洲》。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李蔚是哈尔滨市戏剧创作国家一级编剧。在2012年出版的《闯荡非洲》一书中,李蔚以深厚的情感,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人,千里迢迢来到遥远的非洲,希望通过辛勤的奋斗淘到第一桶金的故事。可当他们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非洲时,他们所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空间转换中的必然要遭遇的语言不通、环境生疏、生活习惯的差异,更多的是人情的冷暖、商场的勾心斗角、竞争中的冷酷无情……在15章的篇幅,18万字的空间中,李蔚温暖却客观的文字带领读者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世界,并领略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味。《闯荡非洲》描述了一群中国人在本世纪初到南部非洲的T过首府开辟国际贸易市场的故事。小说以邱西征一家人的海外创业为主线。经过邱西征和儿子邱秋两代人的奋斗和在非洲这片陌生土地上的成长,不仅交代了一家人的奋斗历程,而且还细致刻画了中国在非洲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外拓荒者代际的交替。在主线的讲述着,李蔚还相对独立的在主线描述之外描写了某些人的生活经历,这些具体,生动的个人形象就此构成了中国人在非洲创业的多种声部,以主次分明的方式描述了中国人在非洲生活的不同境况。
  域外小说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表述独特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独特视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重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么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飞跃性发展的同时,在经济变化的语境中,思想的交锋也随着视野及空间位移的变动而不断变换,在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融入世界,甚至真正进入世界的不同局部也就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中的真实。泽津、李林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纪实》是以中国农民在走出国门来到俄罗斯之后以“永不言败”的精神艰难创业的经历;津子围、张仁译的长篇小说《口袋里的美国》则讲述了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赵大卫在美国后的种种磨难,而最终以“尊严之战”打赢了美国司法史上这场空前绝后的种族歧视官司,创造了美国新的司法判例的真实……域外小说中所展示的中国故事在一定层面上不仅是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乃至中国身份的强化,更以特定的表达展示的是当下语境中,中西文化冲突中,中国人价值观念在时代变迁中冲突和改变。在这种意义中,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可以说是2013年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小说讲述的是出身农家的青年涂自强考上大学、在城市奋斗的故事;石一枫的小说《红旗下的果儿》,以四个青年的成长为线索,描述了他们从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写出了一代青年的困惑、孤独、迷茫,以及在时代变迁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写作底层文学的胡学文,在小说《命案高悬》、《向阳坡》等作品中,直接以中国农村与底层的视角,解释了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坠的理由,进而对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进行了挖掘……这种创作都不约而同的在对个人独特经验的描述中,以描写中国人经验、情感的独特方式,或者说写出了我们的“民族无意识”。   二是在一些创作中,作家以新的眼光对历史进行审视,并在时代的反思中探索了新的可能性,以历史的视野,对发展的趋势和前行的方式进行了引导。贾平凹的《古炉》、韩少功的《日夜书》、严歌苓的《陆犯实焉》都属此类。
  克罗齐有一句著名的话:“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毕竟,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因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而现实又是未来的历史。人类在任何阶段所进行的社会实践都需要以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作为基础,并经由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方可成形。那么,这些当代文学作品中对历史的演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国故事”的范本,主要来自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故事,其实产生于现实并能在现实中生成作用,因为,这种中国故事的讲述并不仅来源于对历史的想象,或以故事形式对历史的编织,而是以历史重温的方式,对现实乃至未来进行人性的解读和挖掘。
  《陆犯焉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历史的反思,更重要的作用在其对人性的揭示和呼唤。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对中国历史中的故事一直有着某种浓厚的兴趣,比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均来自于二十世纪繁复的中国历史。同样来自于历史语境中的《陆犯焉识》却成为了严歌苓创作中富有颠覆性的转型之作。这部长篇小说不仅以四十丸子的篇幅成为严歌苓创作以来的最长作品,而关注视角的从女性向男性的转变更为严歌苓的书写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年,为了将不同时空变幻中的故事讲述的更为清晰及具有吸引力,严歌苓在布局谋篇上颇费心思。小说以陆焉识从小开始的成长过程,和他在劳改农场的生活经历,两条线索交错进行,以中国二十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为背景,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的经历磨难熔于一炉,在人性与政治的二重声部中,对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进行探寻,从中体现了生命在残酷岁月中可达到的高度和人性至美的极致。相对于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升华而言,在《陆犯焉识》中的爱情段落似乎不那么华美,可正是在生命历程中对爱情的逐渐认识和长久相守才在某种意义上以精神的力量寻求到中国故事中最为真实的一面,为历史及人性的塑造实现了真实可及的触感。
  同样,关仁山的《日头》也以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构的传奇继承了中国文学中的“史传”传统。长久以来,关仁山是一直关注着乡村生活的变迁,并在这种关注中,一支努力与当下建立联系。在《日头》的虚构故事中,浓缩的其实是半个世纪以来乡村中国变革的缩影,并书写了乡村文明崩溃的过程与新文明的艰难建构。
  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交融,都以洞见过去的方式,以似乎久远的中国故事讲述的是当下的现实与人生。
  第三是以形式的自觉,如以新的文类的发展或开创,如科幻小说、官场小说等盛行的研究,探讨在表达的层面上,在新的历史时期,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种种尝试。
  毕飞宇的《推拿》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毕飞宇以将近十八万字的篇幅描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生出的黑暗与光明。这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为全社会更好地了解盲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一个范本。在创作《推拿》这部作品时,毕飞宇最满意的是完成了对自我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在在一个短篇的构架里放进了一个长篇的信息量。在创作小说《推拿》的时候,毕飞宇以很小的点作为切入,将目标对准一个推拿店,以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以细致的笔触阐释了这个不同于常人世界中的一切,从而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全面而透彻的掌握。在结构的处理中,毕飞宇本着对盲人极大的尊重与理解,试图用人人平等的方式去均衡的表现小说中的每一个主人公,就这样,毕飞宇以虚构的方式完成了真实。这种真实的中国故事的书写不仅真切的切入具体生活中的片段角落,还以更直面的方式让读者对人生本身进行反思。
  “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这样宣示。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主旨。在新的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当代中国作家都将切身的体验,真挚的情感、独特的个性融入其中。而身边的故事,所处的环境又以真实经历的方式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和观察世界及人生的角度。这正是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时的文学精神的张扬,也正是当下中国文学中最具个性的声音表达。文艺理论家秦兆阳先生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当下的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在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并非都选择了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但无论他们的创作形式如何,内容如何,其主题的呈现与指向也大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现实的存在,在社会责任感缺失的背景中,以对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持久关注。文学本身就是彰显力量的存在。在这个多媒体融合的时代中,在这个飞速发展变迁的时代中,文学工作者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学的意义何在?在现实的存在中,就要求当代作家们不仅要创作“平面”的文学,更要创作“立体”的文学。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讲好新的中国故事,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在当下的使命和责任。(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本文为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2014-2015年度一般(联合)课题: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责任成果,课题编号:dlskyb2014078.
  注解:
  ①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EB/OL].[2013-09-20].http://news.xinhuanet.eorrVvideo/2013-08/20/e-1252108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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