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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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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时间来,语言层面等语内因素是中西翻译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语外因素对翻译的控制和影响越来越受到翻译研究者的关注。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概念,人们对其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因此本文旨在指出,在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时,必须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总体特征以及不同时期的影响力等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和了解之后,才能更好地找准角度对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进行探究。
中国论文网 /7/view-13229406.htm
  关键词:翻译 翻译研究 意识形态 影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9-0103-02
  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局限于语言层面等语内因素研究,而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其他语外因素却很少涉及。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上才有一批学者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开始关注与探讨。20世纪80年代,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文化转向”后,翻译理论研究才从以语言学为中心的局限中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翻译研究者开始对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控等外部因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然而意识形态概念的模糊无疑对探究其与翻译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对意识形态的概念、特征以及阶段性的影响力等在内的各方面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探究其与翻译间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意识形态”即英文中的“Ideology”,最早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哲学意义,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的观念及感觉过分强调,而社会的物质生产以及复杂的历史过程就无法真正展现(方仪力,2013:202)。随后,其最初的内涵又因为拿破仑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产生了改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有16种版本的“意识形态”的定义。布朗的说法在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即意识形态泛指存在于众多个人或社会行为身后的思想与解释系统。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哲学范畴内的一个概念,意识形态一直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廓形,人们对其的理解也有差别。
  无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有多少种,所有的争论都是为了能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再进一步地对其和翻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因此,廓清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在把握这些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透视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是十分必要的(刘小刚,2006:2)。
  首先,意识形态是一个代表着一定集团利益的理论构架,即具有实践性,在各种历史语境中发挥社会功用,并被部分社会成员认可并实践;第二个是总体性,各种意识形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具有动态结构的意识形态;最后,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其形成之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二、意识形态的共名与无名
  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控制力不尽相同。借用陈思和无名和共名的理论对意识形态加以历史性的分析,就可以了解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的不同影响。当个人的独立性掩盖在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的时代下时,称作“共名”;当社会和平自由,多种价值并存时,称作“无名”(陈思和,2001:71)。
  以我国为例,中国近代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属于无名时期,没有主导的意识形态,但三民主�x、集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多元的意识形态共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名时期就开始了。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在无名和共名时期各不相同。在共名时期,意识形态和权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利用的程度深;在无名时期,翻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翻译过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不确定。
  三、意识形态与翻译
  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的阐释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勒菲弗尔。他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贯穿其始终(Lefevere, 1992: 14)。他将翻译、编辑、文集编撰、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等一律称为“重写”,而重写即为操纵,能有效服务于权力(陈德鸿,张南峰,2000:175)。
  中国学者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翻译理论,尤其是勒弗维尔的思想,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并展开研究的。
  第一,利用不同地区和时期的案例研究来阐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不同方面的影响,如文本的选取、翻译策略的选用和对文本的接受等;第二,将意识形态作为起点来梳理翻译史,概括说明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操纵,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翻译的操纵。例如,在翻译文本选择方面,严复为政治救国和国富民强选择《进化论》等作为翻译文本,提醒人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定律;在翻译策略的选用上,姜秋霞等(2006)将David Copperfield的三个翻译版本作为研究范例,对社会意识形态和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进行研究;在对翻译的操纵方面,王东风(2003:18)列举了佛经翻译中意识形态对语言和概念层面的操纵,如用儒家和道家的哲学名词和概念去翻译佛教中的名词和概念。
  四、结语
  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决策与读者对译本的接受都有着内在影响。自“文化转向”提出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意识形态,包括对意识形(下转第102页)(上接第103页)态概念的厘定、特征的总结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对翻译的影响力等。在对意识形态的了解到达一定程度后,就可以从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史等角度切入研究。
  虽然意识形态对翻译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影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所以不可片面夸大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由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性,我们更应该关注到其与翻译两者的相互作用,从多层次多方面,尤其是对意识形态的概念等内部研究做更多探索,为翻译理论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2]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175.
  [3]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71.
  [4]方仪力.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翻译――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202.
  [5]姜秋霞,等.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以狄更斯的《卫・考坡菲》的三个译本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06(4):166-175.
  [6]刘小刚.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6):2.
  [7]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18.
  责任编辑: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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