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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为中用”“中为中用”与“中为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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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约在17世纪传入,在中国的真正发展却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堂乐歌”时期开始的。虽然中国钢琴的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较短,在短短的一百年多中,我们的钢琴教育蓬勃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钢琴教育家、演奏家和作曲家。在钢琴作品的创作方面,《中国钢琴作品经典》一书的问世,就是对中国钢琴发展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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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钢琴作品经典》共七卷,收录了47位作曲家创作的104首钢琴独奏作品,整套曲集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作品的排序采用编年体。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中国钢琴作品按照作曲家和作品为主线的编排方式,有利于集中展现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作曲家创作的个性与历史共性,从而全面呈现了百年来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历程;二是选曲标准和范围有新的突破。作品集收录了从1913年赵元任创作的《花八板与湘江浪》到2014年张朝创作的《中国之梦》百年中各个历史时期具有时代特点、演奏频率高并且为大众接受的代表作品,也收录了由于历史原因虽未广泛流传但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创新性的作品;三是104首钢琴作品都配有音响,这些音响的录制,或由作曲家本人演奏、或经作曲家指导演奏,在作品的二度创作中,尽可能符合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四是对每一位作曲家、代表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创作特点进行了简洁而精辟的概述。
  《中��钢琴作品经典》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以创作的时间和创作的特点,将近百年中国钢琴的创作发展归纳为四个时期,即1913―1948年,以模仿和借鉴西方钢琴作曲技法、以西方乐器钢琴为载体来融入中国元素为主的“洋为中用”时期;1949―1976年中国钢琴创作相对稳定和成熟,能够以钢琴为载体,以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调式、和声来表现中国人民思想和情感的“中为中用”时期;1966―1976年的特殊创作时期;1977―2013年,改革开放以来,作曲家们摆脱束缚,大胆创新,尝试和运用现代创作技法、形成了创作多元化的空前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钢琴创作,无论是从创作理念和思维上,还是创作技法,不但相对成熟,而且也形成了较为显著的中国风格。中国的钢琴创作理念和技法,通过一些中国作曲家在国外的教学途径得以传播,同时,一些应外国音乐家邀请而创作的钢琴作品、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或者指定的演奏作品,在国际音乐界得到了展示,开启了中国钢琴初步与世界钢琴音乐接轨的历程,进入到融入世界钢琴音乐、影响世界钢琴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中为洋用”时期。《中国钢琴作品经典》的出版,为系统研究中国钢琴创作的发展历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一、“洋为中用”(1913―1948)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钢琴亦不例外。虽然钢琴在公元1601年已传入中国,但中国钢琴作品的真正创作,却是以1913年赵元任创作的《花八板与湘江浪》、以借鉴西方功能和声与钢琴织体以及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音乐元素结合进行的作品创作为标志的。自此到1948年丁善德创作《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时,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在《中国钢琴作品经典》第一卷中,收录了赵元任、萧友梅、黄自、江定仙、贺绿汀、江文也、瞿维、桑桐、丁善德九位作曲家的13首作品。这些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主要体现了以西方作曲技法为主要手段与中国音乐元素的结合,尤其是在早期的作品中,西方作曲理论、技法以及传统功能和声的印记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与作曲家都有早期出国留学,系统学习西方作曲技法的经历有关,尤其是具有中国钢琴音乐先驱身份的赵元任、萧友梅和黄自。
  赵元任1909年留学美国,主修数学、物理和哲学,选修音乐(作曲、和声、钢琴),但自幼受家庭影响,接受了昆曲和民族音乐的熏陶,并曾到各地进行采风,收集了大量的民歌,为其从事、探索西方音乐技法与中国元素的结合奠定了基础。《花八板与湘江浪》(1913),是根据江南丝竹《老八板》和民歌《湘江浪》而改编而成的,首次运用低音线条和声手法,结合中国民间音乐中多见的装饰音与“加花”变奏;《和平进行曲》(1915)则尝试运用大小调功能和声与进行曲风格进行结合;《偶成》(1917)运用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间音乐、五声调式旋律进行结合,来模仿中国三弦演奏天津的时调。
  萧友梅1901年留学日本,是我国第一位出国专修音乐的留学生,1912年留学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与作曲。《新霓裳羽衣舞》(1923)在作曲家对白居易的长诗《新霓裳羽衣舞》的结构进行系统调整之后,将唐代曲式结构“十二段与尾声”运用到钢琴音乐的创作中,除了序外,全部采用四三拍圆舞曲的节奏型为背景,全曲的旋律与和声中也体现了五声调式的特点,并且在调性、节奏上寓于对比和变化,也是我国第一首单独出版的钢琴曲。
  黄自1926年留学美国,分别在奥伯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作曲,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成为我国最早全面系统讲授音乐作曲理论的中国音乐教育家,并且培养了江定仙、贺绿汀等大批音乐家。在其《二部创意曲二首》中,模仿欧洲巴洛克的风格,尝试采用了复调的创作手法。
  在其他的作曲家:如江定仙、江文也、桑桐、丁善德等人作品中,既体现了对西方作曲技法,尤其是曲式结构和体裁(如三段体、小夜曲、变奏曲、序曲)、复调等方面的借鉴。又在民族民间音乐运用、民族调式和声的探索方面取得相当的成绩,同时在作品的表现力有一定的突破,具有代表性的如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之钢琴曲”比赛中获奖的江定仙的《摇篮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与《摇篮曲》以及表现民间风土人情的江文也的《北京万华集》,瞿维的《花鼓》以及更加注重体现民歌色彩的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丁善德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
  在这一时期,中国钢琴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广大中国音乐家较早的确立“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作曲家们在寻求和体现民族风格最基础、最直接、最核心的表现因素――“民族调式和声”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并且运用到钢琴曲的创作中(其中也包含那一时期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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