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大众传播活动解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晓丹

　　《金瓶梅》作为明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在明代流传过程中表现出多方面的开创性，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活动，推动了我国世情小说的创作。一方面，这源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发展，明朝出版政策的调整改变等客观因素的推动；另一方面，还是传者、媒介和受者等因素的能动性，推动了《金瓶梅》的大众传播影响。
　　明代《金瓶梅》传播者的多元化构成完成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演进
　　作为传播过程中的首要因素，传播者是在传播活动中发出信息的主体，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金瓶梅》的明代传播者队伍大体包括编创者、曲艺传播者、出版者和点评者四类。共同完成了传播活动的发起。
　　明代《金瓶梅》的直接传播者人群一编创者和曲艺传播者群体。最初。《金瓶梅》编创者作为在传播活动中发出信息的主体，通过将作品借阅他人并传抄的方式形成了人际传播活动。抄本的流传说明该书的作者兼具了作者和传者的双重功能。《金瓶梅》抄本传播过程的简单化。更说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仅靠编创者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满足大众传播需要的。此外，至今《金瓶梅》作者的真实身份仍无定论，作者的不确定性，也证明在明代大众传播过程中，《金瓶梅》编创者的传者功能呈现弱势，没有形成有力的传者因素。
　　现存最早的万历四十五年《金瓶梅词话》刻本，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风格，这和明中叶以后的大众娱乐方式密切吻合，当时从宫廷到民间依然盛行蓄养或招请说书艺人专说平话的娱乐形式，充分证明曲艺传播者更多地肩负起大众传播任务，且服务的受众人群更为广泛，初步体现出职业传播者的特点，是更为活跃的人际传播因素。使信息传播范围更为广泛。
　　明代《金瓶梅》的间接传播者人群――出版者和点评者群体。明代出版者的经营活动有力地扩大了《金瓶梅》传播的空间和影响力。更为强势地体现出大众传播特点。如吴中续刻本《金瓶梅词话》就是书商为牟取暴利。使之充斥大量色情描写，进而引发了购买狂潮。明代后期《金瓶梅》的传播与热销，说明刻本的发行始终以盈利为目的。是围绕市场需要与经济效益应运而生的，强烈体现了出版者发出并操控信息的传者地位。这在《金瓶梅》明代庚戌年至丁巳年初刻本与续刻本的发展历程中也得以验证：“庚戌年至丁巳年中经七年……可能因为初刻本情结很好……但嫌其描写淫恶还不够。也不能使生活淫乱的统治阶级感到满足，因此贪财图利的书贾就延请文理不通的文人大加伪造，改写题目……又加了淫秽的大描大绘。”上述记载再次说明出版者是间接传播者，还说明点评者与出版者的合作也起到了增强传播效果的作用。作为最初的受众，《金瓶梅》的点评者虽然是早期受者，但不是消极地接收信息，而是对所收到的“初级信息”再加工，使之附着自己的观点，再通过原本与点评内容的共同刊刻方式传播。对其所处的士人阶层产生更大影响，加速《金瓶梅》的传播，因而他们也是间接传播者。
　　
　　明代传本的开放性，造成秽本传播广度超过洁本的失控局面
　　
　　《金瓶梅》版本的文学分类。在明代《金瓶梅》的文学版本研究中，主要分为抄本、刻本两大类型。《金瓶梅》先有抄本流传，但同于各方面的条件，传播的广泛程度无法和刻本时代相提并论。今据有关记载，最初藏有《金瓶梅》抄本的明代诸家除王世贞、刘承禧及徐阶曾家藏全本外。其他多为残本。而明代约天启年间《金瓶梅词话》刊刻本一经诞生便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沈德符“吴中悬之国门”的描述，充分说明它在当时是一部很走红的畅销书籍。而后的《金瓶梅词话》刊刻本分为两大系统：冯梦龙于1617年在苏州新刻《金瓶梅词话》，开辟词话本系统；崇祯年间刊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百回，开辟说散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统。
　　《金瓶梅》版本的传播学分类。《金瓶梅》在明代的传播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个权威经典的范本。文本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对于色情描写内容的处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鉴于《金瓶梅》中所充斥的大量色情描写。在传播中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将《金瓶梅》分为删节猥亵言语的洁本和保留色情描写的秽本两类。正如郑振铎所说：“如果除净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唯有洁本的广泛传播，《金瓶梅》的价值才能被更多受众认识，才能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拥有独特地位；“秽本”的广泛传播，必然会影响到传播监视环境，提供娱乐、协调社会关系等作用与功能的最终实现。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记载：“袁中郎《觞政》……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未几时，吴中悬之国门矣。”这一记载恰恰预言了《金瓶梅》秽本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失控的情形，而造成失控的关键在于传播文本对色情内容的取舍。后代的事实证明了该预见的正确性，明代以后《金瓶梅》屡遭封禁，被公认为是“淫书”的代表。
　　《金瓶梅》秽本的流传广度超过洁本，表现出传播失控的特点。明代传播过程中，对《金瓶梅》评价的悬殊甚大，作品价值定位争议的焦点就是该书淫秽色情描写的存在价值与取舍原则。在洁本与秽本的传播中。现有文献的保留说明反倒使秽本传播得更加广泛，这是《金瓶梅》屡禁不止的原因。虽然明代很多学者高度评价了《金瓶梅》的艺术价值，认为其“写淫”，主要也在于“劝惩”，而不在于“宣淫”。谢肇涮的《金瓶梅跋》赞扬说“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对“诲淫”的说法也作了回应：“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金瓶梅》中充斥的大量性描写是吸引明代市民受众的主要原因，各类传者都无法能动地改变其秽本的传播广度超过洁本的失控局面。
　　
　　《金瓶梅》的明代传播使士人受众贴近市民受众，形成繁荣通俗文化的趋势
　　
　　受众的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都会对信息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受众不是传者面前应声而倒的靶子，而是对传播对象有所鉴别和反馈的主观群体。《金瓶梅》明代读者的主观条件决定了鉴赏动机、需求及其结果不同，其明代传播的受众群体范围较大，伴随着传播而不断膨胀。
　　《金瓶梅》抄本传播过程始于兼具传者和受者双重身份的士人；随后在刻本传播过程中，书坊主与点评者也兼具传者和受者的双重身份；他们都渴望能够通过参与文本的重塑来改变受众的接受惯势。推动作品的传播。但是，拥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出色鉴赏水准的评点者虽然能在较高层面上把握作品，却无法带动引导占更多数的市民受众深入作品获得阅读享受。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好货”、“好色”的社会思潮广泛流行，社会风气堕落。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写道：“然亦实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式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这种传播环境下，明代市民受众把阅读《金瓶梅》视作消遣和娱乐的生活方式。因而，很多士人和书坊主唯有顺应市民受众的阅读需求，大量制作刊印秽本，市民就成为最大、影响最广的受众群体。
　　总之，《金瓶梅》作为古代小说中第一部世情小说，迎合当时的社会风尚，在传播过程中通过传者、媒介、受者的相互作用影响，要求人性解放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其影响力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趣味悄然转移，逐渐推动士子文人转向对市民文学的亲近，进一步推动通俗文化的繁荣。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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