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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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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朋友丁杰,要我重访胡家湾,重访双凤山。
中国论文网 /7/view-3868471.htm
  这就是说,他要我通过时间隧道返回39年前。那时,我不到20岁,在双凤山寺这座清幽而又恐怖的古庙里教书,是胡家湾的村办小学老师。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这是什么?这是20岁的梦幻,这是39年前双凤山古刹里如水的月光……
  (一)
  我于1965年7月在原安顺地区二中高中部毕业,同年8月到原安顺县旧州区詹家屯人民公社苏吕堡生产大队插队当“知青”;次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官办的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倒是农村里的贤达人士深知教育的重要和文化的可贵,纷纷由生产大队出面筹办乡村小学,所聘教师,大部分是来自城市中学的毕业生,其中不少是重点学校的尖子学生。这些尖子学生不能继续深造,成为国家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流向农村传播城市文明,为若干年后的农村体制改革,作了悲剧性的文化准备。我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于1968年8月来到普定县化处区化处人民公社胡家湾生产大队的民办小学教书的,时年20岁。
  胡家湾的这所学校设在山上的一座古庙里,山名为“双凤山”,庙名即为“双凤山寺”。“双凤”二字多民间色彩,具平民格调,符合芸芸众生口味,含凤仪来朝的吉祥之意。在双凤山下,离胡家湾不远有座古庙,名“仙人寺”。我在双凤山上教书时,要到化处场坝去必须经过仙人寺,“化处”者,乃“仙人坐化”之地。在化处场坝边上建立庙宇并名之为“仙人寺”,是纪念仙人坐化的意思。仙人选择此处坐化,说明“风景这边独好”!有趣的是,“双凤山寺”与“仙人寺”都办过民校,“仙人寺”还办过幼儿园。书香与佛韵使这两座古庙,也使化处这个古镇显得文化韵味悠长。
  双凤山寺办过一个大型的农中,这能够充分说明它曾有过的宏阔与轩昂。我在此处教书时,佛殿与禅房已被农中改造成教室与宿舍。但可以看出它曾经有过的恢宏。殿宇高朗,系石木结构,用料及做工都极为讲究。二进天井为石板铺就,严丝合缝,平整得可以经受现代水平仪的检测。而周围的保坎与水道也统统用料石砌就,有棱有角,该圆则圆,该方则方,经得起量角器的挑剔。难得的是天井中植有桂树一株,中秋时节,桂花闲落,清寂无声。山雨之后,你可以身着白衫在天井的石板上静卧,绝不染半点纤尘。后山有鸟啼鸣,寺前有一空坝,植有银杏树五棵,高可参天,浓荫覆地,树围均在四米以上。传说五棵银杏都已成精,常化作人形到云南四川作怪,故银杏树下有阴森恐怖之感,经过时须埋头疾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经二进天井拾级而上,是“玉皇阁”遗址,在半人多高的野草和灌木丛中,兀立着五根高及两丈的石柱,底座为石狮,柱均为整石整料,可以想象它们当年挺举着宏阔殿宇时的辉煌。后来殿宇毁于兵匪之火,空留有石柱与衰草,养育着狐鬼与神怪,诉说着人间的沧桑。
  那时,双凤山寺周围没有人家,寺庙离村寨较远。晚上,只有孤灯一盏伴我夜读,常闻寺庙的浓影之处发出怪异之声。入睡之后,常从梦魇之中惊吓而起,起坐四顾,月华如水,桂香盈寺,蟋蟀哀鸣,而远处隐约传来武斗的枪声,竟不知身在何处!
  三十九年过去了,我的学校我的庙,我的双凤山啊,你如今该是怎样的景象?
  (二)
  2007年7月27日,多云间有散雨。这是一个热情之中裹夹着忧郁的日子,我与文化学者杜应国先生以及普定县的一些文友,到化处——这个“神仙坐化之处”做客。
  我曾向钱理群教授和杜应国先生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胡家湾和双凤山的神秘和美丽,就像描述我旧时的恋人,就像阿Q对人炫耀自己也曾经阔过。在我那样的年纪,有人在哈佛大学读书,我则在双凤山古庙里教书;哈佛的辉煌与非凡自不消说,但双凤山的神秘与美丽举世独有,我由此找到了心理平衡。
  如今我的心充满忐忑,双凤山,我的旧日的恋人啊,你能替我争口气吗?
  天下着雨,化处的朋友买来了雨伞,我们十多个男男女女撑着各色各样的花伞,在淅沥的雨中行进,是一朵朵行进的彩色蘑菇。胡家湾距化处场坝不到两里路,过去是羊肠小道,现在已经有乡村公路相通。乡村公路在胡家湾村口分为两岔,往右进村,往左上山。在分岔口,我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老者,精瘦而矍铄。我轻声对丁杰说:“这个老者我认得!”丁杰遂对老者喊话:“喂,老者,这个人你认得不?”老者笑看了我好一阵,摇摇头说不认得。我说你是不是叫张兴昌,他说是呀!我说你再好好看我是哪个?他走上前又仔细把我过滤了一遍,最后还是抱歉地摇了摇头。丁杰急了,大声喊道:“这是你们的宋老师喽嘛!”那老者哦了一声说:“几十年了,记不得了!”
  我当年在双凤山教书时,这个张兴昌的儿子是三年级的学生,张兴昌是贫管会的负责人,常与我打交道的,怎么就不记得了呢?我想他该有八十多岁了,一问,果然,八十三了!当年聘我到胡家湾教书的是大队支书胡光奇,志愿军复员战士。我问张兴昌胡光奇可好,张兴昌说走了,走几年了。当时的大队会计叫王义元,比我大七八岁的样子,与我比较相好,就是他把农中留下的几本书——《教育诗》、《堂吉诃德》、《费尔马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反杜林论》偷来送给我的。我特别问起王义元,张兴昌说也走了,前年走的。当年有个学生叫王正强,一家人对我都很关爱。特别是他的爷爷,每逢我到他家吃饭,老人都要换上干净衣服陪我,说老师是孔孟子弟,怠慢不得的。我想,这位尊师重教的老人如果在世该有百岁了吧!比他年轻得多的王义元都走了,想这老人已经大归,也就不再问了。
  张兴昌问:“老师们不到家里去坐一下?”语气淡淡的,并不热烈。丁杰大声武气地说:“不去了,还有事!”
  别过张兴昌,往左上山,走了不到百米,遇上两个背着背篓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时,觉得好生面熟。我对丁杰说这是我的学生,丁杰说几十年了你还认得?我说有印象。丁杰遂回头喊正在下山的妇女:“喂,你们在双凤山的学校读过书吗?”其中一个穿花格子衣服的回头说:“读过,我读过的!”丁杰说:“这是你们老师哩!”那女的想了想问道:“是从安顺城里来的吗?”丁杰说:“就是!”那妇女问:“是叫宋茨林吗?”丁杰说:“就是就是!你的记性真好!”那妇女往坡下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我到场坝上去买点东西,一会就回来,老师到家里去坐吧!”语气也是淡淡的,也并不热烈。我想,三十九年前我来此地教书,只不过是为了生计为了糊口,我现在重返此地也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福音,我凭什么要他们记得我欢迎我?生活的常态本来就是“淡淡的并不热烈”的,这是一种在苦难中练就的定力所呈现的常态。   但我依然感激这个学生事隔三十九年还记得我。她那时可能是一年级的学生,是我教她认识第一个汉字的。我叫丁杰问问她叫什么名字,那妇女回头大声说:“我叫张顺兰!”
  (三)
  一行人撑着各色各样的花伞来到了双凤山寺,仿佛是一种彩色的朝拜,又仿佛是一次时髦的考察,旅游的热闹妨碍了心灵的体悟,大家都明白自己只是双凤山的过客,绝不似我三十九年前来到此地是为了避乱、为了生存、为了寻求精神的皈依。这体现出时代的进步但也许同时体现着心灵的麻木。
  我为双凤山和双凤山寺的变化震惊得无话可说!寺庙前空旷的坝子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结实而又粗陋的农家房屋。原先那令人神往令人恐怖的五棵参天古银杏只剩下两棵了!同行的普定朋友打量了一下,说剩下的这两棵银杏树其树围当在四米以上。在我的记忆中,不知所踪的那三棵银杏比剩下的这两棵还要高大。这些白果树在传说里都是成了精的啊!砍伐它们的那些人是一定要遭到天谴的呀!我问一个站在家门口看过客的中年农妇是多久在山上建房的,她说是二十多年了。那语气也是淡淡的。我这才想起三十九年该是多么的漫长,世界能不变吗?人心能不变吗?
  既然来了,进庙里面去看一下吧!
  当年,这双凤山寺虽历经沧桑屡遭破坏,而且还曾被改建为农业中学,但基本保留了大体模样,而今,许多木制构件没有了,西侧禅房原先的木窗木地板已全部代之以断砖乱墙。东侧的禅房在当年共三大间六小格,其中一个面对天井的房间就曾是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就是在这卧室里,我曾挑灯夜读,在灯花里寻求青春的梦幻。而今,东侧的房屋只留下佝偻的木屋架,还有我那间卧室的坚固的石窗。杂草在丛生,荆棘在疯长。我三十九年前的卧室里,令人感到神秘莫测地长出了一棵叫不出名的小树,就像是我当年的魂灵,倔强地从石窗里向外挣扎,仿佛一个倔强的守望者终于迎来了同属他生命的另一部分——一个漂流回来的过客!
  我把这棵树指给同在现场的杜应国先生,连应国也感到十分的骇异了!
  但令我更为骇异的是,天井里那些平整如镜的石板没有了,天井中间的桂花树没有了,那些有棱有角经得起角尺检测的石砌保坎也没有了……那美丽的天井变成了一个凹凸不平的水泥坝子,显然是一个粗陋的晒谷场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能溢满那如水的月光吗?还会荡漾那醉人的桂香吗?
  我忍住眼泪,仰头去看高处的玉皇阁遗址,令我更加骇异的事情出现了!酷似圆明园遗址的玉皇阁原有五根高及两丈的石柱,全系整石整料打制而成,而今怎么只剩下两根了?另外三根跑到哪里去了?
  这已不是昔日的双凤山!这已不是昔日的玉皇阁!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这是什么?这是过客的梦幻,还是双凤山的梦幻?
  我们都是过客,只有江山是主人。
  如果江山都成了废墟成了梦幻,我们是什么呢?
  孤独的鱼
  那是一个奇怪的冬天,炎热的南方出现史所未见的冰冻,仿佛末日来临。黄昏,我站在穿衣镜前顾影自怜。突然,镜中出现了另一个人影——那是我早已逝世的父亲!我惊悚回头,客厅里只有我孤身一人。
  翌日,八十六岁的母亲告我以相同的情景:她也看见了父亲!
  几天后,母亲住进了医院——脑溢血。她在抢救室躺了四十二天,意识模糊,半昏半醒。她经常神秘地微笑,说些令人难解的话语。
  医院的收费窗口冷漠而又狰狞,是一个贪得无厌的黑洞。医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她劝我不要往那无底的黑洞再作无谓的投入了。我拒绝了她的理性劝告。天气奇冷,我不能让母亲在冰天雪地里独自远行!
  工资调整,我补发了一笔钱,我认为那是一大笔钱!我捏着这一叠钞票在主治医师面前求告:请费心,我有钱,我有钱!
  从抢救室到洗手间是五十一步,我给母亲倒便盆回来却往往只有四十三步,我每一次倒便盆回来都急切地希望推开抢救室的门便听见母亲叫唤我的乳名!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从二楼抢救室到一楼大厅“换口气”,坐在靠背椅上发呆,想起平日里对母亲的许多不孝。平日里,我给她买来上好的餐巾纸,偏不用,要用废旧的发票纸;我给她买了上好的毛衣,偏不穿,说找钱不易要节省;家里有崭新的新式炊具,偏不用,说要留给远在深圳的孙儿成家用;给她找了个小保姆,她赶走,说是不能这样懒惰……我为此生气而咆哮,却很少听到她反驳。她几乎全聋,我很少与她沟通。她的世界是没有声音的,她的生活是孤寂的。
  深夜,医院底楼空旷的大厅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不知是谁站在了我的面前。抬起头来,是一个妇人喜庆的脸,这是一个初中时期的同学。她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母亲要死了,在抢救室。她说女儿要生了,在妇产科。她离我匆匆而去,根本就没有听清我说了什么!有人要死,有人要生,这个世界,各不相干。
  我渴望父亲的魂灵在大厅的门口出现,然而没有,只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冷漠地从我面前走过,留下高跟鞋的空响和脂粉的怪香。
  春天到来的时候,母亲走了!我多么希望她再听一听鸟叫再看一看花开再度过一个春天啊!我知道,当夏天到来荷花又要开放,母亲是特别喜欢荷花的;当秋天到来雪梨又要上市,母亲是特别爱吃雪梨的;当冬天到来雪花又要飘飞,那时天气又要冷了,又不能让母亲走了!
  但母亲还是走了!家里空荡荡,心里空荡荡。我一次又一次地站到穿衣镜前,希望镜子里出现母亲的身影。然而没有,母亲是决计不再让我弥补我的不孝之罪了!
  把母亲送走后,我不计输赢地拼命打麻将,不顾后果地胡乱喝酒,借此排遣哀伤,昏沉而又清醒,热闹而又孤独。
  我走上大街,挤进人流。这是一条无声无色却又喧腾却又五彩斑斓的河流:堵塞的车,急走的人,闪亮的灯,故作热情的寒暄,无缘无故的争吵,还有斤斤计较的讨价还价……这条被污染得五颜六色的河流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成了一个不孝的孤儿,成了一条孤独的鱼。
  想起赵回春的笑
  1974年,安顺城的虹山湖畔出现了一道亮丽风景——水库大坝外侧清泰庵旁边的一间简陋小屋,住进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植树种花,筑篱围院,在院中安放大圆石桌一个,又竖类似古时酒招的旗幡一面,上书“侠影仙踪”四字,还挂了一块黑底金字的“古怪山庄”牌匾,宾朋盈门,谈文论诗,笑声不断,就连闻名全国的作家何士光也曾来此拜访,一时传为美谈。   却原来,这是被驱赶下乡的赵回春回来了!难怪老远就能听到他那震彻心肺的笑声。他已被恩准返安还是“倒流回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颠沛流离中已尽失家产无处安身。
  一无所有的赵回春回来了,而且在美丽的虹山湖畔安下了家!这样的“安家”是官家特许还是他自作主张?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一定是违章之举,因为他的这个“家”地处大坝且在溢洪道旁,显然是不符有关法规的。
  那时,“文革”还在继续,大地尚未回春,而回春尚处逆境。令我佩服的是,身处逆境的赵回春“回家”了,而且是“诗意地栖居”在美丽的虹山湖畔。
  其实,我在幼童时代,就已经认识赵回春了。
  1956年,我在外祖父家寄读。外祖父家在四官桥附近,而赵回春先生家在炮台街口北侧,两家相距不过数百米。我记得赵家是一当街小铺面,铺台上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药瓶,铺房里则满处是书——数不清的“小人书”和武侠书。赵家父子就在这间铺房里一边行医一边出租各种书籍,并以此维持生计。我还记得回春先生的父亲戴着高度近视镜,说话很和气,带有云南口音,而且已经很老了——至少在我这个小孩儿的眼里看来已经是个很老的老头了。回春先生接下了老头悬壶济世的职业,而出租书籍的业务则主要由其弟厚德先生打理。
  我经常光顾厚德先生的书屋,先是与许多小朋友坐在矮矮的长长的板凳上看“小人书”。由于我看“小人书”很认真,不光看图画,而且还认字,经常受到回春先生的夸奖,说我长大后一定有出息。我在赵家看过的“小人书”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水浒传》等等。这样的读书生活持续了近两年时间。随着识字水平的提高,我开始租借“字书”回家阅读。记得厚德先生把那些厚厚的“字书”分拆成若干本,每次租一本,既方便阅读也便于流转。租借回家是要交押金的,我没有押金就拿一只“广大”牌的钢笔作抵。后因我读书很快且讲信誉得到优惠,作抵就取消了。我在赵家读过的“字书”有《三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演义》、《济公传》、《施公案》、《荒江女侠》和《东周列国志》等等。那时节我约摸十来岁,上小学四年级。每次去还书,只要回春先生在,他都要夸奖我几句。我记得他很爱笑,大笑,笑起来声震屋瓦,止都止不住。那时,他好像还不到三十岁哩!
  我记得这家人很和气很和谐,没听到他们吵过架。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且传播文化,没有给国家增加过任何负担,虽然不很富裕,但总算安居乐业。
  “文革”一起,赵家受到很大冲击,研究风水地舆并崇尚儒墨释道的赵回春马上被列入横扫之列,而我也作为1965年就下乡的知青“倒流回城”,生计艰难。
  那时,有一朋友姓王,镇宁人,是安顺地区物资局姚家坝仓库的管理员。他为了照顾落难朋友向上级申请雇用临时搬运工,谎称仓库物资需要搬动整理。想不到所雇的小工中竟然也有赵回春先生,我于是与之成为“工友”。
  仓库里无甚物资需要搬动,王姓朋友要我们把一些东西从甲处搬至乙处,再又搬回甲处,由三排变为五排复又变为三排,说是要按“别林斯基的美学原则”重新摆放,惹得回春先生哈哈大笑,笑得弯下腰去,笑得眼中流出泪水。那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笑声啊!
  做这种“无用功”每天可得一元一角六分报酬。我有母亲的微薄工资养活,做小工所得工钱可供我到花街上购买“禁书”。而回春先生要养活妻室儿女,这点钱是杯水车薪,不能解渴的,他的生计十分艰难。
  那时回春约摸四十来岁,高度近视,但镜片后面的眼睛很亮;清瘦而羸弱的身躯竟然能够扛起超过他体重的物件,而且能够从营养不良的躯体内爆发出爽朗的大笑,令我十分惊讶!
  我有一个朋友叫卢朝阳,布依族,作家,镇宁人,曾与何士光先生一起拜访过赵回春。他对回春先生的印象最深者有两点:一是博闻强记,对传统文化有独特见解;二是笑声爽朗、干净透明。这个评价使我感到回春先生的不凡。同时,也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有为之士对“古怪先生”赵回春包容而且尊敬,说明了什么?
  愚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安顺人能够“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绝非个别的现象而是群体的追求。正是这种群体的追求日积月累、反复沉淀,才形成了植根于黔中大地的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传统,才维系了安顺的人脉与文脉,才维系了安顺的性灵与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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