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立新：教研组织，沉默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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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静
《中国教师》：丛教授，您好！您的著作《沉默的权威——中国基础教育教研组织》（以下简称《沉默的权威》）一书就我国教研室的性质与职能等问题开展了专题论述。请问，您为何称教研室为“沉默的权威”？有何含义？
丛立新：中国大陆所有的省份都有三级教研室，到今天已经历时60多年，整体组织规模可谓庞大，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教研室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却很少有专门的研究与论著，反而是国外有类似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奇怪也比较有趣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是一些教研员，或者曾经的教研员针对教研组织做了一些探讨，这样的研究当然十分宝贵，但也可能受其身份所累，作者很难完全跳出原有职位的圈子，有一定的身份局限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沉默的权威》这本书虽然还很不成熟，毕竟是由“圈外人”做的，跳出了教研员的职业束缚，也是我国第一本以高校研究者的视角对教研组织进行客观性与理论性审视的作品。值得高兴的是，关注这一领域的人在渐渐多起来，比如差不多与《沉默的权威》同时，稍后一点的时间，教育科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中国特色教研制度发展研究》，这本书由国内许多省级教研室负责人共同编写，很有价值。而且，近年来也已经有数篇以教研组织为选题的博士和硕士论文。
教研组织对于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生涯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相关的探讨可谓少之又少，也就是说，实际的影响与专门的研究反差巨大——是权威，但在这个圈子以外基本无声。所以，想到采用“沉默的权威”这样的书名。我自己对于教研组织的关注已经有很多年，对其地位、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多次的反复，慢慢地形成了一些想法，而且越来越觉得好像欠了他们一笔账——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区）两级教研组织中的专职教研员大概就有几十万之多，论作用更是关系到每一位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关系到整个基础教育，所以最终萌生了为教研室写一本书的想法。说实话，动笔之后才切实感觉到这件事情有多么艰难，居然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仍然遗憾多多，但总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中国教师》：在您的著作中，谈论到大家对教研室职能的“教研与科研之争”。在一线的学校和教师的心目中，往往是教研室管他们的教研，教科院管他们的科研，还有一些地市有教师教育研究院，专门管教师培训。您在书中提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研与科研的界限，是应当分清的”。在此，可否请您再为大家谈谈您的这一观点？
丛立新：要分清教研与科研的界限，并不是说二者没关系，而是说这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二者的区别，我以大学教师们所承担的科研课题为例进行说明。大学教师承担的很多科研课题都与中小学课堂教学有关，但是谁能说我这项课题研究成果能够影响或指导某地区、所有学校、某一学科的教学？能够对某地区、所有学校、某一学科的教学质量直接负责？完全不可能。大学的科研成果，一般追求的还是某些教学理论或者规律。但三级教研组织就是为承担上述这样的责任而存在的，而且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这是教研与科研二者最大的区别。科研可以是纯学术的理论研究，但教研必须直接指向教学工作。
要求教师要有科研意识，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将科研搞成群众运动，要求教师人人写论文，学校个个有课题，而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这就存在问题。另外，如何将科研转换成教研，引导和影响实践，目前尚缺乏良好的中介。教研员可能会成为一个中介，但这需要各方面条件的支撑。比如当下，教研员的工作压力是极大的，若负责的学科成绩稍微有些滑坡，学校、家长、社会马上会质疑，令他们寝食难安。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要求教研员去读书学理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确实很难。
我们曾经在北京市一所薄弱校做过一项研究。该校学生基础比较差，教师们对教育科研也缺乏热情。我们帮助学校化学教研组的教师们做了一个小课题研究，将一个学期内所有单元测验试卷中学生出现的错误全部梳理一遍，分析归纳，将概念错误、理解错误、应用错误等进行分类统计。这样，每个单元的错误点、错误率一目了然。应该说，教师对学生的错误都是有所了解的，但这种了解通常就是建立在日常经验、直觉判断之上，难免模糊粗疏。所以当我们把统计结果呈现给他们时，教师特别地感兴趣，讨论得十分热闹，而且颇为惊异，觉得与自己平时的印象太不同了。借助这份错误统计分析，教师们非常主动和自觉地对自己的日常教学进行反思，撰写论文，而且几篇文章全部获奖，其中一篇还得到国家级论文评比的一等奖。不要说是这样的薄弱校，就是一般学校甚至重点学校，教师平时也是没有精力去做这样的研究的。这只是一个小的科研，却由一位博士带着几位硕士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不妨假设一下，如果由教研员“出马”，这样的小科研不仅可以做得更具规模，更容易出成果，而且也能够转化成教研。教研员都是优秀教师出身，他的影响力在那儿摆着，稍微提升一下，就可以很好地将教研转换为科研成果。当然，这样说也就是假设，有点理想化，在目前条件下，大多数教研员多半也无暇做这样的事情。我经常听到，每所学校的教师都希望教研员能来指导教学工作，听课评课，共同备课，这当然是合理的要求，可是教研员经常只能到“某些”学校去，一些学校可能几年来未必有一次机会。要知道，教研员工作必须考虑效率，他要对一个地区的教学负责，如果平均对待每一所学校，不仅精力不允许，也无法保证效率。据我的了解，近年来在许多地区，教研员的配置人数有下降趋势，这就更加重了教研员的工作负担，尤其是农村地区。
教研与科研，当然都是研究，但在研究的基本追求、品性、阵地、成果诸方面有着很大差别，所以我在《沉默的权威》中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至于基础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应该如何处理与教研的关系，那是另外的题目。
《中国教师》：大家都说教研员是老师的老师，一位学科教研员就是一支学科教师队伍的指挥官、元帅。谁能担当这样的角色呢？作为一名教研员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现在有校长的专业标准、教师的专业标准，您认为教育部需要制定一个教研员的专业标准吗？在教研员的专业发展、教研队伍建设方面，教研员个人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有哪些举措？ 丛立新：就现状判断，教研员的成长比较多地依赖个人的经验积累。一些非常杰出的教研员，曾经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但说到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还是很难归纳出一二三，这也是为什么应当关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好的教研员一定曾经是优秀的教师，不过，优秀的教师却未必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教研员。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受欢迎的教研员，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素质。教师只要把握好自己的教学就可以了，而教研员需要负责一个地区内某个学科的教师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这就要求教研员要具备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实际上，对教研员的要求一直都是有标准的。以最基础的学校教研组为例，学校里有学科教研组、年级备课组，选拔学科教研组组长、年级备课组组长等人员时，标准很严格，不少学校都有成文的规定。即使不去看那些成文的规定，教师们也都知道，没有教龄的积累，没有优秀的教学成绩等条件根本不可能成为教研组组长或备课组组长。同样，对省级、区县级专职教研员的选拔也都有成文的规章制度。比如，比较共性的要求有本科毕业、教龄6年以上、高级职称及以上等。所以说，虽然国家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各地都已经有了相似的标准。另外，针对某些地区教研员由刚毕业的高学历的人来担任，我个人认为不太妥当。一个人即使拥有高学历，很优秀，但是没有实际的教育教学经历，胜任不了教研员的工作。现在一些地区将直接从学校毕业来到教研室的本科、硕士、博士先派到中小学去实习几年，应该就是考虑到了教研员资历方面的要求。
《中国教师》：在对教研室、教研员的研究过程中，您比较欣赏教研室或教研员的哪些工作方式或做法？在接下来的基础教育教学实践中，教研室应该如何发挥“权威”的作用以推进基础教育改革、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丛立新：我在书中所总结的方式都是比较经典的，差不多所有教研室都会采用这样的教研形式，多年来这是得到教师认可，经受了实践的考验的。但是，现在教研员工作方式中也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变化，年轻教师可能不了解，但年长的教师一般都比较清楚。有些年长的教师说得很坦率，认为现在的教研活动对教师教学的帮助不大，质量在下降。以往，教师去参加教研活动时，教研员会针对即将要开展的课程进行针对性的讲解传授，明确指出易错点，提出各种建议，甚至举什么样的例子最为恰当，用什么样的步骤效果最佳等等，教师们可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和调整。而现在的教研活动，更多的是展示，教研员请几个学校将课堂教学进行展示、分享、交流。当然这种方式对教师也有帮助，可是，在交流之后教研员却经常没有做具体的分析判断，如哪些合理，哪些不妥，如何改进等等。实际上，教师的教学经常会出现错误、混乱，非常需要教研员的帮扶。
从我得到的信息，上面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然，原因也很复杂，所以我认为，维护和强化教研组织、教研员、教研活动的权威性，让教研员理直气壮地发挥指导教学的作用，是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教师》：教研室是我国基础教育特有的组织结构，但是却没有国家层面的部门。您在书中以“有了‘娘家’之后会怎样”为题谈论了这个问题，大致意思倾向于没有必要建立国家级的教研部门。为什么？
丛立新：教研室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教学权威，从下到上，都有比较成熟的制度、经验，有其自身运行的一套机制。由于没有主管部门，有时候是比较弱，没有“娘家”来“撑腰”。归根结底，教研工作确实需要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从支持这个角度来理解，可以有许多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去求助主管部门。我觉得之所以教研室成为一个权威，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教师们“买你的账”。之所以教师们“买你的账”，是因为教研员的目光始终盯着中小学课堂教学，熟悉教学动态，了解教学需求，所以才能够推进教学。
之所以在书中谈这个问题，是风闻有这样的主张。按照中国国情，如果有了上级主管部门，教研室开展各项教研活动可能就得等着红头文件。而由国家层面的一个机构，专门去管理中小学课堂教学的话，那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除非，成立的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人员配备、财政保障之类的事务，那样也许会是一件好事。
（责任编辑：马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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