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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木偶奇遇记》看翻译与意识形态的艺术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莹

  【作者简介】
  小说《木偶奇遇记》封面(中译本)意大利儿童小说《木偶奇遇记》是受到儿童甚至成人广泛欢迎的童话故事,它超越了时代和国家,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它的原文和译本在世界各国都有非常大的发行量,读者从不同版本的不同翻译上会发现译本故事中主人公形象和情节发展与原文存在的差异,这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导致的。本文选用了20世纪20年代的英/美版的“Pinocchio, the story of a marionette”,以及苏联作家Aleksei Tolstoi在1936年发表的俄语版本“Priiiluchenie Buratino I zolotoi kliuchik”作为研究对象。
  一、英语版《皮诺曹冒险
  记》和它的出版风波1891年,穆雷翻译的《木偶奇遇记》这一童话故事在英国首次亮相,1892年《木偶奇遇记》来到美国。一开始,美国人对于《木偶奇遇记》的翻译在国内一直存在争议,经过各种不同翻译实践后,在美国才有了为学者普遍接受的译文。一般情况下,读者都会同情皮诺曹的遭遇,但是,在上个世纪的美国人看来,皮诺曹就是一个麻烦精。在1904年,小学教育领域的专家对《木偶奇遇记》进行了新的翻译。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为了迎合新的社会秩序,同时给学校提供全国同一的文本,《木偶奇遇记》1904年的新翻译版本应运而生。但是有一些学校认为它并不适合给学生阅读,于是拒绝接受这一文本。因此,专家又对
  1904年的翻译版本进行了包括遗漏,缺失和补充等翻译方法的操作,使之得到认可。新的价值观出现后,译者删除了一些有关社会暴力的情节,比如在1904年的译本中,删除小孩子对大人不尊重的情节,美国读者只能看到删减版的作品。在穆雷的翻译基础上进行的再诠释是最受欢迎的,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所有的新译本摈弃了旧的道德主义倾向,木偶的故事以各种形式得到成功推广,如电影,芭蕾舞,广播,歌剧等。
  二、《布拉提诺历险记》
  1935年,Collodi的《木偶奇遇记》被苏联的大作家阿·托尔斯泰翻译过来,书名被译为《金钥匙》或《布拉提诺历险记》。十月革命之前,意大利原版在读者群中广为流传,十月革命后,阿·托尔斯泰版取代了它的地位,成为儿童最喜欢阅读的书籍之一。代表木偶布拉提诺形象的事物随处可见。在这个版本中,主人公的名字已被改变,并且情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改变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契合苏联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本童话向读者讲述了木偶布拉蒂诺的冒险故事,经过重重阻碍,得到了一把打开神秘大门的金钥匙,而这扇门通往另外一个充满欢乐的理想世界。在故事中,金钥匙就代表了幸福。托尔斯泰描述的新世界与苏联人民当时的生活环境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知道阶级的分类,而且拥有各自的阶级属性。那么,一个能够鼓励人们,并且帮助他们实现普遍幸福的领导人物就必然会出现,他就是布拉蒂诺。通过这种接近生活的童话描写更好地实现其教育目的。在后来的托尔斯泰译文中,他着重叙述故事情节,而没有过多纠结于布拉蒂诺的物理特性,而在Collodi的原文当中皮诺曹已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托尔斯泰认为布拉蒂诺已经有了人类的行为属性。
  三、比较分析
  从内容上来看,英文和俄文版本是改变得最多的。在英文版本中,故事情节有所删节。在俄文版本,故事存在大量改编。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分析表明,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翻译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对于译者来说,他们有责任采用更适合的翻译策略。
  事实上,翻译不是简单的因果联系,而是通过准确判断和长期思考做出的选择。有些翻译受宗教思想影响,另一些因为文化冲突而做出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阅读外国文学的目的是扩大读者的视野,翻译应尊重源文化和源语言形式。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世界各国文化的多样性。
  结语
  本文以意大利儿童读物原版两个版本翻译之间的比较为出发点,探讨了意识形态,外部因素,翻译的意义对翻译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因素,但是,如果译者可以处于一个动态的角度去处理不同文化使之达到平衡的话,可以让意识形态的影响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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