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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戏剧在中国舞台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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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现代剧坛最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先生(1910――1996)诞辰一百周年。百年回望,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为富强、民主、独立的国家,曹禺的一生历经中国近现代史各个政治风云,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国共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说,曹禺是幸运的,因为他见证了中国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故而他的人生与他的作品有着别样的厚重感。
   1935年,曹禺先生创作《雷雨》、《日出》,这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引自《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随后,《原野》问世。《北京人》写毕,曹禺先生的编剧生涯达到顶峰,时年不过30岁。由此可见,曹禺先生是一位非常早慧敏感的人,这与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幼年丧母等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曹禺的《雷雨》正写于在清华园与日后第一任妻子、大家闺秀郑秀热恋之时,浓烈的爱情,无疑是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人文思潮活跃,剧坛更涌现出无数名家名作,像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宋之的的《雾重庆》等等,然,当今依旧在中国剧场上演的,仅有老舍与曹禺两人的剧作。老舍的戏,得益于首都北京的先天环境,京腔京韵,富有浓郁的燕赵民风,同时,其《茶馆》又得焦菊隐导演及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老一辈“北京人艺”演员精彩的二度创作,成为中国话剧演出的不朽经典。很难说,《茶馆》拿给南方的剧团演出,也能散发出如“北京人艺”版一般的魅力,但《雷雨》、《日出》、《原野》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江南江北,老少皆宜。就在今年8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新版《雷雨》(导演:王延松),《雷雨》仿佛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不断地被解读演绎。并且,《雷雨》也是一块“试金石”,一个话剧团如果没有演出过《雷雨》,便不能说明其实力。
  曹禺的戏剧能够在舞台上存活半个多世纪,足以证明它的不凡之处。我在青年时代,也曾经“反叛”过,不认同曹禺的独特性,认为他的剧作模仿痕迹太重,易卜生的《群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拉辛的《费德尔》、奥尼尔的《琼斯皇》、契诃夫的《三姐妹》……都在曹禺剧作中打下明显的烙印。而今,在戏剧界浸淫十余年后,我终于发现,曹禺先生的戏尽管有着鲜明西方经典戏剧名著痕迹,却洋溢着中国式的情怀,曹禺以西方的方式说着中国的人情世故,使中国的话剧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深刻的反思性。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话剧,选择“易卜生主义”,是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而忽视了话剧这个舶来品的艺术本体美。尽管有“爱美剧运动”等数次企图提升话剧审美特性的运动,但均告以失败。关于中国话剧重“善”轻“美”这一问题上,我思索了很多年,在观看大量传统戏曲后,我感到,在舞台美学的体现上,戏曲已经登峰造极,而传统戏大部分剧目,过于娱乐性,迎合中国大众的乐感文化,显然不合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宜。话剧引入中国,当时的文化人看重的更是它的醒世作用和普世价值。曹禺的戏,无疑是在审美性和思想性上结合得最为出色的。
  完整的《雷雨》剧本,序幕、尾声处,充溢着神秘的基督教气氛,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大风琴声,透着救赎、忏悔的气息。《雷雨》遵从“三一律”,高难度的“锁闭式”结构,戏剧性无处不在,悬念、突转等元素运用自如,结构紧凑、机巧,一环扣一环,时刻不让观众松懈。难怪乎,顾仲彝先生《编剧理论与技巧》一书中将《雷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精确地讲解悬念、突转等戏剧性元素的具体运用。尽管《雷雨》剧情涉及“乱伦”这一古希腊悲剧常见主题,但中国青年观众仍然愿意看、也愿意演,是因为剧本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从另一方面来说,曹禺从童年起便跟着继母到处看戏,深谙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喜看传奇,“乱伦”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与《雷雨》不同,曹禺的《日出》脱离了家庭背景,进入了复杂的社会层面,表现了小知识分子在尔虞我诈的资本社会的沉沦。女主角陈白露本是名门才女,为追求理想生活,嫁给一个诗人,隐居乡间,在孩子病故后,她只身回到城市,成为“高级交际花”,醉生梦死。陈白露的同学方达生以救赎者的姿态出现在陈白露面前时,遭到陈白露善意的嘲笑。陈白露远比方达生更清醒,明白弱肉强食,“损不足以奉有余”。陈白露,无疑也渴求得到“救赎”,但现实无望,只能自杀。这种人物寻求“救赎”的心态,是曹禺剧作最为明显的特征,《原野》中的仇虎莫不如是。相对而言,同时代其他剧作家所创造的人物,更接近东方的“圆浑”,都能够在中国“儒释道”体系找到灵魂归宿,而不像曹禺剧作人物身负深重的罪孽感。
  与曹禺同时代的剧作家中,夏衍、田汉、宋之的皆擅长写知识分子,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田汉的《秋声赋》、宋之的的《雾重庆》等,都可谓个中翘楚,但现今,这批作品几乎很少搬上舞台,曹禺的《北京人》却屡演不衰。其间的原因何在呢?我个人以为,曹禺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对中国传统思维最具有批判性的一位编剧,不破不立,正因为长期受到封建家庭的压制,所以反抗性更强。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江泰”具有入木三分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征:小有才华,却在家庭中受到来自于传统的“父权”、强势的“妻权”的压制,变得游手好闲,孱弱抑郁……曹禺按照俄罗斯文学“多余的人”塑造出带有中国特征的“多余的人”形象,因而人物具有更多的现实批判性,富于西方油画立体感,而不简单是一个中国国画式的平面描画。
  当今中国剧坛,模仿老舍风格的剧作层出不穷,像过士行的《厕所》、刘恒的《窝头会馆》等,相对而言,曹禺的追随者“寡”,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曹禺的剧作难以模仿之处,不仅仅在于高难度的戏剧技巧,更在于他的内心对民族文化的彻底反思,可以说,曹禺是中国现代剧坛鲜有的一位从灵魂上受到基督洗礼的知识分子,再加上西语系的所学,曹禺从意识思维上比较全面而自然地接受西方文化,并将西方价值体系融进了自己的剧作,这对于当代中国编剧来说,是很难达到的。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话剧院)
   责任编辑:刘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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