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进大国化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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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传国 刘一思
[摘要] 由于既有大国化推进路径受阻，日本开始寻找新路径，以期助力大国化进程：利用印度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特殊认知为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提供精神认同；联合印度增强地区影响力，构建日式“印太”；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助力日本军事力量“走出去”；借鉴印度拥核经验，为摆脱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束缚提供突破口。因此在强调日本大国化将会增加地区风险和中国地缘局势复杂性的同时，应增加三国间的利益羁绊，增大三国间的冲突成本，尝试与日印等国探讨构建“亚洲人的亚洲秩序”，从而对冲美国主导的日美印澳“四国机制”对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和现实风险。
[关键词] 日本；大国化；对印政策；历史认知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1-052-09
[收稿日期] 2021-07-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安倍政权介入南海争端态势及我战略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6BZZ087；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主流报刊涉华新闻的话语建构及我外宣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9B176。
[作者简介] 1.肖传国，吉林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和东亚安全；（长春130117）2.刘一思，女，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 100091）
大国化是战后日本国运的终极课题，其中包含了日本对洗脱战争罪名、成为“正常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渴望。在战败阴影逐渐消散的同时，近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加深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疑虑，从而加快了日本推进大国化进程的步伐。国内制度的日渐完备与美国的衰落促使日本开始思考：如何在推进与除美国之外国家关系的同时，助力大国化进程？目前学界对日本大国化的考察多围绕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第九条等国内制度展开，或针对日美同盟与日本大国化的关系进行探讨，而忽略了除对美国之外国家的日本外交政策与日本大国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在日本推进大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实际上，近年来日美印澳“四国机制”已成为日本发挥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日本还以此为平台，不断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关系，以满足自身大国化进程中的军事、外交需要。因此，本文M对日本通过强化对印政策推进大国化进程的路径及局限、前景及困境进行探讨，并提出中国的应对方略。
二战后，在“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的指导下，日本迅速完成重建，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但日本并不满足于“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国家定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到1993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宣扬的“正常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始终在探索如何摆脱战后阴影，实现国家正常化，成为军政大国。可以说，大国化是战后日本国运的终极课题。作为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力量的后继者、极力推动修宪等大国化关键问题的政治家，安倍晋三在2013年出版的《迈向新国家》一书中勾勒了战后70年来日本的“大国化”愿景，即：洗脱侵略战争罪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实现外交的独立自主和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摆脱战后秩序[1]（60～64）。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探索出国内与国外两条路径推进大国化进程。国内路径主要指修改限制日本向大国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国内制度设计，国外路径则主要指依靠、借助国外因素推进大国化进程。这两条路径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大国化进程的初始阶段，日本仍被战败阴霾笼罩，百废待兴的实际国情和民众对战争的恐惧，使涉及军备等敏感问题的大国化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大国化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外路径来推动的，例如吉田茂奉“麦克阿瑟书简”①创设警察预备队。伴随着战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势[2]（14）为推进大国化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国内基础和政治土壤。在这一阶段，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主要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变“武器出口三原则”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国内路径加速日本大国化进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仍需“借力”国外路径为国内路径背书。如果说在初始阶段，大国化主要依靠国外路径推动，而国内路径处于被动地位，那么，如今的日本大国化则建立在实现经济腾飞后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基础上，国内因素开始主动利用国外路径推动大国化进程，国外路径更多扮演着“大义名分”②的角色，意在使国内路径“师出有名”。
近年来，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权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为实现军事大国化背书、确立“政治主导”体制弱化分权、强化首相权力等方式，基本完成了大国化进程中所需的国内准备工作，从而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国外，一是希望获得国际社会对自身大国身份的肯定，二是落实相关国内法律需要与他国合作。如果没有他国作为买家，那么新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的三原则只能停留在书面。
二战以来，作为战后秩序的塑造者、单极世界的霸主、日本政治军事盟友的美国，得到其支持或默许，是日本推进大国化最主要的国外路径。但是美国这一“主要路径”并非坦途。首先，美国主观上不会轻易允许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二战中珍珠港事件的惨痛经历使美国难以放下对日本的怀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瓶塞论”③就是对日持怀疑态度的代表理论，时至今日在美国政界仍有市场。抛开上述疑虑，假设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则意味着动摇美国亲手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追求“绝对安全”和习惯了单极霸权的美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试图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旋即被美国“敲打”，陷入“失去的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经济上尚且如此，日本要求更高政治地位和更强安全力量的大国化也注定难以被美国接受。简而言之，迄今为止，美国对日本大国化进程的所有默许和推动都是为美国自身的利益诉求与战略布局服务的，而日本实现大国化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决定了美国支持日本大国化进程意愿的有限性。其次，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国力式微等因素，削弱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信赖，动摇了日本抱美国一条“大腿”的信心。美国因素能成为日本大国化进程中的主要国外路径，离不开美国作为单极霸主的强大国力和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信赖。但近年来，相对衰落正动摇着美国的霸主地位：政治上，美国政治的高度党派性致使政治陷入僵局[3]，带来分权体制纠错能力的下降；安全上，恐怖主义与中东战事耗费了美国大量精力；经济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产业空心化问题使美国经济丧失活力。上述因素在客观上削弱了美国支持日本大国化进程的“有力性”，即美国能对日本大国化进程提供的实际支持，特别是物质上的支持，反而提高了日本利用美国路径推进大国化的政策成本。例如，美国要求作为盟国的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卫成本，购买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看似日本能借机增加军事实力，但实际上，美国对日军售的价格和交货时间由美国单方面决定，装备质量也存在疑点：航空自卫队从美国高价进口却事故频出的F-35A战斗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同时，美国的相对衰落也使日本更加担忧日美同盟的可靠性，即美国能否为日本提供可靠保护。客观上，衰落中的美国出于护持霸权、减少联盟成本的需要，也为“松绑”日本提供了更多探索空间。特朗普对盟友的“强要”和“索取”、逆全球化等反建制派的言行，更加速了日本寻找新的推进大国化路径的进程。
nlc2022040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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