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农村建设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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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党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社会各界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热潮。综述了有关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理论及学术研究状况。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观点；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08）22-0278-02
　　
　　2005年10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各界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热潮，可谓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呈现出不同的流派和主张。
　　
　　1新农村建设发展方向方面的观点
　　
　　（1）以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其认为：从短期来看，国家靠对农村进行转移支付，使农民“进城”来解决“三农”问题，不理智，也不现实，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可以拉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又可以刺激内需，消化国内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防止经济紧缩；从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
　　（2）以“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陆学艺为代表的“户籍制度改革”说。其认为：农村衰败的原因在于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限制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致使中国农村人口过多，城市化进程过慢。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首要任务在于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二元分立体制，给农民以“国民权利”，尤其是民主权利。
　　（3）以徐勇、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为代表的“新乡村建设”说。其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且处于增长之中，而人均占有的资源又太少，解决“三农”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乡村建设。而从新乡村建设派各自强调的重点来看，又有3种不同的观点：以徐勇为代表的早期农村政治学研究更注重村民自治的深化和市场化、民主化的导向。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派则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村庄层面上讲是农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全方位的建设和全方位的合作，乡村建设应着重提高农民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让那些从中长期看可能进不了城市的农民得以改善生存条件；同时，温铁军还从他的乡村建设实验总结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在于建立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伍。而贺雪峰等“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 研究领域的新生代则更注重农村社会的组织重建和文化重建，主张通过“低消费、高福利”来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通过建立老年人协会和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给农民提供一个公共的、有品位的、适合他们需要的交流场所。
　　（4）政策部门的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认为，新农村建设应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不提高，新农村建设就搞不下去；二是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乡镇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必须与农民要求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三是通过城乡统筹解决农民最无奈、最无法解决的问题；四是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
　　
　　2新农村建设国际和地区经验借鉴方面的观点
　　
　　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经验来反思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并持续至今。文献成果主要有李水山、许泳峰合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李水山著《新农村建设启示录：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刘志仁论文《日本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吴敬学论文《韩国的“新村运动”》，于建嵘论文《农会组织与建设新农村――基于台湾经验的政策建议》等。研究一致认为，日、韩两国的农业与农村特点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整体情况与我国的现状大体相同或相似。这类研究基本以经验介绍、模式总结和政策建议为主，而且大部分研究都重点关注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的启示，甚至于有非理性之嫌。也有研究指出在如何借鉴韩国及其他国家新农村建设的经验问题上，应该冷静、深入地思考。如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马宝成认为，在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与经验上，我国需要特别注意国情的差异、发展水平的差异、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农民整体情况的差异，认为我国在新农村建设问题上不可搞“一刀切”，一定要因地制宜，突出多样性，同时要注意培养新型农民，在此基础上结合创新激励机制，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于建嵘通过对台湾农会组织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主张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建立真正属于农民的“农会组织”，培养新农村的行动主体，使国家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同时，他还分析了农会与政府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并提出政策性建议：一是对目前农村乡镇管理体制进行精简，建立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农会组织；二是农会组织应是“农有、农治、农享”的公益性社团法人；三是建立以乡镇、县为基层组织到省及全国的农会系统；四是按照议会分立原则，建立由理事会、监事会和总干事及具体职能部门组成的治理结构。而贺雪峰和仝志辉等人则指出，在国家公共权力基本退出乡村社会之后导致的社会秩序和公共资源失控的现实环境中，提倡建立这种非强制性的公益组织有可能事与愿违。
　　
　　3国内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方面的观点
　　
　　有些人员通过对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中效果较好的个案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进而过渡到对新农村建设的区域研究。蓝海涛认为我国各地只能因地制宜地选择新农村建设路径，要抓紧制定并始终如一地分阶段、分重点实施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政府公共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建立奖勤罚懒的地区和村庄分类激励机制，新农村建设要逐步从行政推动型向法制推进型过渡。有些学者则尝试从案例分析中探讨出我国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选择模式。如陆耀邦认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东南平原地区应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主；西部山区可先从治理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做起；边境地区要主抓边贸和旅游，体现民族特色，融合外国风情文化。
　　
　　4新农村建设社会基础方面的观点
　　
　　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农村步入“后税费时代”。尽管全面取消农业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有关研究并没有一味地为这一政策叫好。贺雪峰曾冷静地提醒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式依然严峻，原因在于“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组织大多数瘫痪，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空前匮乏。李昌平则在《农业税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功能》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农业税的正面效用，认为它具有调节农业生产结构、调节乡村之间各种利益关系、增强基层政府信用、弱势群体福利救济以及农民与政府博弈的功能；“后税费时代”如果不能及时建立配套的补救制度，势必导致许多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凸现，导致传统制度、机制和服务体系的彻底崩溃。温铁军亦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不能尽快建设良性的基层组织，黑社会、非法宗教势力就可能迅速崛起，进而控制农村。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博士认为，只有一个健全的、先进的、坚强的乡镇政府，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帮助农民进行自我组织。
　　在目前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也必然地与人口流动性挂钩。徐勇在其著作《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指出，绝大多数农民未经商品化的培养便直接投入现代化的浪潮，是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徐勇从他的政治学研究出发对农民流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农民流动是联结外部输入与内部发展的重要媒介，但同时也指出了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的困境：有流动无发展―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有流动无突破―乡村结构的再复制；有流动无安宁―乡村秩序的失衡性。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在“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研究正朝着全方位、多角度、多视野的方向发展，其中，新乡村建设派在理论建设和实践上都具有不小的建树。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新农村建设研究仍然以政策研究为主，学理研究严重不足，且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低水平重复，而且单纯的政策研究难以抽象成普遍结论。因此，首先，应加强对政策实施社会基础的研究，强调从农民的角度、从农村社会内部来研究新农村建设的措施。通过探讨国家政策在农村社会成功运作的现实基础，才能减少外部政策被扭曲的可能，更好地反思和调整政策，保证农村和农民真正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其次，应加深对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比较研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如农村人口基数大、各地的现实情况差异悬殊，新农村建设不可能采取统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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