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可让梦想显影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靓蓓

　　李安是华语世界最负盛名的电影人之一。从《卧虎藏龙》到《断背山》，再到《色•戒》，他的作品在创造出票房奇迹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印象。
　　
　　与电影结缘
　　
　　自打在娘胎起，我就和电影结缘。妈妈怀我时，最难抗拒的两个嗜好就是看电影及啃甘蔗。在我还不会走路时，她就推着婴儿车带我进电影院了。那个年代，电影是最佳娱乐。从童年到求学期间，我看了不少电影，每当心情低潮时，电影院就成了我的避风港。看电影时，每逢感人之处我便会掉泪，所以经常是两眼红肿地走出影院，可能这也影响了我日后拍电影的品位及要求，总希望能拍出感动人心的电影。
　　记得有一次跟妈妈去看电影，我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我们老看西片？”
　　妈妈说：“西片好看啊，等你长大，看看能不能拍更好的华语片。”
　　不过小时候看电影只是娱乐，也没多想，更没想到电影还能启发其他的想象，直到高中毕业考进艺专之后，我的想法才有所改观。
　　刚上大一时，学姐施秀芬正编导一出独幕剧，还缺个男主角“诗人”，经同学推荐，选中我来演。她觉得我虽无诗人的飘逸，但“面部表情”尚可，照他们的讲法是，脸上挂着一副多愁善感的忧郁气质。这出戏是个转折点，记得第一次站上舞台，面对灯光之后黑暗中的观众，我立刻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它擦亮了我的双眼，呼唤、吸纳着我的精魄。遵循常规，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学戏剧，走的可能就是条很不平常的路。
　　舞台，改变了我的一生。在此，我的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浑沌飞扬的心，也觅得了皈依。
　　
　　我有搞艺术的天分
　　
　　读艺专二年级时，我看到有人在拍超8毫米影片，一个香港同学说可以帮我从香港带机器进来，我就跟父亲要了钱去买。这是除了书以外，父亲送给我唯一跟电影有关的礼物。
　　我把它当宝贝，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18分钟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灵感来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说《焚鹤人》，叙述一位画家写生时看到白鹭鸶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就想做一只如鹭鸶的风筝，结果风筝飞了几次，都飞不起来。在这部剧情无声片里，我想表达艺术家面临理想与现实落差的挫折与挣扎，其实我当时也有类似心情，那就是对电影既充满向往又不明所以。
　　为了拍摄该片，我和朋友赶工了几天，用竹枝和宣纸完成了戏中所需的鹤形风筝，没想到试飞时，不小心摔断了鹤脖子；隔年４月，我又重做道具，才完成片子。后来，就是这部短片帮我申请进入了纽约大学电影系。
　　拍片时我从摄影机的观景窗望出去，就知道自己应该有天分，因为那个世界跟我平常经验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只选择有意思的东西，在那个世界里，我可以尽情挥洒，并让梦想显影、留下。
　　在艺专的艺术氛围下，除了戏剧、电影外，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碰一下。我学过芭蕾，不过时间很短。因为那时编了出独幕芭蕾舞剧《阿奇》，换了５个男主角都不成，后来我就自己上场，先去学了一个多月，又演又跳。同时，我还跟申学庸老师学声乐，有时也和好友余季画画素描。
　　我好像做艺术类都有点天分，不过除了拍电影外，没有一样持续下来。
　　电影最适合我，主要是因为它涉及了音乐、舞蹈、写作、戏剧、视效等因素，我可以在电影里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变为另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
　　
　　读电影系前，我的自尊一直很低
　　
　　1980年，我成功申请了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拍片实务是街头智慧，靠的是临场的机变反应。可是想法的成形，却是个复杂的有机过程。我在纽约大学拍片后才发现，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绝、分析电影头头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那么简单的事情，他都反应不过来。我这才知道，读理论和拍片根本是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才能。
　　在台湾升学体制下形成的观念，是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高下，所以，从小学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处的地位始终徘徊在吊车尾阶段。到了艺专，我第一次可以抛开以往的价值观，像个新生儿般地重新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在从前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一所好大学。初到美国时，周围都是外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摘自《李安传》）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0069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