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出国培训：缘何叫好不叫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胡云生

　　最近一段时间，许多地方出现了领导干部公费出国学习、培训的热潮。这是全面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措施。然而让人尴尬的是，群众对此却产生了很多议论和担心。培训领导干部的方式是不是只有出国学习一种?官员出国深造“蔚然成风”，会不会成为一种时髦而引起竞相攀比?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何必非要舍近而求远呢?干部出国培训似乎已经成为一件官员普遍叫好、百姓普遍叫苦的事情。因此，如何规范干部出国培训，我们有必要作些理性思考。
　　
　　一、干部出国培训“蔚然成风”
　　
　　近一段时期，许多地方出现了领导干部出国学习、培训的热潮。事实上，国家外专局每年审批受训官员名额就有4万名。2002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清华大学三方签署合作协议，确定中国官员将成批到哈佛接受培训。这项计划被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三方将在以后的5年内，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90％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中国高级干部之列。据人事部的一份计划，未来3年到5年，我国将通过加大出国培训力度，在东部地区县级和西部地区市级以上政府中，实现拥有一定数量了解国际惯例和规则、具有国际交流能力的公务员的要求。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事部表示，今后公务员出国培训工作要着力实现五个转变：由分散选题向统筹规划转变，由一般性培训为主向专业性培训为主转变，由照顾平衡向按工作需要严格挑选转变，由方式单一向形式多样转变，由培训成果少数人受益向成果共享转变。目前，培训内容已涉及到公共行政、市场经济、现代科技、财政金融、外经外贸、农业、城建、环保、计算机等20多个管理领域，在外培训机构已遍布东南亚、北美、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初，“中国医政官员高级培训项目”正式获卫生部批准，下半年将从厅级干部开始对各省医政官员进行轮训。有专家评价说：“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后，我们的官员必须懂得为官为政的现代思维方式和操作规范。”
　　而地方政府派出公务员、高级经营管理者前往国外受训，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北京市的干部出国培训从1999年起开始展开的。5年来，该市共选派636名领导干部出国(境)参加学习培训。
　　某个沿海省份，3年中就有54名厅局级、1325名县处级党政官员到欧美发达国家接受为期3个月以上的培训。该省还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培训了1090名官员，在香港等地也有一些培训项目。其他省市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也都纷纷推出领导干部出国学习的计划，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广东省领导干部的出国培训工作是从1999年开始实施一年制高层次管理人才出国培训5年计划，至今已选派298名优秀年轻的市厅、县处级领导干部分别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修一年。在上海，从1994年起，市委组织部就开始直接选派干部到国(境)外参加中长期培训，有关委办和部门也选送了大批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出国(境)接受中长期培训或进行学术交流。在浙江，省里把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赴海外培训，提升到提高产业层次的高度上来。“回报”也相当丰厚。近日上海提出以“法治”精神来举办世博会，废除“特事特办”，人们普遍认为，这与上海拥有大批出国受训、接受先进理念的政府官员有直接关系。
　　党政领导干部大批出国(境)参加培训的背景，除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外，还包括2003年中央作出的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利用5年时间，将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他们5年内必须参加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产学习。虽然自改革开放起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出境学习已成家常便饭，但此次却来得最为“名正言顺”。干部出国培训就似乎成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最好选择；各地各党政部门的官员们一时间仿佛口承了天宪，终于能够大张旗鼓、积极地把自己往境外送。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热衷于培训中国官员。欧美和日本等国非常希望中国的官员能熟悉了解他们的情况，这对他们争取和维护自己在中国各方面的利益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而参与中国官员的培训无疑是最好的途径之一。日本的财团法人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AOTS)曾经一度停止了培训项目，但当他们发现委托培训的干部中有部分被委以要职后，即要求恢复原来的培训。瑞士培训中国公务员颇有渊源，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像这种颇具历史渊源的培训关系也存在于中国与法国之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根据中法政府间签订的一项行政合作边议，中国每年都向法国行政学院输送有一定实践经验并通过法方考试的公务员进行培训。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瞄准了这项事业：2004年2月5日，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
　　
　　二、出国培训的是与非
　　
　　干部出国培训，是一种基本素质的培养。组织干部出国培训，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法律、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知识和经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行政干部的视角，显示出各地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胸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是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利用国外资源培训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补充和战略措施，这必将给未来中国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然而让人尴尬的是，当前的干部出国培训热，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多议论。毋庸质疑，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干部出国培训还存在着不规范和容易产生异化的地方。
　　第一，干部出国培训热潮中还存在有异化的危险。有的干部出国培训已经有了“大跃进”的味道。一些地方政府不顾财政承受能力，盲目组织干部出国培训；有的地方干脆把出国培训变成了公费境外旅游；有的干部把出国培训当作镀金，作为官场升迁驰骋的重要筹码；更有甚者借机转移财产，给自己找退路。媒体多次报道过官员借出国考察之机收受贿赂甚至叛逃国外的事例，人们把官员出国培训与出国考察联系起来，由此产生一些疑虑也是正常的。最近，江苏省东海县委对20名变相公费出国旅游的机关干部，下发廉政建设通知书，责令其作出深刻检讨，并清退违规报销的十余万元出国费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如果出国培训又异化成为一种公费旅游或福利待遇，以职务的大小来排定培训的先后，总之是大家有份，那么今天被说得花好稻好的事儿要不了多久恐怕又会给弄臭了。有消息称，许多外国培训机构已经盯上了中国的培训市场，认为找到了淘金的渠道。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第二，有的干部出国培训是舍近而求远。到境外国外去培训学习，借他山之石来攻己之玉，自然是好事。但这个肯定的回答又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考察确实是考察而不是挂了羊头卖狗肉。然而现在回头看看这些年来形形色色的考察，其中是真品精品多呢还是赝品假货多，恐怕也不言而喻。由于受语言水平的限制，出于成本和效果的双重考虑，干部出国培训更多地安排在英语国家。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专门培训各国政要，美国也乐于培养一些熟悉了解美国的中国政府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在干部的培训上，难道只有这一条道可走吗?“如有志于学，虽草庐中应可知天下事。”在当今资讯发达时代，许多理论和经验不一定只靠出国才能学到。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可以通过因特网、光盘、录像带、书本以及外国专家前来传经送宝等途径获得，既然许多东西在国内也可以学到，何必非要舍近而求远呢?深入基层，体解民情，也许才是培训干部执政为民的关键所在。对于领导干部们来说，最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培训的是，如何恰当地运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因为他们掌握着很多资源，掌握着影响民众生活的力量，因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公正之心，有一种谦卑的心态，面对宪法及天理人情的谦卑，面对市场的谦卑，尊重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尊重民间社会的创造力。
　　第三，有的干部出国培训是高成本低产出。领导干部出国培训的费用甚高，时间较长，总成本是很高的。而至今未见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出国培训都是一种粗放经营。每年中央财政要拨给外专局1亿人民币，专门用于干部出国培训。一个中长期培训项目平均所需费用是每人10万人民币。用不着自己掏一分钱，党政官员们就可以轻松进入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等世界名牌高校与培训机构学习深造，一切费用自然由政府财政承担。但这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让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培训是一件高成本且收益渺茫的事情。干部出国学习培训无疑是各种干部培训项目中经济成本最高的。以北京市为例，从1999年以来，北京市委组织部负责派出的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境)培训经费每年都达1200万元人民币，即使是穷省甘肃，每年花在外派干部出国出境培训的财政经费也达到了400万人民币。而另一方面，培训干部属于风险投资，投入与产出不一定会成正比。那些与西方政治体制、市场结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的管理、法律、经济学知识往往并不能简单复制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官员们即使在国外学得满腹经纶，归国之后能否在潜规则盛行的本土上有所作为，实在难说得很。因此，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无论送出去学习培训的官员们是好是孬，大家都难以拥有稳定、乐观的预期收益。
　　第四，有的干部出国培训缺乏透明度。民间为什么会众口一词反对干部出国培训?群众对干部出国培训不满，不满的是不知情。与官员出国考察一样，官员出国培训也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安排谁去而不安排谁去，为什么安排你去而不安排他去，都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为什么要派，不知道，派谁不派谁的理由，不知道，派到哪里，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不知道；派了回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大好事，平白无故地就落到谁谁谁的头上，又要花掉纳税人的一大笔惊人的钱，群众自然不满。
　　
　　三、让干部出国培训规范上路
　　
　　静以观之，干部出国培训学习之风不能一味紧跟，也不能简单地一刹了之。作为中国新公共管理时代出现的新现象，无论是旁观者还是身为局中人的领导干部，都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思考。既不能不顾实际纷纷出国，也不能因为有反对之声就停止。应该以实际需要为前提，规范管理，严格监督，使之规范上路。
　　一是出国培训学习的规模应有适度控制。主要应根据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需求和地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来加以统筹谋划：规模不要过大，管理要严格。虽然更多的官员增长见识、提高素质，对政府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要考虑财力问题。现在急需进行境外培训的，应是厅局级领导。同时应考虑取消市县级境外培训项目。因为到了市县级，出国培训很可能变成境外旅游或变相公款消费方式。当然，对市县级政府也不要卡死，对确实需要培训、且达到出境培训要求的干部，可以委托省级管理部门安排。
　　二是选拔官员出国培训的程序必须公开，实现透明化操作。要改革筛选培训对象的方式，选拔要科学公正，可参照公务员录用程序建立适当的考录机制。除了根据政治表现、岗位需要、行政级别、外语水平、学历层次等对培训对象进行综合考虑外，还可由国外培训机构进行心理测试，筛选出有魄力和改革意识的人，进行外语和专业知识考试。应该为有志于献身公共管理事业和有培训积极性且具实力者创造公平的竞争通道，把真正有培养价值的人送出去学习。绝不能让出国官员的选拔成为某些个人的主观独断甚至于恩赐，更不能让庸才和动机不纯者混杂其中。同时须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可以借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管理办法，对申请出国培训的官员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参加统一考试，名单初步确定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最后将被安排出国官员的基本情况、出国就读的学校、培训的内容、培训费的数目等结果在媒体上公开发布。
　　三是应建立领导干部出国培训的绩效考核机制。责任政府要求对任何一项政府支出都必须有明晰公开的成本效益考核措施。干部出国培训完毕回国后，应该就接受培训的有关情况向公众做出交代。可以借鉴政府官员向人大常委会或人民代表大会述职的做法，安排官员在适当的场合向公众“述职”，汇报自己在国外学到了哪些知识，增长了哪些才干，将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学以致用，在原有基础上开拓创新：或者在官员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安排他“述职”，让他证明国外培训的经历如何提高了自己的领导素质和管理水平，等等。
　　四是要改革培训方式。比如，要考虑将出国培训方式和师资力量培训结合起来，培养一批教师，建设案例库、情景模拟室，录制专题片和授课录像，请外教，同时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制作网上行政培训系统，简化培训程序，提高培训实效。可以依托国内高校中的MPA培养基地或行政学院对官员进行培训，甚至可以考虑成立中外合作的培训机构。这样可分流需要培训的官员，降低开支。
　　严格意义上，“取经”只是手段，念它、用它才是目的。干部出国培训不能成为热潮，需要规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件事情一旦“热潮”，其实已露出了无序失控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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