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高校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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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对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发展概况梳理为四个阶段:在新知与旧学间起步、历史主义的叙述、人民性的文学史、从僵化到多元化,各有各的时代痕迹。希望在这种梳理中能够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思考。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0)05-0012-02
　　
　　在作为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每每时代的变迁,都给其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以致教学应用中常有无所适从之感,这也符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本文参考戴燕女士的《文学史的权力》,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发展进行梳理,希望提出可供思考的话题。
　　
　　一、在新知与旧学间起步
　　
　　19世纪末期,在日本明治维新实施了大约20年左右,“文学史”这种来自欧洲的新的著述体裁,像台风一样在日本登陆。此后再过去不几年,中国的一些大学效仿日本大学的建制,开始设置文学史课程。这样,与课程搭配的教材便应运而生。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年仅20岁的林传甲在100天内为中国文学史课草就了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是为《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从此拉开了100多年的文学史的发展序幕。
　　在起步期间,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写“文学史”的问题。面对“文学(Literature)”这个转道东瀛的舶来品,他们徘徊在新观念与旧学术之间。最终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内容也是十分驳杂,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文章修辞写作”、“文体文法”、“文章中德、学的养成”、“文学与地理、考古、外交的关系”,等等。致使文学史与学术史、文化史混为一谈。这期间,较具代表性的还有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
　　
　　二、历史主义的叙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产生了一种近代的历史观念,即科学史观。它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兴废、沿革、变迁的发展过程,历史的各个阶段之间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旅欧、旅美的留学人员,希望能够通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性的描述,达到对真实的中国文学历史的还原。
　　1928年,胡适出版了《白话文学史》,是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破天荒地把中国文学史的中心定为白话文学,而且这也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文学史。这部书历史性地讲述了中国文学每一历史阶段发生的渊源、产生的影响,以及具有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著者要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就是要确立文学经典。当时的文学经典的确立是受了西方的一种小说理论――写实主义的影响的。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这一理论扩展到对一切文学作品的评判和对文学现象的诠释中来,认为经典的文学必须是反映当时的人生境遇与社会的实际问题,用当时的话讲是“为人生的文学”。所以胡适认为,中国的文学有死去的文学和活着的文学之分,这种文学经典的确立恰是编著者选择历史的结果,并非真实的还原。这期间的代表作还有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1941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
　　
　　三、人民性的文学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希望重新书写历史。1950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率先出版了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但很快遭到了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的批判,认为他尚弄不清民间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区别,弄不清文学的“人民性”。在这种政治批判风气下,1958年的暑假,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为了响应校党委展开“科学研究大跃进”的号召,集体写成了一部长达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历时一个月。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了集体写作的时期。这部文学史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与反现实主义文学斗争的历史。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成为文学经典的新的标准。这一新的标准,除去政治意识形态的成分,与胡适的写实主义在文学阐释上没什么实质差别。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同死去的文学与活着的文学,这种二分法在今天看来同样的幼稚。
　　到了60年代,又有两种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同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种是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高校学者主编的,另一种是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钱钟书、范宁牵头主编的。在以后的20多年中,这两部文学史一直是高校文学史课程的必备教材,而与它们配套而用的就是朱东润主编的六册本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1]
　　
　　四、从僵化到多元化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新潮思想开始涌入,中国的传统文学自然受到冲击。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开始产生厌烦的情绪。由此,学者们反省到有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必要,陆续产生了多部集体编著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无论从形制还是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文学》,即以文学作品为主,侧重原著的细读,忽略“史”的理论教学。且编者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中国古代文学课以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等为主要目标,让学生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从而转化为一种实用技能,即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及美文等,为培养社会各界需要的高级文才打下基础。[2] 而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二位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内在联系,[3] 大有为中国文学的古今发展演变整理出一个统系的架势。
　　但是,无论学者们的热情多么高、责任心多么重,由于教学机制的定型,加上以应试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都使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成了向学生灌输知识的自动机器。所以,中国文学史的重写过程,总是创新归创新,教学归教学,二者给人一种不相干的感觉。
　　
　　参考文献:
　　[1]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中国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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