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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实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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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2010年《南方文坛》邀我加入他们的知名栏目“今日批评家”的时候,我就在“批评家点睛”的短文里坦陈过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尴尬和无力。回想起来,我涉足当代文学批评也有十好几年了,尽管近年来我把许多精力投入到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中,这固然是出于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倦怠,其中也隐含了我的文学史观的自我调整,但说实话,即使是在潜心研究旧体诗词的过程中,我始终还是无法拒绝当代文学批评的诱惑,这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魅力之所在!毋庸讳言,如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口碑不佳,但正所谓爱深恨切,我才愿借《文学教育》的这个栏目谈谈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些想法。在这个到处都是学术论文中国制造的年代里,我不想写一篇引经据典的高头讲章,我只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类似于我的老师於可训先生最近常说的“口述文”。当年胡适之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固然有点过,但改成“要须作文如说话”,语浅意深,我觉得还是足以为后世法的。
中国论文网 /9/view-2397491.htm
  一.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名或辩护
  我在上大学时读的不是中文专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转行做文学研究,最初涉足的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入行后才知道在全国的中文系或者文学院里原来一直流行着一种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说法:搞文学理论的瞧不起搞文学史的;而搞文学史的内部,搞古代文学的又瞧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搞当代文学的……好像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里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看来全国的文学院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到处都在流行着这种学科等级制。本来,不同的一级学科之间就有各种等级之分,而在同一个学科内部则潜存着更森严的等级制,这中间该隐含着多少成见陋习,隐含着多少占山为王式的学术山大王气息,我想是毋庸讳言的。显然,当代高校里的学科建制有很大的问题,且不说人为地造成了知识的条块分割与断裂,大家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学术三分地过着小国寡民的日子,单就这种隐形的学科等级制而言,又不知道要造成多少无谓的学科矛盾与争斗!而在这种学科等级制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长期被压制在学术的底层,搞评论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学问的,只有搞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才是做学问的正道。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导致当代文学批评日渐衰微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主流学术圈得不到承认和接纳,所以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批评精英日益流失,许多人都金盆洗手不干了,把精力转而投放到文学史、文学理论甚或其他与文学不搭界的领域。在这方面笔者有着切身的体会,我也曾因此而对自己有过怀疑并主动转向,但如今回过头来看,我却要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做些必要的澄清或者说是辩护。
  首先要说的是,我以为在通常所谓文学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学术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如要重振当代文学批评的风气,打破这种人为制造的文学学科内部的等级制是必需的。在我看来,一个理想的文学研究者,他不应被现行的学术体制塑造成为一个学术上的单面人,而应该同时练就三般武艺,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结合起来。这并非好高骛远或者好大喜功的提法,而实在是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内心深处无法拒绝的一种学术境界,虽然一般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但有境界的人与没有境界的人相比肯定是大不一样的。我不认为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专利,尽管建国后的学术体制导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想想民国时期的大学学者,成功地游走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之间的人不在少数,许多大家都超越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学科壁垒,这才有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民国学术的辉煌。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可他不仅写了大量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政论文,积极介入社会焦点问题,而且对新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新诗的理论建设之类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他的长文《谈新诗》至今都是研究现代诗论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文献。至于胡适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和古代哲学史研究,虽然都只留下了半部书稿,但他的历史癖是出了名的,他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方法论至今还为后人津津乐道。所以,在胡适那里,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是融合的,主观上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他在三者之间游走并未臻达那种融会贯通的境界,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我们不能苛责前贤。翻翻《鲁迅全集》,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者之间也是合一的,尽管鲁迅先生在文学理论方面和胡适一样,尚未建构出独特的思想体系来,但两位现代文学大师的文学研究境界或学术境界是相通的。鲁迅和胡适是如此,其他如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梁实秋、李健吾、李长之诸名家巨擘,无不皆然。他们或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主业,或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哲学,乃至外国文学研究,但他们都不曾放弃甚至可以说是热衷于文学批评实践。这其中道理何在?我想主要在于观念上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制度(等级制)的束缚,他们没有人为地割裂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者的关系,更没有厚此薄彼的学术偏见,由此铸就了他们不仅是作为作家的辉煌,而且是作为学者的辉煌。可见轻视文学批评确非明智之举。
  为文学批评正名之后,接着我要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辩护。长期以来,搞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搞当代文学的,主要原因是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够不上学问档次,不过是文学批评或评论而已。乃至于在现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中,“当代文学”往往会被省略掉,径直用“现代文学”把“当代文学”给吞没了。对此我们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既然“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历史延续,为了强调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当然可以把“当代文学”纳入或兼并到“现代文学”之中,这种打通现当代文学内部学科壁垒的做法当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就如同古代文学学科内部也应该打通所谓上古文学、中古文学与近古文学之间的学科壁垒一样,如此才能融会贯通,避免学术上的画地为牢。但还有另一种理解,认为“现代文学”的概念不能兼并“当代文学”,因为从文学形态学上来看,“现代文学”对应的是“古代文学”,二者之间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话语转型或文学断裂,而“当代文学”并非一个文学形态学的概念,它是一个过渡性的文学史概念,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曾经作为“当代文学”存在过,比如唐代文学对于唐人来说是当代文学,宋代文学对于宋人来说也是当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可以说“没有当代文学就没有古代文学”。从时间上讲,一切当代文学都将变成古代文学。我们从事的文学研究,要么是古代文学研究,要么是当代文学研究,要么是过去完成时的古代文学研究,要么是现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研究,所以此时的“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构成了历史分野,而所谓“现代文学三十年”则将作为“古代文学”的历史延伸而存在。看看钱基博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就知道了,在他的心目中,“现代文学”正是作为“古代文学”的历史延伸和新变而存在的。说了这半天,主要是为了表明“当代文学”的概念是不可替代的,而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只有在具体的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才能推进正在进行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也只有在具体的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才有可能建构出新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理论,轻视或者放弃当代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当代学者的失职行为,注定了是不可能在文学研究中有实质性的创获的,这是需要当今的文学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主观阐释危机
  虽然我在前面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做了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片面的理论崇拜以及由此导致的主观阐释危机。许多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很少或基本不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即使阅读了也是停留在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的层次,根本没有耐心去做扎实的作家作品论,而轻易地满足于从某种特定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出发,从宏观上做出抽象或空泛的文学阐释和评价。在这些人那里,西方现代的每一种批评理论都是作为某种阐释体系而存在的,他们只需要做简单的“拿来主义”,做西方人的理论搬运工,把西方人的批评理论体系拿过来简单地套用,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马首是瞻即可,这就是所谓片面的理论崇拜现象。更要命的是,我们在借鉴或拿来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还有着极度的喜新厌旧心理,一个主义拿来用过之后赶紧丢掉,马上换成另一个主义,于是各种主义就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舞台上流转不停,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当老牌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还未生根发芽之时,又急剧地流行起庞杂的现代性理论、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民族国家想象理论、疾病隐喻理论等等,由此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基本上成了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演习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就成了一场关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术语秀。我们的批评家成了理论的炫技者,成了理论搬运工,我们的眼中只有主义而没有问题,所谓“主义的旅行”在中国终将成为一场闹剧。
  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讲究知行合一,而在我们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知与行之间是片面的由知来支配行的关系。如果用当今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说,这就是被动的述-行,不是我述故我行,而是他述我行,是他者掌握着我们行动的权力。在我们的批评家心中,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是作为真理而被我们接纳或顶礼膜拜的,尽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已经流行多年,但我们的解构之刀只有在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时才能发挥犀利的能量,而在面对西方各种庞杂的现代批评理论时则似乎丧失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本来西方的各种现代批评理论都有着各自的批判性,但一旦被我们拿来之后就日益沦为了僵化的理论教条,我们只知道知识崇拜、理论崇拜、真理崇拜,而缺乏古人所说的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能力。我们的批评家永远停留在向西方人学习的阶段,而无法超越学习和模仿层次进而抵达创造性的境界。我们在面对着鲜活的文学作品时,总是容易犯下理念先行的毛病,我们忽视了西方人的至理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当然,文学之树也常青。我们的思维模式重演绎而轻归纳,重本质而轻现象,重理论而轻经验,这实际上是最懒惰的思维方式的选择,因为,当我们放逐了活生生的经验和现象的时候,一切似乎都会变得简单,但我们在将问题简单化的同时,也就与真正的真理擦肩而过了。剩下的只能是作无止无休的阐释,而且是在西方人现有的理论框架内来进行阐释,不敢跨雷池一步。比这种主观公式主义更糟糕的则是另一种不入流的批评行径,这类批评家对哪一种批评理论都是一知半解,从未做过专门的理论探究,而是以浅薄的“知道分子”姿态随意妄为地“拿来”,由此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种恶果,即各种新概念或新名词的狂轰乱炸、泛滥成灾。比如对作品、文本与话语概念的随意混用,对阅读和接受、读者和受众的不分场合和语境的挪用,对语言、言语、符号、能指、所指之类现代语言学或符号学概念的乱用一气等等,不一而足。如此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式的理论阐释,除了带给我们一番所谓视觉的盛宴之外,最终能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留下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呢?老实说,许多文学批评文章不过是做着主观阐释与过度阐释的无中生有的游戏罢了。在他们那里,文学批评实际上与文学无关、与作品无关,他们不过是借助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市场而贩卖或兜售西方人的批评理论产品而已。
  说到这里,我必需要为自己辩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排拒西方理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我在从事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学习。我感到痛苦乃至于痛心的只是,我们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为什么只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缺乏在别人的基础上再创造的能力呢?翻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的老祖宗是有文学理论或批评理论的原创力的,中国古代文论显然自成了一套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不要老是妄自菲薄,完全用西方人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单一标准来衡量我们中国固有的文论话语体系,而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清醒地看到中西文论话语体系各有千秋也各有流弊。我们虽然不必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借鉴过我们的老庄道家哲学和美学就沾沾自喜,但我们确实也不必径直地拜倒在西方文论话语的脚下,现出一副永世不得翻身的西崽奴才相。总之是我们需要创造,需要在学习西方现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批评理论形态。遗憾得很,如果我们回顾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很难找出几个能够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具风采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大批评家!我觉得鲁迅算一位,他所开创的以国民性批判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启蒙文学话语,无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至今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鲁迅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方面确实用力不多,他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了小说和散文、杂文创作上,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上了。鲁迅后面有胡风,胡风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建立在鲁迅的中国式现代启蒙文学话语的基础上的,胡风的文论是对鲁迅文论的继承、发扬和完善,本质上一脉相承,大体上属于同一种性质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悲哀的是,近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找不到鲁迅和胡风这样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大师了。真是应了《风波》里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一方面我们彻底摒弃了老祖宗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缺乏批评理论的创造力,我们只能在西方人面前摇尾乞怜、拾人牙慧。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别车杜”呢?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巴赫金和萨义德呢?还有,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产生鲁迅和胡风这样级别的大批评家呢?我想,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这种主观阐释危机不解除,我们就无以产生自己的批评大师。因为我们的批评家根本不去从活生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并寻求自己的解释,而是满足于直接套用西方的批评理论进行主观阐释,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不是我在阐释,而是我被阐释了;不是我在批评,而是我被批评了。不是批评家在阐释文学作品,而是西方理论在阐释着我们的批评家,就这样,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沦为了低层次的再阐释!
  如果我们翻看一下《胡风全集》就可以得到珍贵的启示。作为中国现代最有理论成就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胡风所致力于建构的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并非向壁虚构:一方面,他努力向西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派别学习,而且还吸纳和融和了精神分析学等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营养,另一方面,他更善于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提炼和营构适合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的文学批评理论元素,如“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等概念的提出都闪烁着胡风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光芒。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对鲁迅、路翎、艾青、田间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评论,胡风还能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同样,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大批评家的威名,也是与他们各自充满力量的作家作品论和文学思潮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没有从理论教条出发,没有犯主观公式主义的错误,他们立足于具体的文学现象,驾驭理论和提炼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来理论套用,终至被理论所绑缚。所以他们的文学批评中不会有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常见的主观阐释泡沫,更不会有过度阐释的批评秀。即使以近年来在我们当代文学批评界经常援用的一些理论大师为例,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启示。众所周知,本雅明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与他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诗学是与他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优秀德语诗人的具体诗歌作品的深度感悟分不开的,巴赫金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狂欢化理论和复调小说理论,是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专题研究分不开的,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是与她对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如肺结核、癌症、艾滋病等的文学书写的考察分不开的,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也是与他对狄更斯、简・奥斯汀、康拉德等人的具体作品研究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学习这些西方现当代批评大师对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视,不要轻易地割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只有建立在文学批评实践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批评理论才具有真正的原创性,才具有真正的阐释力量!

  无奈我们置身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和助涨浮躁的学术体制之中,许多人沉醉在主观阐释和过度阐释的文学批评陷阱中不思自拔也无力自拔。长此以往,我们不仅无从产生自己的大批评家,更无法产生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化的当代文学批评流派。想想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那可真是群星闪耀,交相辉映,单个的大批评家与群体的批评理论流派之间相得益彰。存在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神话原型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文论、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女性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随便哪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流派,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派史,既有一以贯之的理论视角和理论线索,又有不同阶段的不同理论侧重,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不断地成长壮大,枝繁叶茂。而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无论单个的批评家还是群体的批评理论流派,其差距何止霄壤!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家总是难以摆脱那种猴子掰包谷式的心态,对西方的各种主义拣一个扔一个,或操练或玩弄、喜新厌旧,最终一无所获。三十年来,我们没有看到哪一种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在中国真正地做到了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的,我们只有阐释而且是被动的阐释,我们无力将西方的批评理论结合中国文学的实情再往前推进一步,乃至于形成类似于中国化的存在主义文论、女性主义文论或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我们似乎丧失了开宗立派或者别开生面的能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流派纷呈,但拔剑四顾心茫然,放眼国内主流文艺理论界和批评界,又有多少真正能创建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迹象呢?就连海外华裔的文学批评家中,我们似乎也很难看到中国化的理论声音。想想萨义德和斯皮瓦克,这两位亚裔学者,分别来自中东和印度,但他们在美国的语境中都开创了新的批评理论派别,而华裔学者中,恕我孤陋寡闻,我还真的没有听说有谁在海外独创出了某种被世人广为追随的批评理论。凡此种种,无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工作和理论建设同样的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实证精神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实际上,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性质的研究模式,即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性质的当代文学研究模式之间应该是互补互渗的,两者各有侧重,但又彼此融合,这才是健康的当代文学研究生态。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到的那样,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这三者之间并非绝缘或割裂的关系,而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有机统一体。三者之间彼此依存,交互作用,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不应该有厚此薄彼的想法,只能是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侧重,但对于文学研究大家而言,这三者的融合才是理想的学术境界。显然,没有今天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有明天的文学史;而缺少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出现,即使有,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在我们前面的诸多例证中早已得到证实。
  然而,从实践上看,这两种当代文学研究模式之间长期以来又是分裂甚或对立的。把当代文学当作文学史研究的学者瞧不起把当代文学当作文学批评的批评家,认为后者缺乏学术性,信口雌黄、游谈无根,主观性淹没了客观性。而把当代文学研究视为文学批评的批评家对前者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过早地将当代文学历史化会使当代文学研究丧失了批判性和前沿性,沦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衍生物,很难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作出敏锐的回应,这等于是取消了“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于是有了折中的提法,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前三十年即“50―70年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文学史来研究,而后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则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当然这里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实践形态,而不是特指文学批评理论,尽管文学批评理论只能来自于文学批评的实践形态。)我个人觉得这种折中的提法虽然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理论上讲,它仍然人为地割裂了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有机关联。事实上,近三十年来,一部分当代文学研究者开始追求把作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二者融合起来,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品格。一方面是使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保持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锋芒,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具备了文学史的视野。前者可以简称为“批评的文学史”,后者可以凝练为“文学史的批评”。通常,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习惯于直接援引西方文学理论来进行,那是典型的“文学理论的批评”,寻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践嫁接或融合,等而下之者成了二者的生搬硬套,换句话说,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当代作家及其作品成为了特定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阐释对象或演绎对象。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史的批评”则不同,面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外在的西方文艺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历史视野来观照这些作家作品,辨析这些当代作家作品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由此判定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甚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贡献。显然,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再是简单化的理论阐释,而是有了客观的历史品格。此时的当代文学批评尽管依然要做阐释,但不再是主观的阐释,而变成了立足于实证的客观化阐释了。我们并不简单地反对阐释,但反对简单化的主观阐释。我们倡导的是在实证基础上的客观化阐释。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倡导实证的文学批评方法由来已久。在西方,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席卷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潮而出现是在19世纪,法国人孔德是实证主义哲学的教父,他认为人类经历了神学时代和玄学时代之后已经进入了科学时代,即重视经验、事实和现象的归纳和推理的实证时代,以此区别于神学和玄学时代着意建构超验的形而上学神话。但孔德主要把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学研究,而他的同胞丹纳则把实证主义引入了文学研究领域,开创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新范式。丹纳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原理,形成了一种把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把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的立体化的文学研究模式。这种文学研究模式体现了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和精神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渗透并成熟。及至20世纪后半叶,法国人戈德曼和埃斯卡尔皮又相继把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文学社会学研究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研究中重视客观实证的科学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戈德曼借助发生学结构主义开创了文学社会学的新路径,注重挖掘作品的文本结构与作者的精神结构之间的关联,进而探测作者的精神结构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结构之间的关联,由此形成了带有辩证色彩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模式。而埃斯卡尔皮主要从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社会机制方面来开创文学社会学研究新范式。不难看出,无论是戈德曼还是埃斯卡尔皮,他们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范式相关。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样,他们也重视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关联,重视文学与社会环境乃至于经济因素的关系,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结构主义或传播学的新方法和新视野,从而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和精神。如果我们把视点从法国转移至整个欧洲会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还出现过一次席卷欧陆的新实证主义哲学思潮,新实证主义比实证主义走得更远,他们强调通过数理逻辑分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神话,所以新实证主义又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应该说,新实证主义后来陷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或逻辑推理的知识迷宫中了,但它对20世纪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科学派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如与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密切相关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都带有鲜明的逻辑实证色彩。事实上,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流派中,即使是习惯上被我们说成是走人文主义路线的理论派别,如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之类,同样具有强烈的科学性和实证精神。尽管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被严格的科学派指责为不可证伪的伪科学,但精神分析学的文学批评十分重视心理学的逻辑推理程序,也很重视案例分析和证据的收集。荣格开创的神话原型批评同样形成了较严格的逻辑推理体系,而经过弗莱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改造后的神话原型批评模式就更加闪烁着科学和实证的光芒了。至于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和叙事学等联姻之后,其文学批评理论的科学实证性也是大为增长,新历史主义与叙事学和解构主义结盟后也体现了强大的逻辑实证力量。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是与其追求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分不开的。而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从业者只知道盲目地“拿来”各种西方文论的皮毛炫技,而没有抓住其科学实证的神髓。

  其实,重视实证的社会历史批评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宝贵传统。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至今仍然闪烁着科学的光辉。它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主观感悟的中国式印象派批评传统之间并非不可共存,相反是有机互补的关系,各自有其适用的条件和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不仅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引入了中国学界和文学研究界,而且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并倡导了中国传统汉学中强调实证的朴学传统。胡适留美期间成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将欧陆的实证主义哲学加以功利化的推演和应用,二者在重视客观的经验和现象的归纳和推理、反对构筑主观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神话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胡适看来,中国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西方学者重视实证的科学实验方法之间息息相通。清代学者一反宋明时期的宋学(主要是陆王心学)重玄思冥想的形而上学传统,径直回归两汉时期古老的重视考据的汉学传统,继而开创了乾嘉时期繁盛一时的朴学风气。通过强调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等实学功夫,清儒复活并光大了中国古老学术中的实证传统。胡适则精炼地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归纳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方针,并在他的一系列文学研究著述中,尤其是在古典小说考证中体现了这种实证方法的力量。应该说,胡适倡导的这种融合了中西学术精髓的重视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和文学研究界已是一种学术主潮,诸如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倡导的“诗史互证”,鲁迅提倡的“知全人”研究,都体现了在中西交会、古今融合之后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日益得到国人认可的学术趋势,由此也带来了民国时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良好风尚。然而,建国以后,由于在革命语境中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日益流于主观化,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胡适派的学术方法论遭到集中的批判就是明证,从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就丧失了科学精神和实证品格,基本上沦为了主观主义的文学阐释。及至“文革”结束,历史翻开了“新时期”的文学篇章,但重主观阐释的当代文学批评风气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相反,由于时代精神的愈益浮躁不安而呈现出某种变本加厉的趋势。西方现代种种目不暇接的“主义的旅行”在中国批评界乱花迷眼,主观阐释乃至过度阐释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泛滥不已,由此酿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阐释危机。许多批评家的文章一味地追求漂亮的“辞章”,偏面地追求空虚的“义理”,而根本上缺失了“考据”的基石。这类批评文章尽管写得好看或有趣,但凌空蹈虚,既无严谨的逻辑又无切实的材料,最终只能充当实证批评的反面教材。
  那么,在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倡导一种什么样的实证性的文学批评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没有一定之规,毕竟在近现代以来西方流行了那么多的具有实证性质的文学批评理论派别,有的直接标举实证主义的大旗,更多的虽然没有打实证的旗号,但同样渗透着现代实证精神。这里我愿意提出个人的一种设想。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把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批评和科学主义批评结合起来的新实证批评方法体系。我所说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既包括中国传统式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文史互证”之类,也包括西方近现代丹纳的实证主义批评,还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在内。我所说的科学主义批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心理学相关的文学批评方法,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和“穷而后工”之类的文论,也包括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这样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批评方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像存在主义那样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哲学批评方法。另一类科学主义批评方法以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为中心,既包括中国传统式的朴学方法,还包括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和叙事学相关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在内。这两类文学批评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科学实证性质。我把通常所谓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简称为“史证”,把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心证”,而把与语言形式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形证”。“史证”偏重于外部取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如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语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心证”虽然也与以上诸种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但它偏重于内部取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性的材料,包括文字性的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当然,“心证”除了弗洛伊德式的注重个人化的内部心理取证之外,还应包括荣格式的注重集体化的内部心理取证,比如对作家作品所在的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症候的发掘,乃至于最广泛范围内的人类性的集体无意识的的挖掘之类,都有助于说明或解释作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至于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弗洛姆式的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还有各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之类,也属于我们所谓“心证”的范畴。说到“形证”,它指的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逻辑分析,比如从文学文本的文字、语言、结构、叙事、修辞、版本等形式层面进行逻辑严密的学理性辨析,强调从文本内部来自我证明,带有逻辑实证主义意味。长期以来,这三种实证批评方法处于相对独立而不交融的状态,如同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而不明真相。只是在少数批评理论家那里才呈现出三者融合的集大成境界。在本质上,这种集大成的新实证批评模式所追求的正是我国老辈学者所提倡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境界。“形证”属于文学(审美)批评,“心证”属于哲学(心理学)批评,“史证”属于历史批评。但“形证”是文学实证批评的前提和基石,如果离开了“形证”而做“心证”和“史证”,只会导致文学批评本体的失落,把文学批评降为哲学(心理学)和历史研究的奴婢。如果是那样的话,文学的实证批评也就名不副实了,不是实证而是虚证了。
  当“史证”、“心证”与“形证”这三种实证批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批评家将从“形证”出发,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首先慧眼识别出文学作品的特殊形式,然后通过作品的特殊形式去反观作家的思维方式,去解析作家的精神和心理特征,即把“形证”与“心证”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史证”,探究作品的形式特征或作家的精神、心理或思维特征所形成的外在社会历史语境,由此可以透视出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精神风尚。这样就做到了我们所向往的“形证”、“心证”与“史证”相融合的比较理想的“实证”境界。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文学史的批评”,与这种理想的实证批评境界之间并不矛盾。在“文学史的批评”实践中,我们不可能不辨析进而确认特定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形式和思想心理方面的创造性或传承性,而在这种文学辨析和历史鉴定的过程中,如同古人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样,始终需坚守客观的文学史和历史立场,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中对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文学社团做出中肯的文学史评价。而且也只能是在这种实证性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才能归纳或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
  四.倡导实证批评与文学教育的未来
  我之所以如此不惮繁琐地讨论新实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多年来积重难返的主观阐释风气依旧在流行,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同时,我也意识到,倡导实证批评也关系到中国当下文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众所周知,中国当前的文学教育危机重重,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也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对文学教育充满了迷惘和虚无感。大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文学有什么用的问题,这固然隐含了在一个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时代里社会对文学的偏见和歧视,同时如果我们反躬自问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偏见或歧视的形成也与我们当代文学教育中虚浮的学风和文风有关,我们的文学教育中充满了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花拳绣腿的东西太多,人们已经对文学教育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如何重建这种基本的学科信任,我认为倡导文学的实证研究(批评)方法和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是扭转文风。这些年来我在很多场合听到太多的质疑声音了,提到当代文学批评的文风,表示厌弃乃至憎恶的大有人在。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人们仿佛已经习惯了拿当代文学批评的文风问题作为调侃或奚落的对象。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新名词、新概念满天飞的问题,给大家留下了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恶劣印象。人们把这戏言为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正所谓你不说我倒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的老师於可训先生好多年前就直陈过许多批评文章不说人话,这多半是因为批评家腹内草莽,根本就写不出有实际内容的文章,便只好以艰涩来掩饰自己的浅陋了。我以为,倡导新实证批评庶几可以改变这种恶劣的文风。新实证批评追求的是审美视野中的思与史的统一。这种批评文章强调历史感,强调逻辑性,主张朴实谨严的文风。重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许多当代文学批评家缺乏厚实的历史和文学史素养,所以只能就事论事,就作家作品谈作家作品,没有纵向或横向的历史比较,这样的批评文章显然会一叶障目,很难经受住学术的检验。在中文学科内部,与语言学研究中逻辑谨严的文风相比,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中大量存在着没有逻辑、思维跳跃、思路不明晰的情形。正由于缺乏历史感和逻辑性,我们的文学批评文章才丧失了学术的力量,人们在其中找不到起码的确定性,更无真理可言,再加上种种文过饰非的人为阅读障碍的设置,这样的批评文章除了被人们所鄙视和抛弃,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然后是净化学风。学风与文风紧密相连,文风是学风的外在显现,学风是文风的内在精髓。多少年来,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界一直陷入片面的理论崇拜陷阱中难以脱身,几乎到了言必称西方的地步。我们的批评家谈起西方理论来如数家珍,然而一旦接触到具体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问题就只知道生搬硬套,做那种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机械阐释或主观演绎的文字游戏。这种批评文章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表面上眩人眼目,其实骨子里虚浮无根。所以我们要提倡实学的精神和方法,没有实学作基础,我们理想中的形而上学体系是无法建构出来的。虽然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思想淡化、学术凸显”的转向,但如今回过头看,这次转向并不彻底,而且其中充满了许多暧昧不明的因素,因为把学术和思想完全二元对立起来不利于真正解决中国学术界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沦落到了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尴尬局面。许多批评文章为了增强所谓的学术性,只好人为地制造许多看上去很学术的注释,仿佛注释越多,文章就越有学术含量。殊不知这样的注释是外在的植入性注释,而不是内在的召唤性注释,归根结底就是伪注释!如今伪注释和伪参考文献隐秘地盛行,这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恶劣学风的一个突出症候,已经到了必需彻底净化的时候了。
  最后是引导世风。行文至此,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让这篇文章承载了太多的使命,这是拙文不可承受之重。区区一篇谈文学批评的文章,是无法承受引导世风这样的宏大命题的。这里我只想申明一点:我们的文学教育对象,虽然他们将来很多人不会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但他们必须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中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而基本的学术训练是没有狭隘的学科界限的。如果他们在青年时代通过系统的实证性的学术训练,培养和塑造成了健全的学术人格,那么日后无论他们在何种领域从事何种性质的工作,都会释放出自己崇真尚实的学术人格力量。我想这也是当前中国文学教育所要致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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