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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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潘帅
摘 要：生于新疆农场的作家董立勃，将目光锁定在自己最为熟悉的生产建设兵团场景里进行叙述，其“垦荒小说”系列，《黑土红土》（中篇小说集）、《地老天荒》（中短篇小说集）、《白豆》（长篇小说集）等对西部边疆屯垦的人们（尤其是底层的）投射了特别的关爱和悲悯。本文主要从《白豆》的地域特征和人物形象纠葛两个大方面入手，剖析政治权力话语下的下野地人们的情感命运悲剧。
关键词：《白豆》 政治权利 爱情婚姻 悲剧
董立勃，祖籍山东荣成，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代生于新疆农场的作家，发表了近百篇中短篇小说。作为第一代屯垦的后代，其小说题材主要来自于中国最西部地区——新疆，特别是他最熟悉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荒凉、原始、艰苦、未开垦的神秘土地中渗透着当代政治权力的干预，演绎出一个个悲怆的人生故事。其“垦荒小说”系列，《黑土红土》（中篇小说集）、《地老天荒》（中短篇小说集）、《白豆》（长篇小说集）等对西部边疆屯垦的人们（尤其是底层的）投射了特别的关爱和悲悯，在人道主义底色上，把最具有现代性的平等、自由、民主、尊严和“人”的意识灌注于故事中的人物身上，而他们却又是最卑微、最弱小、最不具有政治话语权的，如白豆、白麦、胡铁等。
长篇小说《白豆》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03年“《当代》最佳”称号，小说以下野地兵团团场作为故事发展的自然背景，以白豆的命运悲剧为主线，通过她与下野地三个男人（马营长、老杨、胡铁）的情感经历，讲述了普通女人的婚爱故事，揭示出特定时期女性个体命运的曲折坎坷。在情感纠葛中，男主人公一生的发展变化轨迹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马营长的“爱”而不得最终惨死在胡铁的飞刀下、老杨不能生育最后在混乱中吓傻，还是胡铁被扣以“强奸犯”罪名含冤入狱、劳改十年、越狱后远走他乡，每个人物都平添了一种悲壮美，在辽阔的小天地里演绎出爱的悲欢离合，也使读者将下野地的无限风情尽收眼底。
一、关于下野地
故事的发生地下野地是个极特殊的地方，“下野地在1950年以前没有人，1950年一下子涌来一大群人。这些人是来种地，却全带着刀和枪。他们甚至还来不及把帽子和领子上的士兵的徽章摘去。直到现在他们还习惯穿着黄色的军衣做事。农场还在使用着军队的编制包括一些管理方式。……尽管他们实际生活已经和北方南方的农民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却在骨子里固执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兵。哪怕是个垦荒种地的兵也要紧贴着那个兵字。”[1]（P33）
“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现存的一种特别的农业组织形式。带有准军事或半军事化的性质，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脱下戎装的军人或起义人员。在新疆，建设兵团驻扎的都是亘古蛮荒之地，或远离绿洲的边远之地”[2]（P1），下野地的兵团农场可以看作是故事展开的聚集区，一群响应国家号召的山东、湖南等地的女子以参军和支边的名义来到这里，给这些军人做妻子，并且共同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下野地生产建设兵团里的男男女女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这种军队式的管理方式，平时分为一个队一个队的形式，场部的领导都有着军衔，连结婚都按组织的规定“可以三天不干活”。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与内地所设的一般村镇相比，故事里的下野地具有独特的政治内涵。这里的政治权力可以说无处不在，“在下野地，地方野，人却不太野。甭管你是个什么人，总会在各方面被管得很严”，“代表组织给老兵找老婆……组织才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去做姑娘的工作。……先是哄，后是劝，再是板起脸来说道理。直到说得让姑娘明白，她的婚姻有着和革命事业相关的重大意义，让她选择其实她也别无选择。”于是属于“她们”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权利从进入下野地的那一刻就被置于一种可以掌握生杀夺予的政治权力下，她们无法逃避这种已经被注定的命运。作家将自己满溢的悲悯情怀放置于严酷的西部自然环境和政治话语下，使得简单情节框架构筑的雄阔、沉郁的西部自然意象和被扭曲的人文景观成为主人公命运隐喻和象征的自然载体。
二、关于下野地人物形象之间的纠葛
在这种政治的大背景下，作家精心构建着人物关系，用简洁流畅的笔触勾勒出人物之间普通而又意义重大的关系和需要的同时，又把女性自我心理成熟的变化写得丝丝入扣。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女主人公白豆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来探寻以“白豆”为代表的一代独特的生命个体在政治权利话语下的爱情婚姻悲歌。
白麦长的很漂亮，被为革命立过大功的首长们在司令部团场场部看后，就留了下来并不知不觉地成了老罗的老婆。当她看到老罗瞎了一只眼，比自己大十二岁，还有两个孩子时，她毫无爱恋和幸福可言，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实行了绝育手术，她挣扎反抗并试图以和陈参谋相好来报复他。后来老罗送她上学，给她安排了一份好工作，特别是当她老家受灾时，在老罗的权力下盖好房，又送粮送牛，白麦在心理上徒然发生了变化，她感到老罗这个做大官的男人是多么了不起，她感激并觉得很幸福，以致产生了献身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而二人感情的粗糙和疏离以及命运的无法改变却被置之度外。与白麦与老罗的无爱婚姻相比，白豆的爱情婚姻路途确是对政治权力下的“组织”的莫大的反讽和嘲弄，从白豆感情的起伏变化中我们就可见端倪。
1.政治权利下，白豆与营长的感情闹剧
在吴大姐组织出面的情况下，白豆服从组织安排本要和老杨结婚，可在胡铁与老杨的交谈和动武之后，组织出面调和，白豆又准备与胡铁结婚。在准备结婚期间，军垦大渠通水，下野地的人们着实高兴了一阵，马营长的米脂女人在渠边洗衣服时被水淹死了，马营长肩上担子很重，为了革命的事业，身体可不能垮，在组织的要求和劝解下，开始物色照顾他生活的女人。马营长在刘副营长和吴大姐的陪同下，不辞辛苦地一个队接一个队的转，转到白豆这时一眼就看上了她，在权力的较量下，马营长创造了更多与白豆接触的机会，于是与胡铁的婚事又被取消了。
在吴大姐的教育下，白豆服从组织安排，再次准备与马营长的婚事。可中间又生是非，而这也成为白豆命运的重要转折，白豆在玉米地里被强奸，马营长琢磨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它破坏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贞操，它极有可能影响到下野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因为白豆是他要娶的女人，如果不把坏人抓出来，“马营长在下野地将失去脸面和尊严。……没有了脸面和尊严，没有了权威和魄力”，对下野地来说，马营长这个不落的太阳就完蛋了。此时的抓坏人变成了对政治权力掌控的象征，而完全忽视了道德和女性关怀角度的批判。最后胡铁被“英明”抓捕，白豆的位置被同住的曾梅定代替，此时她与马营长的婚事就不了了之。
这里没有看见马营长对白豆爱的温情，安排清闲工作只是为获取性的合法性，对于案件的英明分析，只是在强调权力（男性权力和政治权利）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而白豆对此却是糊里糊涂，全听“组织安排”，可见白豆与马营长的感情纠葛更像是一场为追逐权力和性伙伴的闹剧。
2.政治权利下，白豆与老杨的婚姻悲歌
婚姻的前提是“看上了谁要向党支部汇报，不能自己胡来，由组织出面安排男女见面以至结婚”[3]（P11），老杨在给白豆买块香皂、买点水果糖、让她坐马车的小恩惠后，买了块花布就去找妇女干事吴大姐了，前期的这种追求是合理合法的，而后来他却暴露了恶的一面。特别是当马营长加入到对白豆的争夺中，最终引发老杨在玉米地里强奸白豆、马营长退婚并栽赃嫁祸于胡铁的连锁行为，使白豆内心受伤害，胡铁含冤入狱。
在白豆失身的情况下，作恶者却以另一种面孔娶了白豆，“一听说老杨要娶，白豆腿一软，差一点儿没有跪下来给老杨磕个头”，但这里多的是一份感恩戴德，和爱情没有太大关系。白豆只是想简简单单地过日子，因为被说成是“咸包”（女人老不生孩子），结婚不久老杨就提出离婚，并再娶了白豆的好朋友翠莲。可他虽然离婚但却还是对白豆纠缠不止，白豆觉得“要是别的男人，再想做，也做不成，可老杨，白豆没办法。白豆谁也不欠，可白豆觉得欠老杨。欠了人家的就要还”，“老杨这阵子，是下野地里最得意的男人。别的男人也有老婆，可别的男人只有一个老婆，他却有两个老婆。……明的那个老婆可以给他生孩子，暗的那个可以给他床上的快乐”。
从这段描写里不难看出女主人公白豆内心的无奈，并愿意用身体作为偿还，而这次婚姻给予她的，除了用性作感激外并无其他。在最后白豆发现，玉米地里强奸她的竟然是自己感恩嫁给的老杨，对于他们以前的婚姻关系和现在的这种身体关系来说不亚于一个重型炮弹，他们俩的结合奏出的是一曲婚姻的悲歌。
3.政治权利下，白豆与胡铁的爱情绝唱
在与老杨结婚后，白豆很忠诚地把胡铁不服判决给她的伸冤的申诉信交给了老杨，善良的白豆按着自己的逻辑行事。她非常地信任自己名誉受辱时娶自己的男人，哪怕老杨酒后失言说自己是强奸她的人时，她还是当是玩笑。当说了玉米地里那把飞刀的真实来历后，所有事实证明确是老杨，白豆彻底醒悟了。她的性格因此显得格外耀眼，也完成了一个女性真正的心理成熟。她走上了为胡铁伸冤的道路，不顾所有人的言语，哪怕是翠莲的苦苦哀求和组织上的“明令禁止”，她找马营长、找白麦的男人老罗、找在下野地的陈参谋，去劳改队看望胡铁给他说她跑案子的情况。组织上坚决不允许和胡铁这样的犯人有爱情，更不用说婚姻，但此刻她发现她真正的爱人是以前在胡杨林为她烤兔子吃的胡铁，是为了她含冤入狱的胡铁。
在这三个男性中，胡铁是真正的悲剧性人物，与白豆的爱情的发展，从和老杨的胡杨林里的较量，到与马营长在营房里的拍板，最后到为了白豆蹲监狱——越狱——回监狱——再逃离，人物的性格在事件发展中不断丰富，一个棱角分明的、敢爱敢恨的男性形象跃然纸上。小说描写了白豆和越狱后的胡铁在胡杨林生活的短暂美好的日子，作者赋予了在真正爱情浇灌下的生活美和性爱美，这种爱的力量使双方超越了平庸。而更让人难忘的是，胡铁再次越狱为表明自己清白而来到三秋动员誓师大会上那短短十几分钟的场面描写，场面展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胡铁被扣上“反革命罪”，马营长、陈参谋中了飞刀死去，老罗受伤，老杨变呆傻，最后胡铁带着他对下野地的复杂感情远走他乡，演绎了一场人生的大悲剧。
白豆带着孩子放弃白麦联系的去乌鲁木齐的大好机会，在这个给了她爱情和婚姻的下野地继续等待着胡铁的回来。白豆的执著“守望”与胡铁的决绝“逃离”都宿命般的凝眸在脚下的这片深厚的寂寥的西部土地（下野地）上，都成为了日常生活的“无所归依”和精神上的“漂泊者”。白豆与胡铁的爱情绝唱使得小说的悲壮性升华到了一个高度。
三、结语
在政治话语权力下，从白豆与马营长的情感闹剧、与老杨的婚姻悲剧到与胡铁的爱情绝唱，女主人公前后性格转换得不是很巧妙，读起来有些突兀。如果说白豆后来的性格被作家理想化、浪漫化，作家意图显示人性中真正动人的人性的美丽与温暖，那么真正让读者感动的就应该是情有可原的人性真善美，是不完满下的圆满。
詹姆逊在《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中指出：“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做对群统一命运的象征性思考”，长篇小说《白豆》以人们日常的爱情婚姻故事为媒介，展现了在轰轰烈烈的军垦生活中那么一批人的悲剧性命运，表达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和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
注释：
[1]董立勃：《白豆暗红董立勃长篇小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赵光鸣：《地老天荒·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董立勃：《黑土红土小说集·黑土红土》，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1]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董立勃著.白豆暗红董立勃长篇小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3]曹斌，顾凡.政治婚姻的透视与人性魅力的张扬——评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J].小说评论，2006，（5）.
[4]成湘丽.女性视野下的董立勃小说批判[J].当代文坛，2008，（4）.
（潘帅 新疆伊宁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8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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