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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曰”形成刍议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郭学利

  摘 要:《史记》史论“太史公曰”的形成,是多种文化因子与司马迁个人特质碰撞与交融的结果。笔者认为,史论“太史公曰”的形成原因有三:司马迁对传统史论形式的因袭;西汉士人著述言治风气的浸染;史家“成一家之言”的追求。
  关键词:太史公曰 史论 形成
  “太史公曰”是《史记》史论形式。张大可对“太史公曰”评价颇高,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司马迁创造了史论体系,才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1]“太史公曰”为后世史论提供了标准范式,对史论发展贡献很大。“太史公曰”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一、先秦古史论的启发
  历史反思,是人类社会意识自觉精神不断发展的产物。我国史论古而有之,其源可上溯到周初统治者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以史为鉴思想,即从夏、商兴亡中总结为政得失。《康诰》、《酒诰》、《无逸》、《召诰》、《多士》等篇都谈论到夏、商朝代更替的一些经验,虽然零星散见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其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芒却闪现了上古的迷信蒙昧。春秋时期,以史佐政、以史教化的意识更加彰显,此时的史论呈现出两种形态:其一以孔子《春秋》史论为代表,其中没有叙事者的直接褒贬评价,而是采用“常事不书”、“讳书”以及“一字褒贬”的话语模式,希望达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的扬善惩恶目的;其二以《左传》史论为代表,其中“作者借君子之口,行己评之实”,“创建了一套间接评论模式”[2]。
  司马迁十分推崇孔子《春秋》,并注意到《春秋》“微言大义”的史论形式给后人解读造成的困难。《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里,给我们描述了《春秋》接受轨迹:孔子用《春秋》来教诲弟子,“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但最终“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依据“孔子史记”而成《左氏春秋》,后来《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相继出现,“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而汉又有“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种“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局面的形成,缘于《春秋》“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与孔子不同,司马迁没有学生可传教,他把《史记》知音寄于后世。“令后世得览”、“令后世君子览之”、“俟后世圣人君子”,可见,司马迁希望后世读者能理解他的史心。所以在借鉴《春秋》寓褒贬于其中、含臧否于其内的含蓄蕴藉之笔法外,司马迁还要采用某种策略为读者指点迷津。
  《左传》释《春秋》义,不仅将历史叙事展开,而且还用“君子曰”来发表史家观点与见解。观先秦古籍,“君子曰”并非《左传》所独有,《国语·晋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君子曰”论断。但《国语》“君子曰”言语十分简略,如“君子曰:‘善深谋也’”、“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君子曰:‘知微’”等,史家往往点到为止。观《左传》、《国语》与《史记》的史家抒议,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从《左传》史评得到的启示更多一些。表现有二:其一,《史记》部分传文如《秦本纪》、《晋世家》直接采用了“君子曰”的论断形式,甚至关于秦穆公的评论直引《左传》文字;其二,二者皆喜欢引用权威人物或典籍的言论来增加论断的权威性。《左传》“君子曰”常引用诗经、商书等书的言语来加强评论的效果,而史记“太史公曰” 引用的言语来源更加广泛,《诗经》、《论语》、《老子》、《韩非子》中的语言以及一些谚语、俗语,司马迁皆移为己用。
  二、西汉士人论治精神的感召
  历史兴亡的反思从汉初就开始了。一向蔑视儒生的刘邦,首次向士人抛出历史反思的橄榄枝。陆贾向刘邦进言治国之道,刘邦“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文帝时的贾山《至言》以秦为喻,谈治国之道。景帝时的贾谊在其著名的《过秦论》中,深入剖析秦亡教训。这种以秦朝兴亡为基点的历史反思一直延续到汉武帝之时。论治风气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推动下更为浓烈。首先刘彻向天下所有“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论治人数空前。无论是放逐的平民还是皇族的显贵,无论是耄耋的老者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都可以参与到议政的洪流中。同时汉武帝还把议政的话题从近代的秦扩展到三代的兴衰成败。汉武帝向天下士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汉书·董仲舒传》)旨在通过前代历史的考察来维护汉政的长久与安定。
  自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主张后,思想与言论专制的政治气氛日益强化,士人自由论政的话语权被削弱。公开、直接议政受阻,士人们便只能另辟蹊径。武帝喜读“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的大赋,于是赞美汉武权威与国势强大的汉赋便成为许多文人讽喻的工具。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以“言语侍从之臣”身份向武帝进献辞赋。这些辞赋,后人多认为是点缀升平、粉饰太平之作。然而,时人司马迁评论相如赋作时,十分肯定大赋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十分清楚汉大赋承载讽谏的无奈,相如进《大人赋》讽谏武帝求仙之举,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倾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可是,司马迁为何将汉大赋与《诗》的讽谏并提?武帝中后期在无人可以畅所欲言政治的专制高压下,辞赋家的处境尽管有些尴尬,如枚乘“自悔类倡”、东方朔作《答客难》自鸣不平,但通过辞赋篇末“乱辞”形式的谏诤,司马迁读懂了辞赋家的良苦用心,从而肯定辞赋家干预现实“既美且刺”的努力,并且十分赞赏辞赋家在“乱辞”中呐喊、挣扎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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