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汉文化差异看习语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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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悦怡
摘要： 习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能否理解好习语承载的文化内涵决定着能否翻译好习语。本文试从汉英文化差异入手，剖析如何运用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基本策略，得出在翻译习语过程中要把异化与归化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更好地传达习语的独特文化内涵神韵。
关键词： 习语翻译 文化差异 归化 异化
英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认为：“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它是来自决定我们的生活结构的信仰和习俗的这个社会遗传集合物。”（Sapir，192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是语言的精华。《辞海》将习语定义为：“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正因为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语才被公认为是最难翻译的语言形式之一。钱歌川先生认为，翻译是不能单看字面的，还有其他因素要注意（钱歌川，1981）。本文试从英汉文化差异入手，探讨如何运用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基本策略，从而准确传达英汉习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再现其表现力。
一、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L.P.史密斯在《词汇和习语》一书中说：“我们最好的习语和最好的词一样，不是产生于图书馆、会客室或华丽的剧院，而是在工厂、厨房和农场里产生的。”习语反映了人们的人生经验、生产经验、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民间禁忌和民族性格，是人文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文化
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习语的产生和其相关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英国是个岛国，四面环水，航海业在世界历史上曾经一度领先。由此，英语中有很多有关船和水的习语。如：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all at sea（不知所措），a drop in the ocean（沧海一粟）等。中国自古是农业国家，人们在陆地上繁衍生息，与此相关的习语有很多，如“春雷响，万物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相反，在汉语中，大海有一层神秘莫测的含义。如“石沉大海”、“茫茫苦海”、“大海捞针”等习语均反映了人们心目中大海的神秘。
2.历史典故
许多和历史故事、典故有关的习语都是某一个民族特有的。它们结构清晰、言简意赅、具有浓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最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特色。英汉两种语言都具有大量富含民族色彩的习语。如汉语里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醉翁之意不在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英语里的“Trojan Horse”（颠覆分子）、“Homer sometimes nods”（智者千虑必有一失）、“Achilles’ heel”（ 唯一的致命弱点）。这些典故都充分体现了其民族的独特文化，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绝对对等的翻译。
3.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既受到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这些方面。一个民族的语言作为这个民族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必然反映该民族的风俗习惯，习语更与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相关。比如在饮食习俗上，面包、黄油、牛奶是英美国家的主食，有很多与之相关的习语，如“earn one’s bread”（养家糊口）、“bread and butter”（日常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say cheese”（笑一个）等。中国以米饭为主食，这从汉语熟语的一些表达中可以看出，如“人是铁，饭是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粗茶淡饭”等。再比如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内涵。红色在中国是一种深受喜爱的颜色，“开门红”、“走红运”传达了吉祥喜庆的意思，而英语国家正好相反，红色代表危险和警告，如“be in the red”（债台高筑），“give someone a red face”（使某人感到尴尬或羞愧）。
4.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民族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的影响。英美国家笃信耶稣基督，中国深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差异在英汉习语中也有明显的反应。英语中有不少源于《圣经》或同基督教有关的习语。如：“as old as Adam”（很久很久以前）、“as poor as church mouse”（一贫如洗）、“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等。佛教和道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汉语中有大量的与之相关的习语表达，如“佛靠金装，人靠衣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
5.客观认识
汉英民族虽生活在同一客观环境里，但对客观事物各持己见，因而赋予同样事物不同的含义。在英汉文化中，人们的好恶往往不同程度地被赋予在动植物身上，折射出该民族的爱憎，从习语即可看出。如蝙蝠（bat），在汉语中“蝠”与“福”同音，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在西方，蝙蝠却是一种瞎眼、丑陋、凶恶的动物。此类习语有：“as blind as a bat”（眼力不行），be bats（发疯）等。再如梅花之不畏苦寒、松竹之高洁、菊花之朴素等都代表着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而英语对松竹梅却没有任何联想意义。同样，英语中的daffodil（黄水仙）在汉语中缺乏春天、欢乐的象征意义。
二、英汉习语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归化与异化这一对翻译概念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75年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韦努蒂是异化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异化“是一种对（目的语）价值观种族偏离性的压力，显示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异质性，把读者推到国外”（Venuti，1995）。归化派代表尤金·奈达（Eugene Nida）则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他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领域（孙致礼，2003）。归化和异化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在中国，鲁迅可谓是异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倡导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理念。归化派则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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