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中《郑伯克段于鄢》之郑庄公形象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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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大博
《郑伯克段于鄢》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篇章，也是大多数高中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语文教学中对郑庄公形象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首先对郑庄公及这一历史事件的接受过程进行梳理，进而以立体化视角观照郑庄公形象所展现的纲常和伦理的冲突，从而达到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客观、全面、详实的体认。
郑庄公 左传 语文教学
《郑伯克段于鄢》是《古文观止》的开篇之作，它为《古文观止》起到了开章明义的作用。同时也是大多数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现行粤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第18课便选取了《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篇。长期以来，对《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这个人物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因此如何评价郑庄公的形象成为了深入解读本篇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对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郑庄公及这一历史事件的接受过程进行梳理，然后对郑庄公形象所表现出的“微言大义”进行评析，进而使郑庄公的形象在语文教学视域下得到立体化呈现。
一、郑庄公形象的接受过程
1.汉代：姑息养奸的伪君子
汉代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述，以贬损郑庄公的评论居多，多数人认为郑庄公刻意姑息养奸而后除之后快，对弟弟不但缺乏教育引导，还多加怂恿，最后酿成惨剧。《公羊传》：“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谷梁传》：“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可见，《公羊》、《谷梁》对郑庄公均持否定态度。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其中《古今人物表》一篇将古代名士划分为三等，即上智、中人和下愚。班固将郑庄公和共叔段一起划入“下愚三等”，共叔段不臣，造反作乱，但郑庄公也被划入“下愚三等”之列，就很值得玩味。文中记述说，共叔段从小在姜氏的庇护下骄纵、跋扈，获得封地后蓄意谋反，政治野心不断膨胀，在这一过程中，大臣多次进言，但郑庄公以各种理由加以搪塞而不加制止，其实不过是等着共叔段自己露出尾巴，以免因杀弟而被天下人责难。郑庄公在明知姜氏与共叔段图谋不轨的情况下，却一次次地容忍，表面看是对母亲的无奈，实则是另有计谋，用心之狡诈可见一斑。作为兄长，本有规劝弟弟的责任和义务，他却任共叔段胡作非为，而后除之而后快。由此观之，班固把其列入“下愚三等”不无道理。
之所以汉代对郑庄公的评论偏向苛责，以批评居多，与汉代的文化语境不无关系。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渐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公羊传》、《谷梁传》的字里行间渗透出浓重的儒家思想，作者认为郑庄公应该用儒家的“孝悌仁义”、“兄友弟恭”来感化共叔段，即“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2.魏晋：忠孝有嘉的君子
相对汉代人们对郑庄公运用政治阴谋对付母亲、弟弟的斥责，晋人却把目光放在郑庄公在颖考叔的影响下做出的孝举。晋人认为，郑庄公除掉共叔段事出有因，姜氏从小偏袒共叔段而让郑庄公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进而埋下了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发生矛盾的种子，最后才发展到不得不杀弟囚母的地步。郑庄公虽一时冲动囚禁了姜氏，但在贤臣的劝谏下能及时悔改，实际上是应当予以赞许的。晋时，杜预作《春秋左氏传集解》，与范宁注《谷梁传》、何休注《公羊传》等“俱立国学”。《左传》：“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杜预对其进行注释：“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春秋左氏传集解》）杜预对郑庄公的观点，首先是认同郑庄公“失之于初”，基本可以反映出作者对郑庄公杀弟是持有反对意见的；但却对郑庄公的“孝心不忘”提出了肯定性评价，郑庄公虽然对弟弟下手狠毒，但是对于母亲是心存不忍的。
3.唐宋：众说纷纭的人物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民族交流与国际交流的增多，形成了唐宋时期包容性的文化特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形象的理解渐趋客观、深入与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儒家的礼仪孝悌，而是更加关注人性层面的因素，并融入更多的个性化体认，使郑庄公的形象变得棱角分明，更有轮廓感。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在引述杜预的注文之后，再加注释：“《尔雅·释诂》训‘纯’为‘大’。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颍考以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显然，孔颖达是认同郑庄公的，他认为颖考叔是纯孝、大孝，郑庄公是与颖考叔同类的大孝之人。及至宋代，苏轼虽指责郑庄公凶狠，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苏轼《苏轼全集·论郑伯克段于鄢》）苏轼认为，郑庄公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忍耐，郑庄公力图唤醒共叔段对道义和手足情义的认同感，但共叔段一意孤行，最后连姜氏也参与了这场政变，郑庄公最终被逼无奈才痛下杀手。由苏轼的评论可见，唐宋时期中原文化与外界有了更多的交流，文化开放程度远超汉魏，文人的思想更加开放，对儒家所谓的“微言大义”有了另一番解读。
但宋代的吕祖谦对这一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吕祖谦看来，郑庄公的做法是有违人伦的，将同胞兄弟视为仇敌，虽共叔段有错在先，但郑庄公非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相当凶狠的。“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而欲必致之死。岌岌乎险哉，庄公之心与。”（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同时，吕祖谦认为，在这场事件中一切是非因果都源于“爱恶”两个字，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姜氏身上，是姜氏对共叔段的骄纵才造成了这场惨剧，“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爱共叔段。爱、恶两字便是事之因由。大率人所以致骨肉之不睦者多缘此两字。妇人常情每每如此。”（吕祖谦《左氏传续说》） 4.明清：不尽孝悌的子与兄
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的学说席卷了整个中国，大有取代程朱理学之势，但清初学者在反思明亡的原因时，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学末流谈心谈性，误了一代世人，也误了国家民族。为此，儒家思想在清初被大肆渲染，加之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清代的思想控制空前加强。基于此，这一时期对郑庄公这一人物的评论更多地集中于孝道伦理层面，而对一些敏感的话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康熙年间编写的《日讲》是这样评价“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历史事件的，“此《春秋》诛意之文也。……自常情观之，段躬为不义，庄待其及而后讨之，似亦非过。而《春秋》归狱于庄，何哉？当其始，姜欲立段，段复多才，为国人所与，庄遽欲除之，而罪状未著，惧无辞于母氏与国人也。故授以大邑，为作乱之阶，命贰收贰，其势渐逼，犹日姑待，曰无庸，纵使失道。俟其缮甲兴师，形迹显著，然后以叛逆讨之，则国人不敢从，姜氏不敢主，而段属籍当绝，不可复居父母之邦矣。夫王者以善养人，惟恐人之不入于善也；而郑庄于弟，则惟恐不入于恶。《春秋》所为深诛其意，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
显然，这种认识更多体现了儒臣的观点。清代学者中虽不乏对郑庄公提出肯定评价的，如清朝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便肯定了庄公的做法。但在思想控制空前加强的背景下，清人对郑庄公的品评更多以贬损为主。
二、对郑庄公形象的再认识
尽管汉代以来人们对郑庄公形象的认识始终存在着差异，但历代观点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即是纲常重要，还是伦理重要？简言之，是权势重要，还是亲情重要？其实，从不同的角度看，郑庄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体认也会有所不同。
就纲常的角度而言，郑庄公的角色是君王，作为君王的郑庄公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作为一位古代君王，首先要懂得为君之道，在郑伯克段于鄢这场事件中，郑庄公那种敏锐的政治视野、练达的政治手段、沉稳的处事心态，都是“为君有道”的表现。首先，郑庄公处事泰然、胸襟开阔，有王者风范。面对共叔段“越制建京”和“命西鄙北鄙贰于己”的挑衅行为，郑庄公的回答是，“姜氏欲之，焉辟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在共叔段步步紧逼的过程中，庄公既无慌张之态，也无未雨绸缪之举，而是冷静下来，静观其变，结果终被庄公言中，共叔段袭郑时，庄公派奇兵突袭京地，最终“京叛大叔段”。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成大事者的胸襟和忍耐力。其次，郑庄公善用谋略，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为君者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郑庄公正是在春秋激变中将谋略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典型君王”。郑庄公在战术上讲求欲擒故纵，二十二年不动声色，他一次次满足姜氏的要求，对共叔段一次次的扩张行为，“姑待之”、“将自及”、“厚将崩”、“可矣”，庄公一次比一次沉稳，终将共叔段控制于股掌之中。最后，郑庄公尚儒尊礼，不断获得道义上的主动权。庄公先是满足姜氏为共叔段“请京”的要求，凸显了身为人子的道义；而后多次容忍共叔段的“不臣之举”，并坚信“多行不义必自毙”，庄公“尚儒尊礼”的作风可见一斑。
就伦理的角度来说，郑庄公的角色是儿子和兄长，本应讲究儒家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孝悌节义”，但在这场事件中，庄公却杀弟囚母，在伦理、亲情的层面上，庄公确实做得有些不尽人意，因此，历代儒生大多嘲讽庄公阴险狠毒，贬低他工于机谋，这是有情可原的。虽然庄公的做法略显苛刻，但笔者认为庄公“阴谋屠弟”与“不孝母亲”的罪名很难成立。首先，纵观这场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郑庄公一次次容忍以致最后一举歼灭的过程，并非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的政治阴谋，而是着眼于全局的政治反击，宋代吕祖谦说庄公要置共叔段于死地，可是事实上共叔段兵败后逃亡他国。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庄公放了弟弟一马，毕竟对于宗法社会的君主而言，要除掉一个背叛自己的臣子是轻而易举的，更何况除掉共叔段的想法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谋划已久了，所以共叔段逃亡他国，是郑庄公留给这个与自己有着血脉亲情的“反叛者”的最大余地。其次，再看庄公与姜氏的关系，庄公是在一个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君王，姜氏非但没有对庄公尽到母亲的责任，反而处处为难、排挤庄公，甚至怂恿郑武公废长立幼，所以庄公的童年一定是非常不幸的，他对母亲心怀不满这是有情可原的。在平定共叔段的叛乱后，庄公作出一个看似绝情的决定——不及黄泉，毋相见也。这时庄公的内心深处一定是悲凉与绝望并存，但“既而悔之”则表明庄公很快对自己在冲动中作出的“抉择”感到后悔，此时的庄公在经历了一场亲情与权势的较量后，内心是极其渴望亲情和温暖的，他希望和母亲共享天伦之乐。而后在颖考叔的启发下，“遂母子如初”，庄公掘地见母的举动感动了姜氏，血脉亲情终于压倒了以往的误会与偏见，这足以证明庄公是一个孝子。笔者认为，虽然共叔段逃亡他国、姜氏被囚大隧的事实，让郑庄公的形象“瑕疵可评”，但这实属政治较量中的无奈之举，毕竟伦理与纲常之间、血亲与权势之间有着太多的对立与矛盾，扮演着国君与儿子双重角色的郑庄公也必然表现出太多的“无奈之举”。
另外，对郑庄公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历史事件中，而应该从全部史实出发，把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综合分析。在《左传》的全部记载中，郑庄公是一个具有浓重道德观念的人，他尊王守礼，其行为基本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把握了郑庄公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后，回头再看《郑伯克段于鄢》这篇课文就会发现，那种认为郑庄公阴险、虚伪、狡诈的观点，与他的基本性格特征不符。笔者认为，庄公克段于鄢，实出于迫不得已，这一事件正凸显了他的政治远见。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既要引导学生梳理这一形象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形成立体化的观照视角，又要深刻体认庄公在纲常与伦理的碰撞中所作出的艰难抉择，如此，才能深刻领悟《左传》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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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孔凡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 谢虹光.《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解读.名作欣赏，1997（2）.
[作者：李大博（1981-），男，辽宁阜新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见习编辑 郑雪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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