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特质论的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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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瑜 李静静
[摘 要]人格特质论采用整体实证研究取向，直接从个体的人格特点出发，挑选描述人格特点的词汇，通过因素分析探索人格结构，编制问卷测量人格特质，并挖掘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是目前人格心理学最成功的范式。文章详细分析了人格特质论的这种研究策略。
[关键词]词汇学途径 因素分析 特质测验 生理实验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8-0105-04
一、前言
人格特质论（trait theory of personality），是以特质概念为基础的一类人格心理学理论。该类理论认为，特质是人格的基本单元，人格是由许多特质构成的。尽管理论家们对特质的定义并不统一，但特质通常被视为持久（具有时间的延续性）而稳定（具有情境一致性）的行为倾向，使个体以相对一贯的方式对刺激做出反应。人格特质论起始于人格心理学之父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随后经过R.B.卡特尔、艾森克等人的努力，人格特质论得到迅速发展，“特质”几乎成了“人格”的代名词，特别是近年来“大五”模型的出现，被称为“人格心理学中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Goldberg，1992），已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人格特质论采取整体实证研究取向，直接从个体的人格特点出发，挑选描述人格特点的形容词，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人格结构，编制问卷去测量人格特质，还进一步挖掘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是实证性研究的典范，也是目前研究人格结构最客观、最可靠的方法[2]（王登峰，崔红，2005）。本文分析概括了人格特质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技术，以期为探讨更新的人格心理学研究策略提供启示。
二、寻求特质词汇的策略：词汇学途径
特质（traits）是我们用来描述某人的人格特点的描述词。所以人格特质论首先要解决的任务就是寻求描述人格特质的词汇，许多人格特质论家采用了同一种途径，即人格研究的词汇学途径。最早使用词汇学途径进行研究的高尔顿爵士（Galton），而最先对人格相关词汇进行了系统地搜集和分类的是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奥德博特，他们按照“只要能区分人类行为差异，但不代表人类共同行为”的标准，将从《韦伯斯特国际词典》第二版中挑选出描述人格差异的词汇分成四类。这种独特的分类系统和最终确定下来的词表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紧接着R.B.卡特尔对该词表进行了两次缩减，最终确定为35个特质词汇。诺曼则对奥尔波特和奥德博特的词汇表加以补充，完成了一个最为详尽的人格描述术语清单，并重新进行了分类。为了检验诺曼的分类，Goldberg（1981）构建了一个由1710个特质形容词组成的词表，其中1431个属于诺曼的语义范畴。
非英语词汇的分类研究也很快在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展开，最先进行的是在与英语接近的荷兰语和德语词汇。Brokken（1978）开始了在荷兰语中收集特质形容词。Angleitner、Ostendorf和John（1990）开始了德语词汇的分类工作，他们在许多方面加以改进，多位评判者提高了信度和效度，所得的德语人格词表也更为灵活。随后，一些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也都对本土的词汇进行了研究。如Silva等人（1993）的西班牙语词汇分类；Shmelyov和Pokhilko（1993）所进行的俄语词汇分析；Montag和Lvin（1994）的希伯来语词汇研究；Caprara等人（1994）的意大利语词汇分类；Szirmak和De Raad（1994）搜集了匈牙利语人格描述词；McCrae和Costa（1997）所进行的葡萄牙语词汇研究；Hrebickova（1999）的捷克语词汇分析；Somer和Goldberg（1999）的土耳其语词汇研究；青木（1971，1974，1977）出版的日本《人格表现词典》；Church等人（1996）对菲律宾语人格词汇的研究。
最早对中文人格术语进行研究是我国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李本华，后来大陆学者（陈仲庚，王登峰，1987；黄希庭，1991）也相继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进行了评定。杨国枢和彭迈克还对中文人格术语进行分类。对中文人格术语进行系统收集和分类的是王登峰、方林和左衍涛，他们一方面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1988年版）及其《补编》（1992年版）中将“凡能描述人类行为差异的术语”挑出，得到了5856个人格术语；另一方面通过大学生对十个目标人物的描述，获得了1638个最常用的人格术语。然后参照奥尔波特和奥德博特的标准分别对上述两种途径获得的词汇进行分类。为了全面探索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杨国枢和王登峰（1999）又增加了来源于文学作品中的中文形容词，并将两地得到的词表合并，再由大陆和台湾两地被试进行评定，最后保留了316个。崔红（2003）进一步对316个形容词进行同义词词组的化简，最终得到273个中文特质形容词[3]。
纵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词汇学途径的基本条件：这些人格特点都曾经被词汇或语言描述过。因此，探索人格结构的词汇学途径的基本逻辑也是非常清楚的[2]（王登峰，崔红，2005），第一，人类所有的人格特点（行为的、内心体验的动机的以及与神经生化有关的行为）都会由人们使用的语言中的词汇进行描述，因此从字典和当前文献（如报纸、杂志、语文课本、小说）中收集的所有人格特质形容词就是人格特点的全集；第二，从全集中抽取无偏样本进行评定，其中隐含的人格结构就可以被分离出来，对其命名后就是使用某种语言的个体的人格结构。西方人人格的五因素模型及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都是依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采用相似的步骤建立起来的。
采用词汇学途径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由于语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它所承载的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其中关于人们所有特点的描述是最完整、最准确的（Allport & Odbert，1936）。而词汇学途径系统地、完整地收集了所有描述人格特点的词汇，所以能够保证人格结构的完整性，在探索结构时不会遗漏任何人格维度。此外人格维度的命名是根据每一个维度所包含的项目内容进行命名的，而这些项目均来自个体的日常生活用语，因此具有很强的描述性，也很容易被其他人理解和接受[2]（王登峰，崔红，2005）。当然，采用词汇学途径也存在不足。由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所描述人格特点的词汇不同，使得从不同语言中所得出的人格结构可能并不相同，而这种差异并不能完全代表不同语言的人在人格结构上的真实差异。 三、确定基本特质的策略：因素分析
自特质学说创立之日起，人格特质论家们就致力于探索人类的人格到底是由哪几种基本特质所构成的。奥尔波特认为一般有5-10个中心特质（central trait），卡特尔从不同的素材得到了不同的特质，最终确定为16个基本特质，艾森克在众多特质的基础上发现了三个超级特质，诺曼、科斯塔、麦克雷以及戈登博格都得到了五个基本特质，特里根和瓦勒则认为人格有7个维度。尽管特质的数量问题还没有得到共识，但除了奥尔波特，其他人格特质论家所采用的方法却都是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从大量的测量数据中决定基本变量数目和性质的一种方法（王重鸣，1990）。现代因素分析最初起源于斯皮尔曼对智力的研究，所以被认为是心理学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贡献。最先把因素分析技术引入特质研究的心理学家是R.B.卡特尔，1943年，卡特尔借用奥尔波特的词表，简化得到35个特质变量，随后进行了斜交因素分析，得到了12种人格因素。从此，因素分析法成了人格特质研究的一大法宝，Cattell的后继者们使用这一方法开展了许多深入的研究。
1949年D.W.菲斯克把卡特尔的35个特质变量简化为22个，对128名被试进行自我评定、同伴评定和心理学工作者评定，因素分析后得出5个因素，为了澄清这些因素，1961年，图普斯和克里斯多对8组被试的相关矩阵重新进行因素分析，亦获得5个因素，不过命名并不相同。后来，Norman（1963）、Borgatta（1964）、Digman和Takemoto-Chook（1981）等相继采用了因素分析，都重复得到五个因素，这些因素典型标记为：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后来被称为“大五”（Goldberg，1981）。
Cattell等人采用因素分析去探索人格结构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假定高度相关的问卷项目反映的是同一个人格特质，基于相关性研究的因素分析法能使大量的特质词得以简化，抽取获得的因素能代表人格的基本维度。这就是因素分析法的适用假设。但是因素分析本身存在一些局限，如不同的数据来源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抽取方法和程序也会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因素命名往往带有主观性，而且因素分析用于人格特质研究忽视了人格的整体性和独特性，也忽略了行为的复杂性。
尽管使用因素分析探索人格结构存在很多问题，但因素分析能从众多变量的交互相关中找到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所以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而对人格来讲，因素分析可以乱中求序，即从众多而复杂的人格特质词中找到少数几个最基本的特质。
四、测量特质的策略：特质测验
当人格的维度和基本特质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测量这些特质，为此，人格特质论家们开始运用大量的测验项目来测量这些特质，R.B.卡特尔编制了著名的“16种人格因素问卷”（简称16PF）去测量他所得到的16个根源特质，艾森克及其夫人发展了“艾森克人格问卷”（简称EPQ）来鉴别外倾、情绪性（神经质）和精神质三种他所确定的超级特质；测量大五特质的工具则更多，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有“大五问卷”（简称BFQ或BFI）和NEO人格量表修订版（简称NEO PI-R）。我国学者王登峰和崔红在确认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基础上也成功地编制了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和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目前这两个量表在测量和分析中国人人格特点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些特质问卷都采用自陈方式，即让被试根据题目所描述的内容是否符合个人自己的情形进行回答。自陈测验所隐含的基本假设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所以受测者能准确地对测验项目做出判断。然而，受测者是否具有准确提供自身信息的能力和愿望，施测者无法知晓，因为受测者的反应倾向、伪装、粗心等都会影响自陈测验的信效度，而且自陈测验还无法测定受测者的潜意识内容。尽管如此，特质论者还是采用了此种技术，而且所编制出的人格测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些人格测验工具的广泛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这些工具去测量不同种类人们的人格特质，从而描述和比较他们的人格特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问卷测量去寻求人格特质间的关系、人格各个侧面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格与各个侧面之间的关系。
五、探讨特质生理基础的策略：生理实验
人格特质论在确定了基本特质并发明了这些特质的测量技术后，剩下的任务就是去探讨特质的生理遗传基础，以便从遗传因素和生理过程的角度来揭示个体间人格的差异。在人格特质论的开创者奥尔波特看来，特质就是一种神经生理结构，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可以通过观察个体一贯的外显行为而推断其存在。尽管奥尔波特本人没有发现特质的这种生理结构，但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发现的。
人格特质论家大都非常重视特质的生理遗传基础研究。受Pavlov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的影响，Eysenck早期把外内向这一维度与大脑皮质的兴奋和抑制联系到一起，外向者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强度强、速度快、持续时间长，而内向者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强度弱、速度慢、持续时间短。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内外向的生理基础，Eysenck后来使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简称ARSA）的唤醒（arousal）水平来解释外向与内向的差异。内向者的皮层唤醒水平天生要比外向者高，所以面对同等强度的刺激，内向者体验到的强度比外向者高，因而更敏感。至于神经质的生理基础，Eysenck最初认为是自主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们在功能上是拮抗的。交感神经有增强兴奋的作用，副交感神经则有抑制兴奋的作用。但自主神经系统受边缘系统的调节来控制人的情绪。所以后来，Eysenck将边缘系统看作神经质的生理基础。从而认为高神经质者的边缘激活阈值较低，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性较强。而对于精神质的生理基础，艾森克的揭示不如外向性和神经质那样有把握。Eysenck通过人格问卷测量发现，男性在精神质维度的得分总是高于女性，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精神质维度的得分较高，而这些人多半也是男性。男性比女性更不易患精神分裂症。依据这些研究发现，Eysenck推测，精神质可能与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分泌有关。但是，这种推测至今还没有获得确切的证据支持。 Eysenck的研究引发了心理学家们对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的浓厚兴趣，Gra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强化敏感性理论。Gray（1972）指出，内向的生理基础在于构成行为抑制系统的神经中枢的高唤醒水平，后来在实验的基础上，Gray认为外向性的生理基础位于大脑中的隔区-海马-额叶皮质系统（septal-hippocampal-frontal system）。Gray还探讨了焦虑和冲动性的生理基础，Gray（1981）假定中枢神经系统（CNS）中有两个相对的控制中枢：一个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和一个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其中，行为激活系统与冲动性相联系，行为抑制系统与焦虑相联系。
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又主要来自遗传，那么遗传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沿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和分子遗传学（molecular genetics）两条路径展开的[4]（郭永玉，2005）。行为遗传学通过分析人们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某种身心特征发生频率的关系，来了解这种身心特征是否受到遗传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影响方式等问题。现代遗传学多采用家族研究、收养研究和双生子研究，许多研究结果都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格特质具有较高的平均遗传率，如大五特质的平均遗传率为0.34，其中经验开放性的遗传率最高，而认真性的最小[5]（Lohlin，1992）。分子遗传学更倾向于研究某一人格特质和某一基因的具体的联结系统，在分子水平上探讨人格机制。目前该领域研究多以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为突破口，来探索神经递质系统的基因所表现出的遗传性多态现象与复杂的行为特质之间的关系[6]（Netter，Henning & Roed，1996）。Cloninger研究认为，人格的三个维度即寻求新奇性（novelty-seeking）、避免伤害性（harm-avoidance）和依赖奖赏性（reward-dependence）分别与大脑调节不同类型刺激反应的三个神经递质系统相联系，即多巴胺（dopamine）系统、五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系统和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系统相联系[7]。紧接着，Nature杂志（1996）报告了“寻找新奇”人格特质与多巴胺受体D4基因（DRD4）的相关；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多巴胺D4受体与兴趣和主动性有关的特质相关[8]（De Luca，et al.2001）；5-HT转运体基因与神经质相关（Lesch， Bengenl & Heils，et al， 1996；Du， Bakish & Hrdina，2000）。尽管在分子水平上的探索特质的生理基础才刚刚开始，但其研究前景却被很多学者看好。
六、小结
人格特质论是人格心理学目前最成功的范式，它采用的一系列研究策略成功地解决了人格的基本问题。采用词汇学途径来探索人格结构，无疑是人格心理学研究策略的一大突破，它保证了人格结构的完整性；把因素分析引入人格研究则是一大创举，人格结构的解决更是让人格心理学迈出了一大步；编制特质测验来测量人格特质，一方面丰富了人格测量技术，另一方面使得个体差异得到量化；而生理实验又进一步探讨了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可以使人格特质论避免循环论证的危险，又可以促进人格心理学向严格的科学迈进，因而受到人格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人格特质论的许多研究新进展都来自这一领域，可以说它代表着人格特质论的研究方向。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人格特质论领域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因为对我们来说，影响人格特质的特殊基因及其作用机制仍然是个谜。也许分子生物学的突破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特质基因，不过要发现与复杂的多基因人格特质有关的一些基因为时尚早。看来在这一领域要获得新的研究成果，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付出的努力将是巨大的，但最后的收获也将是巨大的。到时，人格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将为人类理解自身提供更为深刻的科学发现。
[ 参 考 文 献 ]
[1] Goldberg，L.R.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rs for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J].Psychological Assessment，1992，4（1）：26-42.
[2] 王登峰，崔红. 解读中国人的人格[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39.
[3] 崔红，王登峰.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确认与形容词评定量表的评定结果[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1（2）：89-95.
[4] 郭永玉.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 Loehlin， J. C.Genes and environment i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M]. Newbury Park， CA： Sage，1992.
[6] Netter， P.， Henning，J.， & Roed，I. S. Serotonin and dopamine as mediators of sensation seeking behavior[J]. Neuropsycholobiology，1996，（34）：155-165.
[7] Cloninger， C. R.， & Gottesman， I. I. （1987）. Genetic factors in the etiology of criminal behavior. In S. A. Mednick， T. E. Moffitt & S. A. Stack （Eds.）， The causes of crime： New biological approach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92-109.
[8] De Luca A.， Rizzardi M， & Torrente I.， et. al. 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 polymorphism and adaptability trait during infancy：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1- to 5-month-old neonates[J]. Neurogenetics， 2001，（3）： 79-82.
[责任编辑：碧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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