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正是郦道元的《三峡》已经有了如此之高的成就,为后世写三峡的作家出了难题,以致余秋雨在《三峡》中这样说: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
  这里余秋雨用了一个相当偷懒的手法,也是当代许多作家常用的、几乎成了通用的手法,那就是回避直接描写对象。懂得这一点,才算得上是文学写作的内行。然而我们一些论者、一些资深教师,甚至教授对此却常常讲些外行话。每逢分析到经典杰作之时,往往归结为作家善于观察之类。以为有眼睛看清楚了,有了真情实感,语言就随之而生。殊不知语言和人的感知和情感并不对应。首先作为听觉声音符号,不要说视觉的颜色、嗅觉的气味、触觉的冷暖无法传达,就是表达声音的词也是不完全的,所谓象声词,其实也并不像。例如,汉语里羊叫是“咩”(mie),而英语里则是“baa”;大笑,在汉语里是“哈哈”,而在俄语里则是“3axaxaTb”,读音用汉语拼音来拼则是“zahahadaqi”。俄国有一个关于语言的谚语:“不是蜜,但能粘住一切。”其实,语言不能粘住一切,用来表现音乐的优美旋律就无能为力。因为语言不能表现音乐之美,才有了五线谱和简谱。白居易写琵琶女演奏之美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如果真把“急雨”“私语”和“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都用录音机录下来,那将是一连串刺耳的噪音。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的诗句成为美的经典,原因乃是语言虽不能直接指称音乐,但是,作为象征符号,借助约定俗成的功能,可以唤起美好的经验。语言符号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而是唤醒经验。从这个意义上,余秋雨说“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不但是句老实话,而且涉及了语言的局限性,同时又涉及了语言的优越性。这里就存在着一种规律,简单地说,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声音符号,只要能唤醒、调动读者经验的,就是好语言。
  余秋雨自知,写三峡要和古典山水散文最高的杰作相比,是不明智的,所以干脆宣布,在词汇上下功夫是吃力不讨好的。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太周密。当代作家关于三峡的自然景观并非没有杰出的描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在模山范水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他的长处在于将自然景观的描绘与政治抒情、鼓动结合起来。这显然不是余秋雨所长。
  不以自然景观打动读者,以什么东西取胜呢?这样的问题,只能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文章的题目是“三峡”,一开头,余秋雨却没有写三峡的奇山异水,而是花了相当的篇幅写他少年时代对于李白写三峡之旅的诗歌《下江陵》的误读。接下去,还是没有写三峡,而是写在白帝城的广播中听到京戏《白帝托孤》。一首李白的诗、一出有关刘备的京戏,这和三峡的壮美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刘备和李白两个人根本不相识,相隔五百多年,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可能把他们在文章中有机地联系在统一的情思中呢?
  余秋雨的创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刘备和李白联系起来: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
  第二,把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法是很有讲究的。目的是联系,但没有直接联系,余秋雨就反面着笔,把二人对立起来,放在矛盾的两个极点上――情诗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二者是对立的,没有联系,但是,都发生在白帝城,于是联系起来,对立面就构成了统一体。如果光是这样,就肤浅了。
  第三,余秋雨在进一步的生动阐释中,把这两种关系,在空间上拓展开来――不是白帝城,而是整个“华夏河山”: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这就不仅仅是李白和刘备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历史了。
  第四,这么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三峡的自然景观怎么联系起来呢?余秋雨的神来之笔就在下面这一句上:
  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三峡的自然景观终于出现了,但是,对它的描述很简约――仅仅四个字(滔滔江流),可是并不单薄。因为,这里的内涵并不是自然景观的内涵,而是具有文化历史的性质。滔滔的江流发出的声音不是大自然的,而是人文的。这是两个主题――诗情与战火――生命和死亡,这二者是矛盾的,因而,江涛之声被赋予了“争辩”的性质。这个争辩的性质,也是余秋雨所理解的中华文化性质。
  第五,余秋雨写的是散文,但,这不是散文式的写实,而是诗意的想象。余秋雨写到了三峡的自然景观,但是,意不在自然景观而是以人文景观赋予其内涵,对自然景观,加以人文性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是对中华文化历史内在矛盾的高度概括(对自然美的崇拜和对政权的争夺),其中包含着深沉的智慧。这样,余秋雨在《三峡》中,就把诗的激情和散文的智慧、把文化历史景观和自然景观,水乳交融地结合成艺术的形象,让情感和智慧交融其间。
  余秋雨笔下的历史文化景观,是以刘备和李白为象征的矛盾的永恒的斗争。对于大自然的朝觐,当然是生命的享受,但是,争夺政权则免不了要“尸横遍野”。余秋雨散文向来以生命作为价值准则,他既肯定华夏河山,“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然而,对于刘备的事业,余秋雨也并不简单地否定:“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注意,这里并不单纯是“熄灭”,同时也有“燃亮”。这说明余秋雨智性的严密。就是封建统治者集团中的人物,也并不是没有生命的火光。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的价值重心在于诗人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在他笔下,李白式的诗人的生命才是自由的,虽然他认为他们写诗“无实用价值”。但是,他们“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呢?在余秋雨看来:   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就是说,虽然争夺政权的帝王和诗人一起构成中华文化历史的内涵,但真正不朽的,并不是那些显赫一时的权贵,而是诗人。余光中的诗,把诗人李白的重要性强调到这样的程度:“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凭这些句子就可以把余秋雨的核心思想归结为“文化中心论”。这种思想,是不是过分天真?是不是符合实际?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余秋雨说过,他把已经弄明白的思想交给课堂,把可能弄清楚的思想交给学术论文,而不十分清楚的交给散文。这就是说,在散文中,他是比较自由的。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情感的审美价值,较之实用理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超越理性的空间。
  文章写到这里,情感是放开了,思想的领域是扩大了,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开了三峡的自然景观。如果就这么写下去,讲诗人的永恒价值,与文章的题目“三峡”毕竟不太合拍。下面要分析的是,余秋雨如何把诗人的生命和三峡的自然景观紧密地结合起来: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一到白帝城,便一振精神,准备着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
  对三峡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对历史文化的思索在新层次上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结合中,余秋雨对于自然景观并不太愿意多花笔墨,几乎非常草率地一笔带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他注重的是沿岸的人文景观。到了王昭君故乡,他发了一通议论,说她远嫁匈奴,终逝他乡:
  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这是用三峡的历史文化人物性格来阐释三峡自然景观的特色,而经过屈原故里,他的议论是:
  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
  这里显示出来的倾向,则是用三峡的自然景观(险峰)来阐释三峡出来的文化历史人物(屈原)。综合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的艺术追求就是把三峡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物的性格进行相互的阐释。这样的阐释是充满智慧的,又是充满诗情的,这就使得他的散文不但富于情趣,而且还富于智趣。也正是这种情智交融的趣味,使得他超越了中国古典散文情景交融的传统,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种情智交融的空前广阔的艺术天地。
  在现代文学中,山水游记散文,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五四”时期,现代散文被周作人归结为“叙事与抒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叙事与抒情几乎成了游记散文的潜在的规则。诗性的美化、审美的抒情成了唯一价值,情趣成了不约而同的追求。此倾向走向极端就难免作茧自缚,甚至趋向滥情、矫情。余秋雨对当代散文的贡献,就在于对此倾向抗流而起,突破了对自然景观的美化和诗化,另辟蹊径,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进行智性的相互阐释,创造了一种以文化人格批判和建构的文化散文风格。此风一开,文化智性散文蔚然成风,遂取抒情主流而代之。
  当然,在余秋雨声誉日隆之时,严厉批判余秋雨的思潮随机而生。他一个人写文化散文,引来了十倍以上的敌人对之“咬文嚼字”,甚至闹到出书“审判”的程度(指的是《审判余秋雨》一书,作者注)。但,余秋雨没有被攻倒,原因就在于,他在文化人格的建构和批判上,在艺术情智交融的开拓上,为中国当代散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余秋雨被报刊炒得风风火火的主要“罪状”乃是所谓“硬伤”,其中不免有些吹毛求疵。本来,和他的贡献相比,那些小毛病、小“硬伤”微不足道,但是,余秋雨对那样明显的失误,一概讳疾忌医,这就引起了更大的风波。
  其实,如果把某些“硬伤”加以修改,只会有利于他散文文化含量的提高。联系到这篇《三峡》也有些潜在的“硬伤”,就是那些以咬文嚼字为业的人士,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第一处,他说,李白在《下江陵》中,所写途经白帝城时,“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这就是对李白的传记没有起码的了解的表现了。其实,李白写《下江陵》的背景,恰恰是他在“安史之乱”中犯了一个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招致流放夜郎的处分。这其实是个冤案,但是,在当时,李白在人格上遭受的打击是很大的,他的朋友杜甫曾以“世人皆欲杀”来形容(《不见》)。走到白帝城,中道遇赦。在垂老之暮年,有了安然与家人团聚的前景,才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第二处,他写到神女峰的时候,引用巫山云雨的典故,说是“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这是对文献错误的不察。早在明朝,就有诗话家指出:“襄王枕上原无梦,枉诬阳台一片云”中的襄王不是楚襄王,而是他的父亲楚怀王。
  所有这些小错误,改正起来仅仅是几个字的问题,可是由于媒体的种种炒作,又由于一些人借名人炒作自己,再加上余秋雨自己也未能从善如流,在一段时间,竟然闹得文坛满城风雨。如今回顾起来,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59344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