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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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楚廷
摘要：潘懋元先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潘先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开创，在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潘先生无疑是开创者;二是人才培养上的特殊贡献，他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了这个学科在有关大学的骨干力量，推进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并培养着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三是提携后来者，潘先生为人是很有气度的，这种气度不仅反映在对他的学生上，也反映在对学界其他人态度上。对于不是他学生的后学，他也总是予以提携的。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潘先生的不足之处也是存在的，如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受社会各因素制约的，而高等教育就需要去适应。潘先生因持这一观点，也偏向于更重视应用型人才，可是大学中必须有一些登高望远的，必须有一些仰望天空富于哲思的人。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贡献;不足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009-04
收稿日期：2015-07-10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的研究。
我认为，潘懋元先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在我看来，潘先生主要有三个贡献，也有一点不足。
一、学科的开创
高等教育学作为正式的一门学问，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始于19世纪中叶，并与英国人纽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出现，可能较之纽曼时期晚了一个世纪。高等教育学的出现与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培养该学科的研究生不是一回事。然而，正是在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潘先生无疑是开创者。最早开始培养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也就是潘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其后，才有了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我国的学位制度，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了。但是被中断了30年以上，直到80年代初才恢复学位制度。博士学位的建立在我国则是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学的博士学位点也就出现在学科目录上了，而撑起这片蓝天的，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位。
大家知道，教育学被认为是一门正式的学问，曾是有争议的。高等教育学作为专门学问的争议，反而较少。这与包括潘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较为迅速地建立了相应的理论体系有关;无论这种体系存在着多少先天的不足，它至少提供了可供后来人讨论、评论甚至批判的先作。不论是先作还是后论，都是这个学科发展中的一环。
中国的教育学，顾明远先生、叶澜先生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并不排斥其他人的贡献。
中国的教学理论、课程理论，黄济先生、王策三先生、李秉德先生、张敷荣先生的贡献占有特殊的地位，但也不妨碍对他人贡献的认可。不论什么流派，不论拥护者和批评者多少，都不会影响这种认可。
还有一点，自然科学的真理只有一个，也曾有过如日心说和地心说一类的争论;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则不一样，不同的观点更多。于是，后者的争论更多;但是，真理越辩越明。学术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线，是学术繁荣之必需。因而，我们可用更积极的眼光更客观地看待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争论。
学术界应当有诤友，争论中真心相待，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感情还可加深。这应是我们的学术界变得更为成熟的标志之一。
我们还盼望在争论中有几本、几十本有真知灼见的、富有创见的高等教育学著作涌现出来。相信如果积极对待已有的一些争论，这样的著作出现的可能性会增大;正常的学术批判是有益于更富新意的成果不断涌现的。
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国家，在同一学科里，有多种流派，不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存在，数理科学中也存在。这种存在的必然性与学术发展和繁荣恰是同时的，是并存的。原因就在于，若想在批判中更好地生存，就需要不断补充和修正。所以，使得学术争论健康发展，关系到本学科的发展前景。
二、培养人才上的特殊贡献
潘先生不仅是最早开始培养高等教育学博士的先行者之一，而且卓有成效。
我们可以举目四望，从华南到东北的大连，从江浙到中原大地，都有他的弟子。他们成了这个学科在有关大学的骨干力量，富有成效地活跃在广阔的舞台上，继续推进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并培养着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一浪推一浪地前进。
他的弟子中有我十分熟悉的一些人，若不是他们，目前这种生动的局面会大打折扣。
似乎有一个问题，潘先生本人系统的论著并不多见，有可能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吗？
这使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我亲见过的故事。一位游泳功勋教练，培养出了世界冠军;当他的弟子获得冠军后，把他们的教练抛到水池里，教练在水中竟咕噜咕噜喝水，喝了几口后，他的弟子才把他拉上来。
这并非个案，还可从一般道理上去说明。有不会踢球的足球教练。往往是一个教练团队，队中有些教练是做动作示范的;主教练则常常是讲理论的，讲战略战术的。
中国男篮里曾有过一个“邓政委”，邓华德也就是这一类动口不动手的君子。
中国的游泳名将宁泽涛，世界水平的，而他们主管教练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使命并不在于自己游得好，而是教宁泽涛游得更好更快。刘翔很有名，可别忘了他背后有一位叫做孙海平的人，第一栏之前的八步改七步就是他指导刘翔完成的。
教育界青出蓝而胜于蓝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潘先生能写书固然好，但他能教他的弟子写出许多好文章、好著作无疑更重要、更可贵，贡献也更大。
潘先生近乎于述而不作的人。然而，这样的学者少吗？高等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北京大学汪永铨先生亦为述而不作的一位。但他作为开创者的学术贡献，大家都铭记在心。
似乎北大述而不作的学者还不少。我身边就有一位站在数学前沿的教授，他几乎没有论著，但他杰出的学术贡献，他的前沿性的学术水平，备受尊重。他就是北大毕业的一位高材生，他懂四国外语，这无疑是他能站在世界前沿的条件之一。 述而有作更好，述而无作又何妨？有一个眼高手低的说法，但我认为，眼高手高更好，眼高手低亦无妨。这种眼高，包括哲学的思维，也包括胸怀宽阔，能容忍。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没有什么绝对的全面，只有片面构成的相对全面。
据我所知，潘先生的学生对他们的导师有很高的评价，甚至不乏颂扬之辞。其中有没有过头话，我不很清楚，但由此而引起过一些人的反感，这就可能带来不利影响，以致有人因此而出来说了一些与其学生愿望相反的话。
我想这件事也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他的学生确实尊重他、热爱他，这反映了他对学生的爱护和培养;另一方面，很可能因为一些溢美之辞而起了副作用。我觉得，都可以用包容之心看待。
三、扶携后来者
我觉得潘先生为人是很有气度的。这种气度不仅反映在对他的学生上，也反映在他对学界的其他人态度上。对于不是他学生的后学，他总是予以提携的。我本人有这样一些看法和体会。首先是，当我从数学转而从事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活动时，潘先生已有的工作就曾是我研习过的;我作为后学，明显地意识到作为先学的潘先生的作用。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既不能认为前人必须是尽善尽美的，却也不致于一无是处吧。如果旁人有过多的溢美之辞，也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我在与潘先生不多的一些接触中，深切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切和支持。有时，在一起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当涉及哲学方面的问题时，他就说：“这要请教张校长。”我感到，这也是他在学术上的一种虔诚，一种虚怀若谷。潘先生知道我长时间在校长岗位上工作，如此高龄的长者也称我“张校长”。我想我对他的评价是基于客观而不只是好感。
武汉曾有一位年轻学者拿我和潘先生比较，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就对这位学者说：以某人之长去比他人之短，是不公道的;潘先生的更大贡献是我张某无法去比的，而你却忽略了这一面。以己之长去比他人之短，是我不会做的，我也希望别人避免这种片面性。
我不是因为潘先生说过我的好话，然后我要用好话回报他。我只是觉得，他是真诚的，承认自己之短以鼓励我，这还不真诚吗？至少，他从未摆过老资格，而且至今还保持着知之为知之，不强不知为知之的学术态度。这就是可尊敬的。学术上有感情因素，但不能感情用事。
况且，今天的时代也让我们可能对高等教育有更多的哲学思考。一代一代人接着持续去努力，高等教育学就可能在我国发展得更好。前人希望后人更有作为，他们有宽阔的胸怀，也大大有利于后人去超越。在这种超越中，既包含肯定性的，又可能包含否定性的，批判性继承是最好的继承。这都很正常。
潘先生提携了他的大批学生，也提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旁系学生。这应当也在他的贡献之列。
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旁系决不只我一人。
一位学者，能在这样几个方面作出了贡献，我就觉得可以令人尊敬了。有必要去苛求吗？他本人不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吗？
四、不足之处
我本人也从不回避潘先生的不足，前三部分已涉及不足，并有文为证。这一部分还专门叙述一下潘先生的不足之处。这不仅与尊重不相悖，而且是真诚的尊重所必需的。这里，我想简要地提及他的一个观点，即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受社会各因素制约的，而高等教育就需要去适应的。为叙述方便起见，就简称其为适应论吧。
大学首先产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不大的城市，一所不很有名的古老大学。这所大学不是为适应什么而生的，它与当局无关。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东方的中国、印度。因而，用经济的因素不能解释大学为何产生。同时，大学也不产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因而，用文化的因素也无法解释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是十几个学生办起来的，既不是受制约的结果，也不是为适应什么。高等教育史上被称“学生的大学”的它不是昙花一现的，而是持续了一百多年。美国最早的哈佛，也是几个学生和一名教师办起来的，那时，连美国这个国家也还没出现。高等教育对其外部不只是适应的问题，对人也不只是适应的问题。所以，制约论和适应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我曾提出过一种我称之为生命论的哲学，似乎可以比较好地说明一些历史。我认为，布鲁贝克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只是将大学的职能赋予了某种哲学术语，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不过，如果没有布鲁贝克的观点出现在前，可能也不会有我后来的生命论哲学的产生。这依然是学术上的批判继承。
我想，潘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哲学功底之不足。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可贵的。博士培养制度最先产生于欧洲，他们叫做Ph.D，这就包含了对博士必须达到哲思水平的理解，因而，提升博士的哲学修养是必需的。潘先生十分清楚这个历史。
可是，后来也出现了专业博士、技术博士，这就降低了哲学上的要求和一般学术理论上的要求。这有利于较大数量地培养博士，能够结合自己已有的专业来求得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如此，接受博士训练的人即可增加，至少，在职的人也可以念了;博士的培养较为直接地有利于提高职业素养和水平了。
这似乎有点适应的味道了。然而，并非凡高等教育都是不讲适应的。但适应的局部事实与适应论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硬要说适应，那应当不只重外在，更要重内在，即重视人自身的发展，适应杰出人才成长的需要。很遗憾，适应论的适应主要并不指向人自身的、内在的发展。为了人向更高处发展，适应一词就不足以充分表达了。
处在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它们离适应较远。可是，那些社区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就很讲适应了。这表明，适应论作为一种普遍的理论是不很恰当的，但适应的事实还是存在的。
换一个角度看，哈佛也好，北大也好，他们最不讲适应，可是又因为这一点，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更宽阔的适应能力。然而，能进入哈佛、北大的人十分有限，如此宽阔的适应能力是只限于那些学生个人了;整个高等教育都去培养这种高端人才，既不可能，也很不适应社会更为全面的需要。
社会需要有哲学家，北大、哈佛可以培养。但哲学家有那么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也够了。可是，还有千百个行业的人才，大学能不去适应一下吗？所以说，适应论的“理论”可以不要，适应还是要。
出版社愿意招聘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相比较而言，不愿意招聘编辑出版专业的。后者的能力相对比较容易培养，有几个月的实际工作就会了。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或许没有直接思考适应论的问题，但他们明白，学了语言文学的，从长远来看，更有后劲，有更宽的适应能力。然而，一方面，人才成本高了;另一方面，大量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还是要人去做的。
潘先生因持适应论观念，也偏向于更重视应用型人才，这很自然。中国当下亦需大量技术人员，大量应用型人才。可是大学中必须有一些登高望远的，必须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很多，但一定很必要。说实话，这种能仰望天空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认识到这种人的必要与珍贵的人也不多。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如果缺少了这种人，我们的前景可能会不太美妙。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潘先生一生有如此之大的贡献足矣，应当庆贺他尊敬他。如他有不足，不正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做得更好吗？他本人不也是对后人有更多期许吗？
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哲学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会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希望我们能有几部很有学术分量的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哲学论著涌现出来;如果当前的学术争论有利于能结出这样的果实来，无论是争论的哪一方都会愿意看到。对于那些有着优良哲学传统的大学，人们有更殷切的期待，也是很自然的。
在此，我冒昧地说，我也是热衷于批判的，甚至有人称我为批判家。我的论文中，七成以上具有批判性质，但我自信对相关人抱有绝对的尊重。批判与尊重可以而且应当共存。并且，我除了有若干本高等教育理论的著作外，还于2004年和2010年先后出版了两部理念上相承但内容相异的高等教育哲学。然而，我更盼望有更多学者来发展高等教育理论与哲学。
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还是为求学术发展，为求有建设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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