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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危机和女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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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小说《一千英亩》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也使得简・斯迈利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和解读,不难发现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是小说中两条并置的线索。作者成功地刻画了男权制社会自然的危机和女性的困境,深刻描绘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构建两性平等、生态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一千英亩》;自然;女性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65-03
  美国著名女作家简・斯迈利的代表作《一千英亩》先后荣获1992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曾被誉为“美国中西部的《李尔王》”[1]。小说以愤怒的女儿作为叙事主体,从女性的视角展开叙述,将个人经历、家族故事、周边环境变化融合在一起,是一位普通女性的个人成长史,也是一部生态自然史。自然和女性是小说的两大主题,“男权占有和改造土地的行为导致了土地的物化,男权把女人物化并以此作为扩张土地的手段”[2],最后满目苍夷的自然开始复仇,倍受摧残、不堪凌辱的女性也奋起反抗,寻找出路。在一次采访中,简・斯迈利也这样说道,“在我所认识的女性中,若是她们和这几个女儿一样愤怒,那么她们必定是遭受了父母,有是父亲的某种虐待。”[3]所以,简・斯迈利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追求不谋而合。
  一、自然与女性
  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而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的亲密关系不只是由于女性的生理因素,也因为在男权社会女性和自然共同受压迫这一社会因素。自然和女性都是男权社会积累财富的工具、被征服的对象,相似的生命创造和养育能力,相同的地位和命运将两者紧密相连。
  小说的名字,以及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土地是衡量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标准,“土地数量和财政情况几乎与姓名和性别一样重要”[4],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土地已被物化,被人所拥有。而女人同样也是男性的所有物,是交换土地的商品。“库克家族方圆一千亩的土地从起步到最终形成,都涉及了女性身体的交易。”[5]从吉妮的祖母到吉妮,她们的婚姻都源于男人间结合土地的私欲。对于父亲,罗丝有一次告诉吉妮,“我们是他的,他对我们就像对池塘、屋子、猪或者庄稼,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6]同时,在小说中作者用隐喻不时地把女人比作动物,比作受主人管制、受束缚的家畜。女人们被骂作母狗,吉妮会梦到自己成了配种的母猪,在与父亲决裂后,也有“像一匹被圈在狭小马厩里的马,涌动着焦躁不安的感觉”[7]。这无不都在暗示着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如同动物般地位低下。
  在故事中,还反复出现了“水”这一自然元素。吉妮喜欢在河边散步,观赏河中景象;想放松的时候,她喜欢游泳,从而跟水亲密接触,甚至在打定主意自己作主的时候也准会想要游泳,“只有全身浸泡在水中的那种畅快清新的感觉才能使我的头脑清晰起来”[8];对于水,她觉得自己似乎总能看见土壤里的水在循环,能看见水的每一个微滴,水分子紧密相连,聚集在一起;能看见水在蒸发、沸腾、冷却、凝固;能看见它从地表袅袅升起,在清凉的空气中化作雨露,或是缓缓渗入地下,溶解各种养分;能看见它奔腾不息,永不停止,或汇入川,或流入湖[9]。
  大自然的夜色也让她感觉很奢侈,很享受,“夜色是这般宜人,为了享受它我会付出一切”[10]。大自然带给她的是身体和心灵的慰藉,自由流动、奔腾不息、可以随意改变形式的水,带给她的是力量和对自由的向往。
  二、自然危机
  土地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与其中所有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农场主拉里・库克是西方父权制文化的代表,他年复一年地在农场上耕作,从这片土地上收获,但从来都是“视土地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工具,对土地和其他生灵麻木不仁”[11]。他认为经营农场越大越好,在管理土地上盲目推崇科技化和机械化,开挖排水沟,降低水位,改造土地,在土层下铺设排水管道,将池塘变为耕地。正如吉妮所说的,“只要能提高产量,什么新技术他都愿意试一试。”[12]机械化加快了人类对土地开发的进程,而过度开垦使得土地日渐贫瘠,满目苍夷。而有毒农药和各种化学肥料的使用,更是侵蚀了农场的土地,污染了水源,破坏了生态平衡。池塘被填埋,沼泽地的水被抽干,水生的野生生物也逐渐减少,甚至灭绝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管制、男人对土地的占有和破坏取代了自然界原来秀美风光”[13],也改变了物种的多样性。对待动物,他们也是随意残杀,一次哈洛德开着玉米收割机,玉米地里躺着一只小羊,哈洛德居然就这么碾了过去,既没有把这垄玉米暂时留一下,也不调个方向,甚至都不愿停车,把它撵走了再往前开……碾就碾了,他也不索性停车把小羊快点弄死算了。他居然让它自己慢慢地死掉[14]。
  男权制文化意识下,人类是物种的中心,是万物的主宰,人类可以理所当然地剥削自然,破坏自然。而自然也做出了回应,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类进行报复。受到伤害的首先是爱荷华州的女人们。环境污染使得人类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吉妮的母亲、杰斯的母亲和罗丝都死于乳腺癌,吉妮也因为喝了被化肥溶液污染的井水流产了五次。而男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只负责生命的平衡,不会偏倚一方,所以男人也没能逃出自然的惩罚:邻居哈罗德被化肥喷到而瞎了眼;拉里开车掉进了水沟;罗丝的丈夫皮特掉进水库被淹死;连开飞机从空中给庄稼喷药的人也得了可怕的皮疹。“长寿的一代已一去不返了。”[15]除了身体,人类的心灵也因此受到腐蚀。土地的扩张牵扯到的经济利益吞噬了亲情、友情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道德沦丧,家人反目,邻居间不讲情面,甚至“对父亲来说,母亲的死丝毫没让时光停滞,没有妨碍他计算资产、债务,也没能阻止他把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扩得更大”[16]。
  因此,人类贬低自然,剥夺“非人类生物”按自己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的权力,破坏了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拥有的并赖于生存的世界,也自掘了坟墓,终将自食恶果。   三、女性困境
  女性身体的自主性是女性自由和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通过婚姻制度,女人被当作礼物从一个父系宗族交付给另一个父系宗族。通过对女人仪式性的引进,男人之间同性社群的结盟得以巩固,而女人却没有自己的身份。”[17]在男权社会,女性的身体被当作商品,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男性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规范维持两性间的权力关系。女权运动的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道,“既然女人注定要被占有,她的身体就必须表现出客体所持有的惰性和被动性……她的身体不是被看作主观人格的放射,而是被看作深陷于内在性的一个物。”[18]小说中的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没有自主权,不是作为土地交易的商品,就是男人窥视和占有的物体,甚至是父亲在她们年幼时通过乱伦行为控制她们的工具。父亲的迫害远不止身体上的,更是给吉妮心理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她因此而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陌生、羞愧和厌恶。“那天夜里爸爸进我房间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之一就是我对自己身体的记忆。”[19]她甚至一度失忆,用这种自我欺骗的方式麻木自己,保护自己,逃避痛苦的现实。就是这样,拉里仍被邻居所敬重,大家不是不清楚他的为人,而是如罗丝所说的,“他打我们,糟蹋我们的事实他们认为并不重要。”[20]在这样男权主义当道的社会大环境下,女性们深陷困境,无法自救。而拉力也只是这样社会的代表,并不是有独无偶的个例。
  男人控制女人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剥夺其话语权。他们定下了规矩,女人沉默是美德,而像拉里这样的的男权制代表就是定规矩的人。吉妮的祖母是个寡言少语的妇人,而“传说中她的缄默个性并非出自她的天性,而是出自恐惧”[21],吉妮姐妹从小也就被教育成逆来顺受,听从管制。吉妮没有自己的声音,只能处处迎合父亲的想法:“当他发表看法时,我的消失了。”[22]她以失语的状态存在,以没有主体的“他者”身份存在,但却一直遵循着自己的角色规范,思想和行为上都听从安排,连自己都认为应该“格守为人妻所应遵循的缄默准则”[23]。无形之中,内化了男权文化价值观的女性成了自己悲剧的同谋。
  四、寻找出路
  被摧残而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女性,没有声音,没有主体,甚至都不算存在。她们的权力被剥夺,她们的需要被忽视,她们的欲望被压制,但简・斯迈利笔下的吉妮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情人杰斯的出现唤醒了她沉睡的身体和灵魂。温柔体贴的杰斯亲近自然,喜爱动物,提倡有机农业,平等对待并懂得欣赏女性,吉妮明白这正是她所要的生活。杰斯帮她分析流产的原因,给她带来生活的乐趣,使她萌生了改变生活的愿望,而罗丝则进一步加快了她的觉醒。罗丝揭露了父亲的阴谋,帮吉妮拾起了不堪回首的记忆,挖出不幸的源头,使她找到了直面痛苦和反抗命运的勇气和自信。从沉默被动到厉声尖叫,再到愤怒表达,她终于找到自己的声音,有了自己的意识,敢于对父亲正视直言,“用这种下命令的口气说话真痛快。这在我心中创造了一个未来,其中的一切井然有序……而我自己则位居前方,位置突出,神情果断。”[24]从对父亲的反抗中,她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全身充满了力量。而对丈夫身体的背叛,也是她追求幸福和自由的体现。最终,她扔下这一切转身离去,离开禁锢着她的农场,离开毒害和控制着她的父亲和丈夫,“永远避开一个我们从未乞求到来的命运,而这命运正是我们的父亲给我们的礼物。”[25]她终于挑战了命运,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响亮地表达自我,以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以一个自由的灵魂高亢。
  在这寻找自我声音和主体身份的过程中,吉妮走得无比艰难,却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小说中,总是以独立的自我身份出现、婚后继续使用婚前姓名的小妹凯洛琳,把所有的聪明和爱心都花在动物身上、机器对他们毫无意义的邻居埃里克松夫妇,钟爱动植物、懂得欣赏并平等对待女人的情人杰斯,还有在土地上只用绿肥和粪肥、拥有健康和谐、如极乐世界般农场的有机农业倡导者……所有这些,对吉妮来说,都是她一路上磕磕绊绊走来看到的希望,指引她不断前进,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枷锁,消除二元对立价值观在她意识和行为中的内化,实现自我。
  “女性主义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首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来看。”[26]简・斯迈利在描写农场上女性饱受身体和精神折磨、苦苦挣扎在生存缝隙中时,没有单纯地把自然作为故事的背景,而是将之融入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融入了人物的命运之中。小说结尾,更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体,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身上的DNA里,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分子,表层土壤的,阿特拉津牌除草剂的,百草枯的,无水阿摩尼亚的,柴油的,玉米秆灰的分子等等,还有记忆的分子:夏天、浮在梅尔的池塘里仰面凝视着天空、尽情享受那股惬意的清凉;母亲衣橱里那股特殊的沁人心脾的芬芳;湿润的西红柿藤上发出的强烈气味;父亲的皮鞭抽打在皮肤上那一条条痛楚;冬天清晨时在微蓝的晨光中等校车时刺骨的寒冷[27]。
  所以在这里,这一千英亩土地,这整个自然生态体系,绝不只是一个背景,一件道具,而是同样有生命有灵性的,“小说故事中人物的心路历程无不说明,人性与生态的和谐乃人类自我价值实现和身份建构之根本。”[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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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8〕〔9〕〔10〕〔12〕〔14〕〔15〕〔16〕〔19〕〔20〕〔21〕〔22〕〔23〕〔24〕〔25〕〔27〕Smiley, Jane. A Thousand Acres[M]. New York: Fawcett Columbine, 1991.
  〔5〕格雷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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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84.
  〔26〕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3.
  〔28〕张燕,杜志卿.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J].当代外国文学,2009(3):28.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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