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天才教成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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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愿成为“天才”，宁愿成为“淑女”？作者对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虽不见得完全正确，却发人深省。
　　
　　一位朋友的女孩子自小很爱画画，对事物观察很细致，很执着，常常一个人自己玩，或在墙角观察蚂蚁，或独自去追蜻蜓、扑蝴蝶……据说，她曾经在金鱼缸前静静观察金鱼是怎么睡觉的，一呆竟是两个多小时，然后画了几幅《金鱼睡觉图》。
　　我没有看到这位小才女的《金鱼睡觉图》，不好妄评，但我觉得那孩子从小拥有的那种执着的秉性，本身就是难得的，就可能孕育着某种不凡。后来看了她的不少画作，她确有天赋。她多数画美女，古今中外的美女都画，特别酷爱画古代仕女。她的“美女画”还不可能有“性”的宣扬，“柳眉杏眼，仪态休闲”中透着一股子儿童的稚趣。有些画还可说有点儿独特，《月有嫦娥月更亮》在融融的月色中，有嫦娥舒着广袖奔来，让你的心怦然动一下，让你的眼睛跳动一下。那是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和美好事物拥抱”的感觉，是其小小心灵中殷殷的神秘向往。对于艺术来说，感觉，就是一种才能。难怪乎，她多次在不同等级的征稿大赛中都获了奖，已经小有名气。
　　不过，评这位小才女不是本文的意旨。本文要说的是她的父母亲在知道她那一种“观察事物近于怪癖”后，很担心孩子“会不会自闭”，毅然改变家庭育方法，不再让她“孤独地、执着地”观察事物，“大人多和她玩”、“多引导她”，总算让她“不那样呆呆地看一个东西”了。她父母讲起这一套“家教”时是欣慰而自豪的。的确，他们的孩子现如今很开朗很懂事，甚至可以看出她已经受了“仕女”的影响，初步有了一种矜持和娴静的气质，很讨人喜欢。
　　她父亲在聊天中多次很诚恳地说过：实在没有想到要孩子今后成为什么画家，只想让她有更全面的素质，人生更有情趣和品位而已。
　　这话听起来实在。现在有多少孩子在父母亲的“设计”下学音乐、学画画，昂贵钢琴走入寻常百姓之家，名家辅导也几成为大众消费，多少父母可不是都在为孩子做着成名成家的梦吗？甚至，就为这梦，用皮鞭督着孩子弹琴画画，剥夺了孩子的许多童年生活，扭曲了孩子的天性。与那些家长相比较，这一位父亲要明智得多，实在得多。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位父亲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宁愿把女儿培养成淑女，而不想培养成一个天才。他说：“天才，那多半性格孤僻，不会取悦于人，也就难容于社会了。”配合这说法的，当然有许多事例和一套理论。他说，天才多衰气，孔夫子在世时坐着破牛车，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屈原愤投汩罗江；曹雪芹穷困潦倒。女才人更惨，蔡文姬、薛涛、李清照，还有后世的潘玉莲、张玉良等，身后名气不小，生前多么坎坷啊！唉，现在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啊，天才固然好，淑女更不错！还是让孩子生活得轻松一点吧。
　　这的确是一个社会问题，虽说现在的社会给天才崭露头角的机会多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不少贤才、甚至是天才被埋没、被扼杀的事实，马寅初、遇罗克不就是两个被摧残的天才吗？！前些日子还听画画的朋友讲起一位叫黄秋园的大画家，生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银行职员，从没有卖出过一幅画，参加过一些基层征稿也少有获奖的，可他谈起画来“每有大气”，就被说成“狂妄、不自知”，生活是不如意的。身后，由后辈给办了黄秋园个人画展，有当代画坛大师观看后说：在黄先生的生前没有发现他，是我们的失职，是画坛的悲哀。于是，才有了“大画家”黄秋园……
　　可以这么说，天才常常是把平生精力、全部的心智投入他所从事的事业，他所看到的、所感悟的，肯定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深度，也不是一大群“学者”浮光掠影式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他也就往往是常人不能理解的，是“学者”们不能相容的。用通俗的说法，他们太超前了，超越了凡人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十年八年中自然是不被理解和容纳的，甚至要受人们的奚落或蹂躏。十年八年后，人们会发现这天才多年前预见的价值，要是这天才已经不在人世，就会成为奇迹，招来许多学者的研究。要是这天才还活着，并且还是天才，那么，他肯定又超越凡人十年八年或更长时间了，又为当此之时的人群所不容，他的那些“曾经的天才预见”也就可能因此蒙尘，不可能招来学者的研究，倒可能又招致新的奚落和蹂躏，最多说上这么一句：这个人啊，要不是性格这么古怪，倒还是一个人才啊……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国度有那么多的“追认”的原因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父母有几个不指望自己孩子是天才呢？可他们的担心也无可厚非。谁指望自己的孩子成了天才，同时也秉性孤傲，独来独往，不会取悦于人，以至于被漠视、被厌弃，虽怀抱“和氏璧”而终被埋没，最后只落一个“追认”呢？无怪乎，我们的“少年天才班”是难于招到学生，也难于如预想一般培养出天才来，其中有些原因是隐秘的，也是深刻的！
　　偶然读到乔托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很自然地联想起李白来了。
　　乔托・迪・邦登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伟大的天才画家。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的探索精神和成就使世界的眼睛为之一亮。他和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样，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不事权贵。某年，教皇卜尼法八世欲装饰圣彼得教堂的圣器室，于是派使者到意大利各地把最优秀的艺术家全召集到罗马。一名使者来到了乔托的农舍，说：“教皇陛下想看看你的画，他要把所有优秀的艺术家传召到罗马去。把你的画给我一张，看看是不是也请你去。”乔托听后哈哈大笑，将画笔使劲地戳进一只红颜料罐里，然后随手在一张纸上一挥，画了一个红的大圆圈，把纸递给使者。“这就是我的画。请看吧。满意吗？”“这算什么玩意儿？我到这儿来是负有严肃使命的。”乔托耸耸肩，对使者说：“要就拿去，不要就留下。我只有这么一点本事。”意外的是，教皇竟说乔托所画的大红圈“好”而且“圆”，还称赞说“他一定有眼力，有功夫”。结果还真的把乔托召集到罗马去绘制描绘基督生平事迹的壁画。从此，他致力于描绘圣经故事的壁画，用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与乔托相比，李白要没趣得多。李白也曾恃才傲物，不事权贵，却也曾因才气和声名被召入京，封了个“翰林待诏”，也就是呆在翰林院里，听候皇帝下诏，或帮助起草文书，或回答皇帝老儿的咨询，或侍候皇帝老儿宴游，做些点缀太平的诗文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大众看来，似乎相当荣耀，实则是一个帮闲的角色。李白倒也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很快厌倦了，大失所望了。因为那既不能实现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所谓“济苍生，安社稷”的宏图大志，也不可能写出真正有艺术价值的诗文。李白是清醒的，清醒才会有那么多的苦闷无计排遣，清醒才需要常常跑到街上去喝个酩酊大醉。“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在借酒装疯，拒不奉诏。李白那样一个才气清疏、大气磅薄的奇才，在一片平庸俗气中的那种没趣，那种心乱如麻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他终于告别朝廷，扬长而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应该说，李白诗艺的辉煌与二度入京有关，第一次入京的结论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胸中的狂澜化为峥嵘意象，一气而成就沉雄奇峭的名篇《蜀道难》。第二次入京的失意，使他用另一种迷离的笔调写下了另一篇辉煌的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
　　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教皇的召集就没有乔托的辉煌，甚至就没有乔托；没有两次入京，其实也就没有李白的辉煌，甚至也没有李白。但是，乔托毕竟是在从容和宽松中，在灵魂的净化中辉煌起来了，他是安适的。而李白是始终噙着泪水的，他醉酒，他吟诗，心头始终品尝着人世的巨大孤凄，他梦想从容、宽松和欢乐，但那只能到梦里、到仙境中去寻找了。难怪李白仙气十足，却又总让人感到他对生活其实有着疯狂的渴望。李白的不幸，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不幸。盛唐王朝的君王与罗马教皇相比，其对李白或乔托式的健朗人格的不能容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李白也画一个大大的“圆”给皇帝老儿，他会认为“圆”而且“好”吗？
　　我时常会琢磨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的天才也会是乔托一般的辉煌而安适，而不是孔夫子式的、李白式的身后辉煌呢？到那个时候，我想就不会有这么一个“把天才教成淑女，或者把淑女教成天才”的探讨和遗憾了！
　　责编：唐河插图：董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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