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晓苏短篇小说《麦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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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常理父母都希望子女有“出息”，因为有“出息”的子女能给父母带来“快乐”和幸福。但是晓苏的小说《麦芽糖》（《青年文学》2008年第2期首发，《小说月报》2008年第3期转载）却为我们呈现的是儿女有“出息”与父母“快乐”的不等式：有些儿女们因为有了“出息”不但没有给父母带来“快乐”，相反，由于种种原因远离父母，使父母饱受着寂寞孤独的煎熬；而那些没“出息”的儿女由于整天伴随在父母身边，却让父母真正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这个文化怀旧色彩极为浓烈的故事，表现的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价值与家庭伦理的冲突，物资富有与精神贫困的不协调，引发的是人们关于现代社会人的“出息”和“快乐”的深刻反思，
　　
　　一、“出息”：异化的现代个人价值的反思
　　
　　小说《麦芽糖》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名叫务农），高考落榜后在贫困的乡村“油菜坡”务农，农闲时靠卖麦芽糖补贴家用，过着一种底层社会凡夫俗子没“有出息”人的生活。而与“我”不同的是“我”中学时的三个同伴，他们通过考学跳农门后，在社会上混得有模有样，成了让人羡慕的有“出息”的人。这让“我”相形见绌，自卑不已。小说写到，“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所以我每天都要给父亲抓背。”父亲也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多次对我说：“你要是像杨致远，像肖子文，像余乾坤，像他们那样有出息的话，我怎么会每天要你给我抓背？”在“油菜坡”大家认为“最有出息的人”是杨致远，“他高中一毕业就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找了个洋老婆”，他令父母荣耀，乡亲们钦佩。“出息也大”的是肖子文，他“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做了省报的大记者”，特别是在解决他父亲“非法屠宰”事件上，确实让他的父亲“得意”了一回，也让乡亲们啧啧称赞；“出息不小”的人是余乾坤，他中专毕业后留在县城，“后来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当上了财大气粗的老板”，由于富得流油，给父母在村里盖了个小洋楼。小洋楼竣工喝喜酒时，“余乾坤的老爹老妈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令乡亲们羡慕。作者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通过对这四个人物的描写，曲折地表达了底层社会对“出息”的理解。杨致远“出国留洋，娶洋媳妇”的“出息”，体现的是后代“耀祖光宗”、“讲面子”传统思想，是“名”的象征，反映的是世俗对“名”的羡慕心理；肖子文“大记者”神通广大，体现的是“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是“权”的象征，反映的是民众对“权”的崇拜意识；余乾坤“财大气粗”富得流油，体现的是“发财致富”的世俗理想，是“钱”的象征，反映的是世俗对“财”的向往心态。而“我”“务农”耕田种地，体现的是“庶民位卑”的底层情绪，是“农”的象征，反映的是世俗对“农”的轻视意识。很显然，小说中人物对“出息”的理解和判断是基于传统的价值体系和世俗标准的，有“出息”的人是指那些有名、有权、有钱的人，而处于社会底层守土务农的人属于没“出息”的人。这种理解与判断就本质来说是一种被物欲异化了的人生价值观，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并不仅仅是名、权和财方面，而应该是在各行各业和各个方面所做出的成绩，为社会乃至家庭所作的贡献。
　　
　　二、“快乐”：失落的传统家庭温情的重建
　　
　　然而故事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小说中那三位有“出息”的儿子虽然各自飞黄腾达，在“油菜坡”外面的世界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但他们的父母亲却被儿子遗忘，在“油菜坡”过着寂寞孤苦的生活，享受不到基本的天伦之乐。杨致远的父亲三年前就病逝了，按当地习俗儿子必须为去世三周年的父亲抱灵牌立碑，原订大年三十举行立碑仪式，儿子杨致远也答应回来的，但是结果是因买不到机票没有能从美国赶回来。到立碑时是没“出息”的“我”代替“最有出息”的杨致远抱灵牌的。这无论是对于杨致远死去的父亲还是活着的母亲都是莫大的悲哀，何况母亲还苦苦地等待着儿子回来与自己团年哩。这是做父母的不幸。肖子文的父亲肖大叔，但由于儿子怕老婆，娶了媳妇忘了“爹”，被媳妇赶回了乡下，一个人孤独地守在杂草疯长废墟一样的老屋。要过年了，年迈的肖大叔也只得自己去打年货，回家的路上还是没“出息”的“我”帮助背到家的。过年时，也只有孤独地对着儿子的照片了。余乾坤的父母虽然住着洋房，过着衣食富足的日子，但儿子却很少回来看望他们，连过年也不能与他们团圆，身患糖尿病的老人无奈只好通过吃“麦芽糖”来诱发自己的病，逼儿子回乡过年。结果还是“没出息”的“我”背着余老爹到医院的。与有“出息”儿子相反的是“没有出息”的“我”在家务农，尽管没有名、权和钱，但却能天天给父亲搔背，让父亲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过年时，能给父亲买新唐装，让老父亲“高兴得不得了，笑得脸上的老年斑一颤一颤的”。团年时，全家一起贴对联、放鞭炮，给老父亲煨酒，三代同堂吃年饭，其乐融融。“我”的一家这种简单而艰辛、平凡而宁静、和谐而温馨的带着浓浓温情的底层生活，犹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麦芽糖，苦中有甜，纯朴质朴，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的具有田园诗意和世外桃源境界象征。这种生活与喧嚣忙碌竞争激烈的都市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儿子的“出息”与父母的“快乐”的强烈对比中，在传统乡村的田园安逸生活与现代都市令人窒息的生活对照中，提出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对人的幸福与快乐的深层次的思考和重建具有亲情和温情的家庭和社会的重大问题。
　　
　　三、关于“出息”与“快乐”的理性思考
　　
　　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外部物质世界的满足，还是为了内在精神世界快乐？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哲学和个人价值意义的严肃问题。从深层次来看，《麦芽糖》所探讨的“出息”和“快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种关于现代人如何处理好外部物质世界和人的内心精神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在《从这里我们往何处去》一文中指出了当代人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困之间的强烈反差：“我们在物质上变得越富有，在道德和精神上就变得越贫困。每个人都生活在两种之中，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允许内心世界丧失于外部世界之中，我们允许赖以生存的手段超越生活的目标。……增大的物质力量如果没有相应的灵魂上的成长意味着增长大的灾祸。”小说中那些有“出息”的人由于对人本体之外的物质世界，如权势和金钱，名誉和地位的过分看重，从而忽视了对人内在精神世界快乐的要求，造成了人性本质的异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精神享受的民族，从而也形成了独特的乐感文化。传统的中国式乐感文化在某种程度看，是一种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面朝黄土背朝天”安贫乐道式的生活，这种文化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来作为价值尺度，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保持、获得或唤起精神上的胜利或人格上的完成。李泽厚认为中国的乐感文化“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作为环境的外在自然的和谐与作为身体、情欲的内在自然的和谐）。因之，反对放纵欲望，也反对消灭欲望，而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亦即‘中庸’，就成为基本要点。”（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麦芽糖》所要表现的似乎正是对这种“安贫乐道”的中庸式的“快乐”和幸福的一种肯定。但从理性角度来分析，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中国式的乐感文化由于缺乏更新、变动和提升的动力，从而导致了中国人的狭隘、保守、封闭，生存质量低下、惰性十足，容易满足和追求稳定的生活状态，这大大影响了人性主动意识和创造行为的增长，最终阻碍了人的“出息”的发挥，导致了一些庸者的产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角度来讲，“快乐”作为一种感性动力，追求“出息”作为一种发展的有效手段，已毫无疑义地成为现代人实现自我价值所必需依赖的条件。正确的“快乐”与“出息”的关系应该是，人们在追求精神世界“快乐”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自己追求“出息”的主观能动性，让有“出息”为人的身心“快乐”服务，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以牺牲人性中的“快乐”去追求外部物质世界满足的“出息”。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我们在追求物质世界满足的“出息”的同时，不要丧失掉基本的日常人伦情感的“快乐”；另一方面，我们在追求精神世界“快乐”的同时，也要防止由于惰性的滋生而忽视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积极承担。总之，以满足追求“快乐”为动力，发挥人性的主动意识，让人变得更有“出息”，这才是正确的“快乐”观和“出息”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代人要适当调整关于“出息”的价值取向，重建温馨的和谐的具有传统伦理意义的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快乐”观，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服务，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服务。
　　
　　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韩成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专业07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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