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旨异调的“归隐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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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陶渊明与孟浩然是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重要诗人，在山水田园诗领域里做出了突出贡献，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在归隐之前都有归隐宣言书，但是由于身世经历以及个性特征的不同，他们的宣言书有着同旨异调之感。
　　关键词：陶渊明 孟浩然 归隐 宣言书
　　
　　在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领域中，陶渊明与孟浩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二者的人生轨迹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真正隐居的诗人，在大体相似的年龄之后隐居不仕，而且在隐居之前都曾作过诗篇来表明隐居的心志，但是由于作者心理倾向及写作缘由的不同，同一题旨的诗作在他们手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诗歌风貌。
　　孟浩然是终生未仕的诗人，其经历以40岁前后为界，由隐居求仕而变为真隐。孟浩然早期具有强烈建功立业的愿望，被称为“冲淡中有壮逸之气”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乃是孟浩然于入京应试之前写的干谒诗，目的是希望当时的丞相张九龄可以给予引荐，其中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足见其胸襟气象。但是斗转星移，世事无测，后来发生了一件对孟浩然一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件：
　　《新唐书・文艺传》载孟浩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以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因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玄宗的不满决定了孟浩然仕途的结束，虽然后来韩朝宗曾试图为其延誉，但因孟浩然嗜酒不顾终也无成。
　　在后人眼中，孟浩然是高士、名流、隐者，就连傲岸的李白也曾称赞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青云。”（《赠孟浩然》）完全隐居之后的孟浩然不慕虚荣、淡泊名利，其诗作也以恬淡孤清著称，但这是后期孟浩然的形象，真正隐居之前的孟浩然也是胸怀抱负之人。仕途的波折改变了孟浩然的人生选择，在不得不选择之时，他愤然归隐，于此他写了一首归隐宣言书，即《留别王侍御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从题目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但实际上却是孟浩然的归隐宣言书。首联描写了在京希求当权者的引荐，却总是失望而归的情景，“寂寂”与“朝朝”凸显了愿望的强烈与等待的持久，一个“空”字则直接点明了理想落空的现实。于此描写之中可以感受到诗人一腔愤慨之气喷涌而出，虽然深感“端居耻圣明”，于圣明时代闲居委实感到羞愧，但却是“欲济无舟楫”，无人引荐的现实令诗人感叹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有施展才能的舞台。颔联照应题目，言及惜别之情，却于惜别之时道出归隐的想法。芳草，指的是春草，此处孟浩然化用《楚辞・招隐士》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意思，以芳草来代指隐逸之所，宣言心志。颈联承接上文，说明隐归的原因，即没有当权者替他引荐，人世茫茫，却是知音难觅，至此作者的悲慨之情达到顶峰，引人深思。强烈的愤慨之情在现实面前最终也只能化为无奈的吟唱，不能改变别人之时，唯一能做得只能是改变自己，所以孟浩然于无可奈何之际选择了独守寂寞，回到襄阳故园，与山林为伴。这篇宣言书虽然缺少了《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所表现的壮逸之气，但是却也慨叹了“知音难觅”的无奈与不识千里马的现实，悲凉却不失气节。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41岁之前的陶渊明也曾有过“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后因“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为生活所迫，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官职，但因其耿介正直的性格，41岁之后开始隐居，之后再未出仕。陶渊明在归隐之前也写过一篇宣言书，即《归去来兮辞》。孟陶的诗篇，同为宣言书，在诗篇结构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诗歌韵味、体现的诗人情怀却是截然不同。
　　孟浩然与陶渊明的宣言书在结构上都是“言志――原因――言志”的模式，通过这种回环往复的结构把归隐的愿望明确而直接地表达出来，但是在具体操作上，陶渊明的宣言书有更多的场景描写，而不仅仅局限于抒情言志，即便是在抒情方面陶诗也更为细腻。陶渊明于诗篇开始用反问语气抒发心志，表达回归田园的决心和心情：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开篇基调即与孟浩然的愤慨之气截然不同，于篇首对归隐田园做了肯定。《宋书・陶潜传》提到陶渊明辞官的原因：“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本是一个爱好自然、不受拘束之人，正像《归田园居》中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污浊的官场让他急切地渴望归隐。在肯定弃官归隐之后，陶渊明点明回归田园隐居的原因，乃是因为自己的心志长久以来为外在的事物所束缚，感于这种悲苦的心情，他决定抛舍无奈的过去而追寻闲适自在的未来。此处陶渊明也化用前人语句表明隐居的心志，即《论语》记载接舆劝说孔子的话：“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接舆在先秦时代就是隐者的身份，陶渊明化用接舆的话，一方面是从字面上表达自己与以往迷途的决裂，另一方面也是把接舆作为自己隐居的榜样来对待。在确定了自己的志向之后，陶渊明带着浓郁的喜悦之情回归家园，“舟摇摇以轻殇，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轻舟飘荡，微风吹衣，心情舒适而惬意，询问前方的路程，计算回家的时间，归心似箭之时，感觉时间也好像停滞了，心理时间与自然时间的错位更加衬托出归家之急。其后诗人在想象当中幻化出诸多温馨舒适的画面：孩童翘首等待之情、院落自然清幽之境、独处观景之乐。远离污浊的官场，归家是如此平静自然，田园生活又是那样的清幽闲适，人生惬意如此，夫复何求？
　　最后陶渊明再一次在篇末点题，表达自己回归田园乐天知命的心志：“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惶惶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人生富贵不是他的心愿，位列仙乡则非期望可达，但诗人可以适时独自漫游，享受独处的乐趣，或者躬耕田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享受田园耕种的愉悦；登上东边的山坡纵情歌唱，面临清澈的流水赋诗言志，无须多思深虑，需要做的只是顺任自然。如此美好的田园生活，如此舒适自由的人间仙境，还有什么不舍，还存什么犹豫呢？
　　陶孟的两篇宣言书，其题旨是一致的，皆为归隐明志。在宣明归隐之志时，二人皆毫无隐讳。陶渊明的宣言书之所以被北宋的欧阳修评价为“东晋无文，惟《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陶渊明用舒畅自然的笔调把发自内心的感情倾泻而出，正如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孟浩然的宣言书未尝不是肺腑之言，但是艺术成就却不如陶渊明的诗作，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二者的才思有别，孟浩然“韵高而才短”，另一方面也由于归隐原因及归隐态度的不同所致，陶渊明是乱世归隐，孟浩然乃盛世归隐。归隐山林是陶渊明的主动选择，所以诗篇弥漫着一种愉悦欢快的气氛，画面的色调与被迫无奈之下选择隐居的孟浩然的诗作就有了一明一暗之别。孟浩然心有不甘，发之于诗则有寒俭之气，陶渊明乃心之所愿，发之于诗即有圆浑之美。
　　
　　（王丽 山东省昌邑市第一中学 26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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