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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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丁玲和萧红都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她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以浓郁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的命运。丁玲着重写女性在工作爱情领域的自强，展现她们坚强的一面；萧红侧重写北方女性的血泪生活，表现女性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挣扎，揭示男性对女性的冷漠与迫害。她们在反映女性生活，表达女性情感方面同中有异，各有千秋。
　　[关键词]丁玲 萧红 小说 女性意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民族生死存亡大搏斗的时期。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中国女性。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丁玲、萧红等一批女作家。丁玲和萧红挥起女性之笔，成为当时女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她们的作品在反映女性生活、表达女性情感中，都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但是，由于彼此的生活道路、人生倾向不同，又促使她们的女性书写呈现出不同的色调。
　　
　　一、丁玲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
　　
　　丁玲大半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她的探索，是作为一名女性对自己社会角色的敏感，尤其是在爱情和婚姻上，她明显地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孤独而真诚，善良而坦率，正直而热情，猖激而倔强，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著追求的精神，她们都敏感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向腐朽的传统思想和陈旧的习惯势力发出叛逆的绝叫，在所处的逆境中进行不懈的探索、挣扎与进取，这是一群叛逆的、坚韧的、刚强的有反抗意识的新女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一位名叫贞贞的解放区农村少女。贞贞与磨房小伙计夏大宝相爱，父亲却嫌他贫穷，于是婚姻搁浅。此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肆意践踏中华民族。贞贞因为跑到本村的天主教堂躲避日军的扫荡，竟被抓去强迫作了慰安妇。日本侵略军的兽行，毁了她。但贞贞是位顽强的女性，她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侵略军那里逃了出来，又因为熟悉环境被派出去工作，直到最后为送情报才逃离魔窟。
　　透过贞贞的痛苦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蹂躏和利用贞贞身体的，其实不止日军，“我方”何不借其获取情报？正因为“敌”“我”双方都赋予女性身体同等的价值观，贞贞才得以往来两者之间，操作其任务。正因为女性身体是如此美好又如此危险，男性社会才得以善加利用又严加防范。一方面默认女性身体是欲乐享受的源头，一方面也被视为藏污纳垢的不洁象征。不仅如此，女性与女性之间，也受同样的观念左右，让贞贞最难堪的不是男人，而是同村的多数妇女，“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丁玲紧跟时代步伐，在新天地里接触了一些追求革命，胸怀大志，渴望改革并且身体力行的坚强女性。《在医院中》的陆萍，就是这样一位女人。
　　陆萍从上海产科学校毕业后，怀着爱国热情，到伤兵医院服务，照顾伤兵。后来到解放区，进了抗大，入了党，被分配到延安附近的一所医院，担任产科医生。她所在的医院设备简陋，物资匮乏，人才短缺。陆萍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艰苦，但是，这位来自大上海的年轻姑娘，并没有屈服，她积极的适应这种环境，以乐观昂扬的姿态与它斗争。同时，陆萍是一位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高度责任感的医生，她感受到这所医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小生产者意识。
　　当然，陆萍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女人。她富于幻想，涉世不深，不善于团结周围的群众，以致于给人们造成误解。但是，她已经随着时代进步成为一名能干负责、敢做敢为的业务骨干，只是封建习气浓厚的环境，没有为她提供施展才能的条件。陆萍的故事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人们深思，那就是她被迫走了一条“弃文从医”的道路！她在延安读“抗大”，渴望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可是“党的需要”，她做了一名“产婆”。丁玲援引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即他认为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所以，鲁迅从医治人类心灵下手，弃医从文。陆萍则因为“党的需要”，放弃个人意愿――从文。在此，丁玲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便不显山露水地表现出来。
　　就贞贞和陆萍的审美价值来看，丁玲着重谱写女性的坚强与乐观。她们无论是劳动妇女，还是知识女性，都有相当高的觉悟。但她们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不是女英雄，只是普通女性中的强者，但在她们柔弱的身体内，都蕴藏着顽强的意志。正如傅光明所说，丁玲则更以张扬的个性激活了贞贞和陆萍这两个人物身上成熟女人的激情美。
　　
　　二、萧红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
　　
　　萧红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从女性平淡的日常生活着眼，描写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生活，唱出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她把自己清醒愤激的女性意识和浓烈悲哀的情感，用独特的文体方式，隐忍含蓄的吐露在字里行间。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流露出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活泼健壮的小团圆媳妇因为吃了三碗饭，被叫做“那才不怕羞呢”；性格大方了点，就是“团圆媳妇也不是团圆媳妇了”。就因为这不符合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期待标准，小团圆媳妇的婆婆狠狠的打了她一个多月，吊在梁上用鞭抽，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在众人面前撕光衣服，用滚烫的开水烫，烫三次，昏三次，随后小团圆媳妇的大辫子一夜就掉了下来，于是，“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女就这样被折磨死。两个埋葬她的人议论“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关于埋葬小团圆媳妇的经过却只字未提。在貌似轻松淡漠的叙述背后，我们感到萧红内心深处的悲悯与不平，感受到由女性无声的死亡所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哀。
　　固然，小团圆媳妇只是中国北方农村弱女子的缩影，是世俗社会悲惨女子的剪贴，那么，那些高高在上的女神、娘娘们的命运又如何呢？是否就脱离了男权社会的束缚，得到拨正与重视？
　　《呼兰河传》展现了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萧红将自己作为女性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这些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萧红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包含着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应该获得人格的平等与人性的尊严。
　　
　　三、丁玲与萧红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异同及原因
　　
　　丁玲作品中流露出浓郁的女性意识，这与她童年时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丁玲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大家庭，父亲早逝，使她与母亲在家中处于被欺凌的地位，幸运的是，丁玲的母亲非常明智大胆，毅然冲破封建藩篱，走出家门，和女儿一起读书，以后又自己创办学校。母亲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丁玲。同时，著名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对丁玲早年生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向警予经常向丁玲母女宣传革命道路，讲述自己的革命行为。她的反叛思想，倔强的品行，使丁玲终生难忘。“她的坚韧不倦的革命精神总是在感召着我……她对我一生的做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产生作用。”
　　这一切使丁玲在个性、气质上趋于刚健明朗的风格，并直接影响着她对人生的态度和选择，这些在她作品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身心俱疲的贞贞，还是《在医院》中处境艰难的陆萍，她们无一例外地在绝处中“逢生”，走上一条光明之路！
　　丁玲大胆地反抗封建礼教，勇敢地和男权中心社会相对立，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由，肯定女人对爱、性的追求的合理性，显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正如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岛碧所说：“丁玲比她的先辈和同辈中的任何一位作家（不论男女）都出色，甚至可以说，敢于如此大胆的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去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
　　萧红则与丁玲不同，她幼年丧母，长大后又被包办婚姻，被迫离家出走。受人诱骗，身怀六甲，囚禁旅馆；后与萧军相爱，然而不久又劳燕分飞。萧红饱受贫困煎熬，情感挫折，又数次流产。逃难途中，几欲丧命。因此，作为一个生活在动荡时代的女人，一个女性作家，她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生存形态，女性的命运等等，不仅仅是给予关注和同情，更是渗透着血泪的理解和控诉。
　　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愤激强烈的用浸血的文字来控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与迫害，并穷其一生与男权社会抗争。然而又充满了无奈，她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何等感慨！她唏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女人。”何等愤激！她以清醒愤激的女性意识来抨击男权社会的残忍暴虐、冷酷无情和愚昧落后；揭露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地位、人格尊严被无情践踏的现状；用生命鲜血谱写的文字来呼唤“女人的自觉”、妇女的解放。她无愧于一位伟大的女性。
　　丁玲和萧红作为文坛上的第二代女作家，都具有浓烈的女性意识，善于观察女性、思考女性与描写女性，她们的小说是从女性生活的海洋里汲取的浪花，是当时时代背景在女性身上的折射。但是，由于她们各自的亲身经历、人生倾向的差异，促使她们的艺术风格有明显不同，她们作品中的坚强女人与苦难女子的不同，也让读者一目了然，洞察于胸。但是，正是由于她们女性意识的不同书写，使她们成为两颗风格各异的璀璨明星，同时，也为后人的解读留下比较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明.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M].丁玲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3]转引自宋绍香的《丁玲文学在国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5)
　　[4]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方文艺出版社
　　[5]乐齐.萧红小说全集[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
　　[6]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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