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本分担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一国教育总经费需要置于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广义交易成本构成中来考察。教育所花费资源是现代经济体系中广义交易成本的“学习成本”。教育资源的一阶优化问题从属于整个经济体系中广史交易成本的数量确定和比例确定问题。这依系于广义交易成本支出所带来的递增规模报酬是否足够抵消相应的成本付出。而教育资源最优数量确定则要求整个经济体系中各种交易成本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教育乱收费”是在局部均衡分析中“教育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看，却是经济系统对于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一个自动反应。足够数量的教育资源获得和有效使用需要一个开放、竞争性的教育服务市场。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广义交易成本；教育成本；成本分担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7)06-0087-04
　　
　　当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与生产者分离，生产者之间存在广泛自由竞争时，一种服务便就有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而教育事务受到全面管制，教育资源大部分通过政府融资并直接配置，学校数量庞大但竞争极不充分时，教育服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价格。通常所谓“教育价格”不能作一般产品价格来理解。价格在教育资源配置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教育价格”只具有比喻意义。学费、作为政府购买的财政拨款、科研服务购买、捐赠等的主体，并不作为单一行为人行使理性消费者的权力。事实上，由于政府作为教育融资主体和教育服务生产者一体化，国家租金激励体制替代了利润激励体制(周其仁，2000)，导致了“教育成本决定价格”的现象，而市场上一般的“价格约束生产成本”法则失效了。这就是为什么治理“教育乱收费”久治不愈的原因。汪丁丁(2006)因此认为所谓乱收费不过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行为，不宜称为“乱”收费。遏制“乱收费”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扩展教育服务的竞争性市场。本文应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教育成本、教育成本分担问题，从更一般的视角给教育融资、教育成本分担和“教育乱收费”一个阐释。
　　
　　一、广义交易成本视角下的教育成本
　　
　　现代经济体系是复杂的专业化分工经济。制度化的专门教育是分工经济中一个专门从事知识传承和知识创造的部门。教育事业需要占用一国相当一部分资源，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个比例达到GDP的5％～6％，北欧国家则达到8％(朱庆芳，2000)。财富源自分工。分工经济可以获得巨大的递增规模报酬。得到分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现代经济体系也为分工支付代价――广义交易成本。在香港这样以贸易为主的经济体里，广义交易成本甚至达到GDP的80％以上。
　　广义交易成本包括学习成本、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学习成本是一个经济体为专业化分工储备、传承、创造新知识所作出的支付。现代社会中建立起制度化、规范化的学校教育就是适应现代经济中专业化分工知识需求的产物。教育就是对人自身进行投资，由此得到的递增收益最近才开始被经济学家所认识。从“在穷不能穷孩子”“要致富，先修路”“电话一响，黄金万两”这些通俗的宣传标语表达中，可以印证教育、交通和通讯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分工越是深化，支持分工的付出项目也就越复杂，如何在广义交易成本中求得最优的教育支出?这依系于广义交易成本支出所带来的递增规模报酬是否足够抵消相应的成本付出。而教育资源最优数量确定则要求整个经济体系中各种交易成本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由于作为复杂系统的经济并不在广义交易成本和分工收益上服从简单的线性法则，因此新古典经济模型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系数，这就表明当一个经济体系达到某一规模时就需要相应的多少教育投入，交通投入，通讯投入，监狱和警察投入……我们只有从事后的统计上才能获知。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把目前占GDP至少3％的公共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用于开办和补贴基础教育(汪丁丁，2006)。
　　在一般均衡框架里，假定行政成本为零，免费的公共教育服务和纯粹私人提供的教育服务是等价的。免费的幻想是接受免费教育服务者个体感觉，在一个经济体系的整体范围内，任何免费供给都是幻觉，根本没有免费的产品和服务从天而降。政府用一只手管送，必定有一只手管拿。假如政府不从别人那里获取，它就什么也提供不了。实际上，政府的“拿”和“送”都是有成本的。没有证据表明在总量相等的情况下，免费的公共教育服务比私人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具有更好的智力资源和教育物质资源的匹配水平，或者说，教育公平水平。不幸的是，人们已经这样假定。因此要求把更大规模的公共融资投向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某种意义上，改革不过是在试探一个政府成本(教育公共融资＋相应行政成本)和家庭成本的适当比例构成。当放松制度成本为零的假设时，新古典经济学不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什么教益。此时需要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个比例点选取在不同的位置，意味着不同的治理机制。本文第三部分将对不同的融资构成及其治理机制展开分析。
　　
　　二、局部均衡中的“教育价格”
　　
　　新古典范式假设经济体中交易的要么是产品和服务，要么是生产要素，要素通过厂商这个“转换函数”把投入的要素转换成产品和服务。教育服务因此被视为“劳动力”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之一，而对教育的需求则被看作一种“诱致需求”――从对“劳动力”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对劳动力所需的各种投入品的需求。在一个经济越发达的经济体系里面，迂回生产的链条越来越长，因此严格区分生产要素和产品已经不太可能，因为诱致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太多。我们这样简单处理，除了最终消费品和服务以外，凡是处于迂回生产链条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生产要素。因此，教育服务被置于一种生产要素的供求框架中分析。
　　教育服务被分割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9年义务教育)、中等教育(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高等教育几大块。实际上，几乎所有四大块教育服务中都有市场成功融资和生产的例子。由于历史上路经依赖的原因，由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已经成为通例，而政府又因此获得了举办教育的垄断权，开放给市场的空间就十分狭小。
　　只有私人物品才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价格是市场给厂商的一个信息提示。价格也是企业家应对风险和计算投入产出的结算工具。当私人物品假设、风险和企业家假设不再存在的时候，教育价格已经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教育价格是教育服务被出售时的所得。现实中的教育服务作为准公共品，家庭(学生及其家长)、政府是联合购买者，而学校是生产者，这组供给―需求的特殊性在于需求者以“交定金”的方式已经在教育服务生产之前和生产过程中预先付给生产者(学校)一笔定金。这就产生了所谓关系性合约中的所谓“根本的转换”(威廉姆森，1986)。生产者一且获得定金(财政拨款)，它就在给定区域，时段获得垄断地位，从而采取“敲竹杠”行为(hold up)，此时， 教育成本大小由生产者确定，来自市场竞争的约束大大降低，产生“教育乱收费”。对此，经济学家的对策就是“莫过于扩展教育服务的竞争性市场”(汪丁丁，2006)。
　　生产环节引进市场机制。因给定教育的公共融资是否就必然与市场无缘了呢。按照哈耶克、萨瓦斯等的研究，在公共物品的生产环节，引进市场机制也是可行的，而且能够发挥价格机制的部分作用。融资和具体生产事务的一体化安排并不是有效率的选择，它部分是路径依赖的结果，部分是合约谈判中的强权逻辑使然。教育服务生产者的市场竞争，也就是公共融资获得的竞争性程序，是确保“教育价格”真实可靠的一种有效的外在约束。有效率的、具有敏感回应性的生产者胜出，这种竞争机制将迫使生产者(使用公共融资的学校)真实“报价”。
　　学费带人信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相应水平的学习成本支付是必须的，例如相当于4％～5％的GDP投人。当投入水平没有达到的时候，经济体系会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例如立法，或者分散的私人投资的方式增加教育投入。在没有减少公共投入绝对数量的前提下，缴费上学扩大了教育投入，这是看得见的现象。学费更深的意义是随着学费带入的新的信息源。学费来自千家万户，带来了无数局部信息和知识，学费携带者带着个人知识选择着学校和专业，这就使得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多了一个通道。办学经费中少量的学费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作为联合购买者之一的政府的预先支付助长了学校的敲竹杠行为，这种行为由于学费的引入将受到部分抑制。特别是学费和公共融资的联合，例如提高学费在整个教育资源中比例的同时，公共融资以助学金和贷款的方式转为学费支付，学校隐藏信息、隐瞒真实办学成本的行为将得到自动抑制。
　　
　　三、不同教育成本分担模式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
　　
　　从全额公共财政资助、免费入学全额学费之间：从公共财政直接拨款给举办者到直补到学生并由学生选择学校之间；以及以上二者的某种混合的制度安排，存在着广泛的制度选择空间。
　　模式Ⅰ――公共融资――公共办学――免费上学
　　模式Ⅱ――公共融资――竞争性办学――免费上学
　　模式Ⅲ――公共融资为主――公共办学――缴费上学
　　模式Ⅳ――公共融资为主――竞争性办学――缴费上学
　　模式Ⅴ――私人融资为主――私人办学――缴费上学
　　治理机制分析的维度包括：公平性主观意向，行政成本(税收，拨款)，隐藏办学成本的真实信息，局部知识收集，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匹配程度，对消费者回应性，三级教育投入比例结构性风险。
　　模式Ⅰ：“公共融资――公共部门办学――免费上学”正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办学模式。这种办学模式的公平主观意向是不确定的。当强烈的政治干预淡化以后，例如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86年开始打破免费人学模式期间，这种模式的公平性主观意向很高，促进了社会流动。但是无论是1978年以前还是1978―1986年，该模式的行政成本是相当高的，这种成本来自于税收成本和公共财政用于教育部门中，由于计划经济模式固有的低效率导致的高额行政成本。一种普通的服务其生产融资和消费完全由价格机制完成的时候，税收成本和分配使用财政资金的成本根本不会发生。模式Ⅰ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是生产者隐藏真实成本信息。生产者预算最大化，也就是寻求财政拨款最大化成为惯用的行为模式，为此，虚报办学实际成本有助于生产者获得更多的财政资助。模式Ⅰ条件下，局部信息收集受到强烈抑制。办学者和市场的联系被割断，来自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受到极大抑制，不仅如此，由于“包分配”的毕业就业制度，使来自市场和社会的信息反馈回路被取消了，教育系统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模式Ⅰ的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匹配程度一般较高，因为排除了学费因素，考试分数成为入学的最为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依据。模式Ⅰ中生产者对于消费者回应性是最差的，因为这种模式下，国家租金激励全面替代了利润激励，服从计划是最高目标，来自于家长和学生的诉求得不到表达，于是来自于学生和家长的局部知识和信息也被全面过滤掉了。
　　模式Ⅱ：“公共融资―竞争性办学―免费上学”。这种模式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提供和生产分离。自由市场供给不足是政府介入教育服务融资事务的主要理由，但这一理由却不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垄断公共物品的生产事务所折服。这一模式假定，公共部门和其他生产者组织作为平等的竞争主体通过改善自己的生产效率和回应性来获得公共融资。这一模式的一个可能的制度创新是公共融资部分或全部通过消费者的手，例如以补贴、凭单、资助的形式，生产者从消费者那里竞争公共资金。这一模式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的设计可以达到较高程度的公平，例如首先满足补贴那些“最少受惠者”群体。模式Ⅱ成本与税收模式Ⅰ没有区别，但公共经费的分配使行政成本大大减少。此时，生产者竞争的过程替代了外在的人为的公共资金配置，公共资金配置内生化了，生产者竞争过程就是公共融资的自动配置过程。这一模式下，生产者没有隐藏实际生产成本的动机，相反，它有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相同质量的教育服务动机。关于生产的局部知识收集在竞争中得到实现，如果没有实现消费者的直接补贴，消费者(使用者)的局部知识收集和使用就难以实现。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匹配程度与模式相同。对于消费者回应性视是否实现消费者直补而定。但由于竞争性生产制度的引入，迫使生产者对于影响获得融资的诸因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回应性较模式Ⅰ强。由于这一模式下整体融资量和各类教育的比例结构是单一中心控制，因此系统是封闭的，存在三级教育比例和容量大小的结构性风险。
　　模式Ⅲ：“公共融资为主―公共办学―缴费上学”。这一模式突出的特点是初步打破教育系统的封闭性。在引入学费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信息源，来自学生的家长的质量评价，以及教育服务的数量和结构调整的信息将越来越多。这一模式的直接作用无疑是让使用者分担部分成本，减轻公共财政办学的压力。此模式的直接作用比其看不见的间接作用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学费的引入，在没有强大有效的资助体系辅助下，那些出身贫寒的阶层获得教育的机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此这种模式的公平性相对较差。这种模式的理论依据是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品，受益者应该根据能力原则分担相应成本，而在实践中能力是很难测度和把握的，由此形成的学费门槛常常阻止了一些具备相当资质的贫寒阶层子弟获得相匹配的教育。学费引入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带进了矫正教育体系决策偏差的信息，来自使用者的局部知识和信息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公共办学模式对来自使用者的局部信息的利用相当有限，这是由于这种模式下生产者的管理体制还是类似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学校管理者仍然适用着“国家租金”激励体制，因此他们对于来自学生和家长的诉求仍然不够重视。只有教育行政当局感受到来自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压力时，这种 诉求才会间接受到学校管理者的重视。公共融资和公共生产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学费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教育体系的局部决策失误，出现教育整体结构性风险的机会降低了。
　　模式Ⅳ：“公共融资为主――竞争性办学――缴费上学”。这种模式是本文模型中最为理想的类型。公共融资为主多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服务的融资和生产事务，在办学即生产教育服务的环节引入竞争，把“竞争性生产”制度化。由于非义务教育准公共品特性，由消费者分担部分成本成为达到供需均衡的必然选择。同时由于准公共品的特性，私人资本进人该领域获取“合理回报”也得到认可。此外，高等学校向社会出售自己的科研产品和科研服务获取回报也是教育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来自校友和社会贤达的捐赠也是重要的融资渠道。公共融资、学费、生产者出售产品和服务所得、社会捐赠、私人资本……等渠道融资，这就是所谓公共融资为主多主体融资体制。在此模式中，为竞争性生产体制创造了更好的外部条件。多主体融资有利于竞争性生产体制的产生和维持。多主体融资带来治理机制的变化。例如捐赠，融资主体都希望在服务的生产事务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其中，效率便是他们的共同诉求。竞争性生产体制为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那些在生产效率、消费者回应性、科学研究和社会声誉上出色的生产者将获得更多的融资。在这种模式中，因为竞争导致融资枯竭学校有可能被淘汰。这种模式的公平性视公共融资部分是否针对贫困阶层建立了完备的资助体系。竞争性办学体制固然为融资而竞争，但是考虑学校的长期声誉，没有生产者敢完全视交钱的多少作为入学的惟一准则。竞争性办学体制确保了生产者诚实披露办学实际生产成本，“乱收费”将得到有效遏制。多主体融资从融资者角度带来了多样化局部知识和信息；竞争性生产者体制从生产者角度带来多样化局部知识和信息；缴费上学从生产者角度带来多样化局部知识和信息，因此，模式Ⅳ是最为开放的模式之一。这使得教育系统最大可能地与系统之外的社会经济系统保持联系，避免出现结构性风险。在短期内。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匹配可能不及免费上学模式，长期内，市场竞争压力将迫使其匹配程度接近最为理想的免费上学模式。
　　模式Ⅴ：“私人融资为主――私人办学――缴费上学”。这是最接近市场原则的办学模式。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教育事务基本上由私人和教会承办。现代社会教育的国家化趋势起源于现代国家在公共事务中的扩张。教育服务无论从消费的竞争性(严格的招生计划下一个人消费一个招生指标就减少了另一个人获得入学机会)还是排他性(任何教育服务都严格可排他消费)都不构成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其公共产品的性质主要出自国家立法。事实上，私人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私人办学的衰微也是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政府更深介入教育事务而伴生的。私人办学普遍收取较高的学费，因此，其主观公平意向程度最低。有些私立高中向资质优秀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甚至用高额奖励吸引他们，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服务于良好的高考录取记录从而树立起自己的办学声誉。国外经验表明私立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对于机会均等产生了负面影响。完全市场模式没有税收和财政拨款，因此避免了任何直接的行政成本。市场模式的利润激励体制特征最为明显，尤其是营利性的教育机构，不承担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义务，因此主观公平意向程度最低，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匹配程度相对较低，但是学校声誉影响生源，因此造成私人办学者通过高额学费补贴那些资质较高的学生，客观上促进了富人补贴高资质学生，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由于受到来自于消费者选择的压力，市场模式对于消费者回应性是最强的。由于居民在经济系统内根据系统内生的对于三级教育服务的需求自动调整行为，因此，结构性风险最低。五种模式的比较见表1。
　　
　　四、结语
　　
　　现代社会中政府对于教育事务的普遍介入主要源自历史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经济学家的考证表明，像灯塔这样被经济学视作标准公共物品原型的物品其实在历史上是私人提供和生产的。所谓教育服务外部性的解释则是不可证伪的，因而并不是一个科学说明。
　　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教育成本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广义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事教育事务者和接受教育的学生将在一个复杂的迂回经济生产系统中获得回报。
　　我们通过比较五种办学模式的公平性主观意向、行政成本(税收，拨款)、隐藏成本信息、局部知识收集、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匹配程度、对消费者回应性和三级教育投入比例结构性风险。其结果表明，模式Ⅳ：“公共融资为主―竞争性办学―缴费上学”在各个维度指标上都相对较好。
　　一个经济系统内教育资源的总量和结构是不断随着经济发展变化而调整的。最优化是动态的，我们不是追求那个理论上的绝对的最优化状态，而是追求一个可灵活调整的制度。给定一个经济总量和结构状态，对应一个最优的教育资源的总量和结构，理论上存在一个纯粹中央计划经济式的办学模式和一个纯粹私人市场经济办学模式，在这中间，存在无数种可能的中间类型。中央计划经济办学模式意味着公共融资、公共办学和免费上学，对应着较高的行政成本和较低的回应性；私人市场办学模式意味着私人融资、私人生产和缴费上学，对应着极低的公共融资成本和行政成本和较高的回应性，但存在一个不可证伪的“供给不足”的可能性。其他模式中，政府成本(公共融资和行政成本)和家庭成本的变动居于这两个极端模式中相对应的中间某个位置。这里，制度经济学所谓“不纯粹性原则(G.M.霍其逊，1993)”同样适用于教育系统。一个开放的教育系统必须有足够的多样化才能应付环境潜在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因此，正确回答关于“什么知识是值得教授的”只能仰赖于一个多元开放的教育体制。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95575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