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形成机理：一个交易成本经济学解释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内容提要] 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大规模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与通过市场和一体化企业内部交易相比，私有化后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更偏好组建金融工业集团进行交易。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下，资产专用性是组织选择最重要的变量，但是在转轨条件下，各种组织内部治理机制自身的状态变量更为重要，而后者正是由经济转轨内生决定的。结论是：组建金融工业集团是企业对转轨制度环境的理性反应。
　　[关键词] 金融工业集团 经济转轨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151.2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2－0053－(07)
　　
　　俄罗斯经济转轨导致一种引人注目的制度创新形式――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形成。1993年俄罗斯出现第一家金融工业集团，1997年已经存在30～50个大型独立的非正式金融工业集团(没有作为组成部分进入到更大的联合体中)。2000年官方正式登记的金融工业集团数目有86个，而在2001年亚辛对431个企业调查时，有37％的企业认为自己加入了正式或事实的金融工业集团。目前它已成为大规模经济组织的主导组成形式。二是控制大量经济资源。按照俄罗斯经济和金融研究中心的专家判断，仅规模最大的十个集团在2000年左右就占有第二产业中42％的就业人口和39％的销售额。在高利润和高集中度的行业，所占产出份额更高：石油工业－72％，黑色金属行业－78％，有色金属行业－92％，铝业－80％，化肥制造业－46％。
　　
　　解释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存在三种理论视角。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将其看作是一种产业组织，强调规模经济和在市场上的垄断势力使金融工业集团与独立企业相比获取更多利润。金融资本理论看到金融工业集团形成过程中大银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认为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是它的本质特征，金融工业集团是俄罗斯的金融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多数国内学者倾向于将金融工业集团看作金融寡头，强调它们与政府勾结、获取政策诱导的租金。“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形成的历史前提是长期存在的集权制度。简单地说，在长期存在的集权制度下，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在原有的经济制度下，国家官僚实际上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一切；在向新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这类集团利用特权及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迅速参与到资本的集中过程中，最终促进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建立”。这些视角都抓住了金融工业集团某一方面的特征，但是否准确把握了金融工业集团最本质的属性值得商榷。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没有看到与国外的类似体相比金融工业集团在俄罗斯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忽视了组织内部和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金融工业集团就会形成如此大的规模。在政治领域俄罗斯的金融工业集团常常与寡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但在Паппа看来，在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出现过任何经济寡头集团。寡头集团，按照定义，是指规模不大的院外集团，因为共同的长期的利益而联合起来，能够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国家和社会。到目前为止，从经验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大公司或者独立的商人间的联合都是局部性、偶然性和短期性的。它们因为某一个经济或者政治的原因而联合，但是同时也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斗争得十分激烈。
　　在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集团时一种倾向是将其看作是一类中间性组织。其优点在于用交易成本理论或者契约理论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解释时能够充分考虑到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因现有文献中未曾用过该视角来分析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本文尝试将它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来解释它为何在转轨过程中形成。
　　
　　一、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中间性组织的事实化特征
　　
　　中间性组织是相对于市场和企业(一体化组织)而言。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理解为交易活动，威廉姆森在将经济组织的本质看成是契约的前提下，认为交易可以采用三种方式进行：市场、中间性组织和一体化。对于什么是中间性组织所固有的本质和特征存在争论，但基本上可以从交易主体及交易主体间关系的特征两方面来把握。
　　中间性组织的交易主体一般数量众多，组织形态网络化。这在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中得到体现。现代俄罗斯的金融工业集团表现为众多典型的功能性元素――企业和组织――的联合体。(见图1)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核心，包括大型工业企业和银行。工业企业主要包括开采类工业企业(如石油公司)和加工领域的企业(如钢铁企业或者有色冶金企业)。集团内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数目一般不止一个。它们既是集团的信贷机构和金融核算中心，又负责与外部的货币交流、托管证券资产和股东登记等业务。集团有自己的营销网络，在俄罗斯多数地区，集团企业为了实现产品的销售，建立了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保险公司在建立之初是为了降低税基。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地位渐渐上升。现在，它们是为集团内诸多企业执行社会政策的机构，又是重要的信贷企业。在集团中还建立了存托机构，金融和投资公司以及其他子机构，为了在资本市场上从事与集团企业股票有关的业务，以及保存股东清单，完成股东登记。在大型集团内存在科研与开发企业以便进行有利于集团企业的科研活动，研究最新的技术以及解决系统性任务，如制订远景规划，追踪世界趋势和国内动态等。俄罗斯的金融工业企业集团内部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服务性机构：各种私人保卫企业、医疗机构、协会、地区代表处等。与这些典型的组成成分相比，在每个集团内部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机构：非银行清算中心，非银行信贷组织，银行卡清算中心，租赁企业等。这些元素使金融工业集团成为一种“封闭”的网络系统，即便不与外界联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循环。
　　金融工业集团的成员企业既不像在市场中可以完全自主决定进入和退出交易，又不同于在一体化组织中没有参与和退出交易的自由。这是中间性组织成员的重要特征。俄罗斯的金融工业集团是独立法人的总合，各成员组织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它们有权利进入和退出交易。但在集团成员间保持一种长期和稳定的交易关系，这又明显不同于一次性的市场交易。集团中大部分工业企业处于同一技术链条，脱离出去就很难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在集团企业内广泛盛行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工业企业对独立供应企业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而原材料供应商对加工服务用一部分制成品来支付。在90年代，工业生产中75％的聚乙烯、85％以上的工业石灰、80％的石油制品、50％的面粉、90％的糖、75％的食用油等都是用料加工方式生产的。来料加工使集团内工业企业间的关系很牢固。在集团的工业企业和金融组织间也存在长期合作关系，Perotiti和Gelfer(1999)表明，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内部存在资本市场。集团内部核心企业对成员企业以及其他企业之间的控股和参股客观上也巩固了成员企业间的长期联系。
　　
　　二、一个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框架
　　
　　中间性组织的形成可以转化为企业对市场、中间组织和一体化三种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威 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是解释经济组织选择的主要理论。在不考虑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经济学可以简单的用下面的模型表示出来。设H(k)为一体化组织治理成本，M(k)为市场治理平均成本，X(k)为中间组织治理成本，k为资产专用性程度。有下面的成本关系：
　　M(0)＜X(0)＜H(0)以及M'＞X'＞H'
　　
　　第一个不等式表示在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条件下，市场治理成本小于中间组织治理成本小于一体化治理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交易者会自发地适应各种外生干扰，而一体化在产生额外的官僚成本的同时，并没有带来任何附加收益。第二个不等式表示随着资产专用性增强，市场边际成本大于中间组织边际成本大于一体化边际成本，这是因为随着双边依赖关系的出现，需要加以协调的干扰越来越多，而高强度的市场激励给适应能力带来了障碍，相互依赖的各方由于相互意见不一致或讨价还价而不能即时作出反应，这时行政控制就显示出它在适应问题上的优越性，由此所带来的收益会抵消其官僚成本。
　　把M、X、H函数关系表示为图2，可以发现资产专用性不同的交易与治理结构一一对应。资产专用性处于原点和k1之间采用市场治理交易成本最小，在k1和k2之间适合采用中间组织形式，当资产专用性大于k2时，采用一体化最优。如果假设各种组织类型在横轴上均匀分布，那么原点到k1、k1到k2以及k2以后的距离可以认为是各种组织类型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威廉姆森认为，现实中的交易在各种不同组织体制组成的系列谱上，基本呈均匀分布。
　　交易成本模型的问题是只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对各种组织的治理成本(交易成本)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各种治理机制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文将其模型扩展，认为决定交易成本的变量有两个：交易的性质――主要指资产专用性和治理结构本身。
　　尽管威廉姆森也很注重对各种组织中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的分析，但是在他的理论框架下隐含的假设是它们之间本身在效率上是无差别的。每一种治理机制既会节约一些类型的交易成本，又会带来另一些类型的交易成本，这样采用不同组织导致治理成本不同只能是因为具体交易的性质不同。他的方法的实质是假定治理结构已经既定，只考虑交易性质本身变化所引起的治理成本的变化。这对于解释在一国内为什么有的行业中企业更多地采用市场交易，而在另一些行业中企业更愿意一体化具有说服力。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性质相同的交易在不同的国家中会采用不同的治理结构，比如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在一个国家倾向于采用市场的治理方式，在另一国家会采用一体化或者中间组织的形式。这种现象不仅在国家间进行比较时会遇到，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间也会出现。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各种治理结构本身之间效率上是有差别的。即便是性质相同的交易，治理成本的大小也会因为治理结构自身的原因而发生变化，例如某一类型组织失灵。
　　每种治理机构中都具有一定的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科斯认为市场中治理交易的主要机制是价格，因为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主要是“发现价格的成本”，交易双方只要发现了满足双方意愿的价格，交易就会即刻达成。事实上，市场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合，这些制度安排的发育程度会影响市场交易的成本。价格是首要因素，如果价格不能够正确反映商品的信息，那么交易双方就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去甄别和纠正错误的信息。其次是市场中介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如果这些要素发育不良就需要就会为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交易伙伴花费更多的成本。再次是执法体系和司法体系。市场的顺利运行必须能够保障交易者的产权不受侵害。执法和司法能力较强会约束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使交易各方相互信任，减少摩擦成本。
　　采用一体化企业内部治理的方式是因为层级协调能够更好的协调纷争。但是层级协调的顺利实施也需要各种机制作保障。企业内部正式垂直关系网络中的上下层级之间，即在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管理者与一般成员、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都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这会影响利用权威来解决协调问题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劣会影响采用一体化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
　　中间性组织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种长期性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在契约之前交易各方不可能对这种问题都做详细的规定，这就需要交易各方在签订合约以后随时进行调整，又由于中间性组织的参与方一般都不限于两方，因此，成员的多数性又增加了协调的困难性，而协调的机制又不能采用价格和权威的方式，这就带来非常大的交易成本。因此，中间组织需要专门的协调机制来减小交易成本。一种解决方式是借助于第三方。比如法庭、仲裁机构和其它中介组织。另一种是关系型治理机制。关系型契约是一种不借助第三方的自我履约，因为第三方介入有时也未必有效。关系契约内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比如，一个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某“大户”的威望等等。因此，在中间性组织中，是否存在第三方或者关系性治理，第三方的有效程度以及成员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等都会对中间性组织治理成本的大小产生影响。
　　威廉姆森假定引起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方面的因素不变有自己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所分析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成熟的制度条件下，各种治理结构都是稳定的，这意味着，在各种治理结构中，治理机制都达到了最优，不存在某种治理结构的治理成本会随着治理机制的完善而减小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某种治理结构失灵而只有选择其它治理结构的可能。但是在转轨经济中，由于转轨本身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是从无到有，市场治理机制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这样，性质相同的交易在市场治理机制不健全到完善的过程中，交易成本会不断变化。同样，经济转轨也会对中间组织和企业的治理机制产生影响，导致它们的治理成本发生动态变化。随着各种组织治理机制的状态变化，理性的企业会不断选择使自己交易成本最小的交易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转轨过程中，组织形态的更替更为经常。这也决定在转轨经济中分析经济组织的选择时更重要的考虑治理结构自身，而不是资产专用性。
　　我们将治理机制的状态θ作为变量添加到模型中。这样，决定企业治理成本大小的函数变成了H(k，θ1)，M(k，θ2)为市场治理平均成本，X(k，θ3)为中间组织治理成本。k仍然表示资产专用性程度，e。是决定企业治理结构水平的状态变量，θ2决定了市场结构的治理发展水平，θ3对应的是中间性组织。我们可以通过图3～6来说明在资产专用性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治理结构本身治理水平的变化，对组织的选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实线M(k)、X(k)和H(k)表示各种治理结构的初始状态。现在一种外部因素对0产生冲击，假设： 　　(1)市场治理机制恶化，但对企业和中间性组织没有影响。市场治理成本上升，M(k)向上移动到M'(k)，而X(k)和H(k)曲线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这时市场与中间组织的交点变成了k1'，中间组织与等级制的交点仍在k2处。属于市场的区域变小，中间组织占领一部分市场区域，等级制区域保持不变。见图3。
　　(2)企业治理机制恶化，但对于市场和中间性组织没有影响。企业治理成本上升，H(k)向上移动到H’(k)，M(k)和X(k)曲线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中间性组织与等级制的交点变成了k2'，市场与中间性组织的交点k1没变。这时中间性组织侵占了一部分企业的区域，市场区域保持不变。见图4。
　　(3)中间性组织治理机制改善，但对市场和企业没有影响。中间性组织治理成本下降，X(k)向下移动到X'(k)，M(k)和H(k)曲线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新的交点为k'3和k'4结果是企业和市场的一部分区域被中间组织占领。见图5。
　　
　　由于一种外部冲击往往会对θ1、θ2和θ3都产生影响，因此重要的是观察它们组合时的情况。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θ1恶化，θ2恶化，θ3改善(它符合现实中观察到的情况)。最终的结果是中间组织的治理边界从k'1到k'2它们间的距离比最初k1到k2的距离大很多，涵义是有更多的交易选择中间组织形式。见图6。
　　
　　三、经济转轨对经济组织选择的影响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对经济组织治理状态产生如下影响：
　　(1)市场制度失灵。市场失灵一方面与因为经济转轨本来就是一个市场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令一方面激进的政策加剧了市场失灵的程度。表现如下。(1)价格机制失真。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交易最重要的制度无法发挥作用。1991年底，消费品价格增长了161.0％，1992年为2506.1％，1993年840.0％，1994年215.1％，1995年为131.3％。(2)金融等中介服务体系发展缓慢。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市场中介体系发育和成长的过程。而其中对经济而言最重要的金融中介体系。但由于国家对金融中介的培育和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开放金融市场，以及对金融中介缺乏实时监测和有效控制，俄罗斯的金融中介没有起到对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作用，反而在金融体系内部酝酿巨大的危机，使实体部门对金融部门产生严重的不信任。(3)法制的缺失。俄罗斯政府无力提供执法服务。客观上因为政府没有很强的财政资源汲取能力，主观是政府官员因没有法律约束出现以权力营私的寻租活动。政府行政和执法能力下降的一个反映是暴力的急剧增加。
　　(2)一体化治理失灵。私有化以后在俄罗斯企业中普遍形成的内部人治理模式是阻碍企业进行一体化的主要因素。内部人控制可以看作是转轨过程所固有的潜在可能现象，是从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中演化而来的。这种内部人控制的模式让外部人对收购企业望而却步。如果采用内部收购，又会受到内部人的强烈抵制。企业经理人员的行为动机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在职消费，并且牢牢保持住自己的地位。由于担心外部人重组企业会使自己失去原有职务，因此想方设法阻挠外部人的收购。对于工人而言，首要的要保证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追求更高的工资和待遇。虽然工人对于公司股份集中于经理人员手中感到不满，但是在经理人员与外部人的冲突中他们仍支持经理人员。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即使现有的经理人员再不令人满意也好于将可能成为经理的外部人。内部人在掌握控制股的情况下就更不愿意将自己的公司卖给别人，况且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的价值往往不能够真实得表现出来。同时俄罗斯的制度环境也增加了外部人公开收购企业的难度：通过资本市场公开股权收购的方式将目标企业一体化，受到了俄罗斯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的限制。
　　(3)中间性组织内部的关系型治理机制形成。在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经理层之间以及经理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的传统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新的个人行为准则可以降低集团内的交易成本。这种社会关系网是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苏联时期除了进行集中计划和分配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以外，在企业经理间，甚至在经理层和权力部门(党和国家机关)之间具有一种非正式规则。后者弥补前者不能应对的种种问题。例如，企业经理要发展出种种关系来确保投入的供给，与党的地方官员和其他企业经理的关系对于获得稀缺资源至关重要。这种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经理层联合体发挥了市场经济中的网络的作用，而内部人控制的产权模式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经理层之间的网络关系。因为多数的内部人代表都是苏联时期工厂的经理，也包括一部分官员。积累的私人关系对他们来讲是提高交易效率的重要资源。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的私人化提高了官员在协调集团内部经济活动中作用。Паппа指出，只有少数集团的建立和发展没有来自国家或地方权力机关的官员的个人支持。这种经理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类似于“俱乐部规范”。每个金融工业集团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俱乐部，各个企业的经理之间存在紧密的私人关系，他们之间的行为由俱乐部规范来协调。因为彼此相对熟悉，资格和身份相对固定，所以成员之间的交换和博弈可以重复进行；经济行动可以采取互惠的、延时的和非精确计算性的交换进行。成员企业之间按彼此信任、合作、互惠，因此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组织监督成本。比如，人们在进行交易时相信对方，可以节省信息收集、质量评估等成本，以及交易时间；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是自愿顺从的而不是迫于正式制度或权力等因素的压力，因此可以降低组织监督成本。任何违反了集团内行为标准的举动，比如违反了集团内交易的规则，会受到其它成员的惩罚。盖迪认为，俄罗斯经济中这种存在于经理间的私人关系是一种关系型资本投资，在圈子外，这种投资的机会成本为零，因此会限制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经济转轨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私有化使企业从没有权利选择交易伙伴变成有自由选择交易权的“经济人”，它会根据最优原则选择采取何种交易方式。
　　在计划体制时期交易关系主要存在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大部分的问题由企业经理和国家计委、价格委员会、国家标准局，国家银行和其他机构进行协商。在这种“商业谈判”中政府是作为交易参与者之间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中介者起作用的。各个参与企业需要与中介者商谈产品的销售条件和取得生产资源的条件。除此之外，这个唯一的中介在劳动力市场、投资金融市场、企业的技术和福利方面也发挥作用。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自由选择伙伴、产品的供应商和需求商以及其他中介的可能性。经济的转轨使国家不能够再继续发挥这种独一无二的中介的作用。这导致了新的中介领域的自发发展。 企业必须组织自己的交易活动。增加的交易成本由企业负担。在现代生产环境下，企业的组织生产活动是十分复杂的，要与众多的机构进行交易。企业的战略包括市场的选择和研究，寻找合作伙伴并研究它们的可靠性，进行谈判，准备合约，进行广告宣传和法律咨询，寻找合适的营销公司，实现生产计划，建立销售渠道等。这样企业需要与众多企业，包括供应商、银行、保险公司，广告公司，营销公司，贸易公司，安保部门等进行交易活动。
　　存在三种与这些机构进行交易的方式，即通过市场、中间组织内部和一体化方式。在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交易由于市场制度失灵导致在交易前，企业研究市场，商品性质，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的成本急剧增加；在交易后由于司法体系和执法体系的不完善，交易双方增加了违约的机会主体倾向。将交易伙伴内部一体化的方法受到内部人治理导致无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的阻碍。理性的厂商会选择中间性组织作为组织交易的手段：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私人关系网促进了这种关系型合约的发展，与法庭解决纠纷的无效相比，在转轨经济中这种关系型合约更有效。Долгопятова做过一项调查，在经济转轨的最初年代，企业加入集团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想加人某一产品的生产者联合体中，90％的企业想加入行业联合体中。在讯问企业加入不同联合体的动机时，企业领导者们回答，希望加入企业集团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经理俱乐部的作用，而不是为了取得具体的帮助。
　　
　　四、结论
　　
　　因为金融工业集团在转轨初期的制度环境约束下更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它的经济绩效要更好。经验研究发现，1998年以前在俄罗斯经济全面衰退的背景下金融工业集团各项指标都保持增长。在将金融工业集团与独立企业相比时也发现前者效率更高。特别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一次检验各种经济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通过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各组织的相应指标相比较发现，金融工业集团在外部环境不稳定时具有更强的抵抗风险和适应风险的能力。1998年经济危机中，俄罗斯的许多银行和企业纷纷倒闭，参与金融工业集团的企业却在危机后取得较好的经济业绩，表现出较强的抗危机能力以及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金融工业集团中大公司的绩效要比整体工业绩效好得多，即便与俄罗斯经济中前200强企业相比也具有优势。
　　由此可见，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是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对转轨的制度环境约束的最优反应。金融工业集团作为组织域中的制度安排，与政治域、交易域和公司治理域中的其它制度安排一起构成转轨时期的整体制度环境。可以推断，它的发展趋势取决于未来转轨制度环境的变化。
　　
　　责任编辑　卢冠霖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96025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