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关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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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近二十年来,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波动,而每次波动都伴随着俄罗斯对自己国家身份定位的变化。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没能融入西方,普京与美国在反恐行动中的合作也没能使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俄罗斯东西方身份定位的不断摇摆和对大国身份一味地过度追求,对其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俄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形成。同时,美国对俄罗斯身份定位的认同与否,也影响着俄美关系。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身份俄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045-(12)
　　
　　谈到俄罗斯的改革,俄当代哲学家斯焦宾(В. С. Степин)指出,俄罗斯每一次改革都起因于与西方冲突的失利,“向西方学习”是其基本特征。 美国学者则认为,俄国在历史上曾经“以各种方式探索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建立某种关系。这种探索几乎总是充满了争执,而且几乎总是殊途同归――俄国对外国的仇恨。” 综合上述观点,似可得出以下结论:俄罗斯在与西方争斗失败后,就会进行“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但最终总是走上与西方对抗的道路。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俄美关系变迁,这个结论也有一定说服力。苏联解体后,不论是叶利钦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的愿望,还是“9•11事件”后普京“选择西方” 的努力,都没能实现。在他们总统任期的后期,俄美关系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则继续着普京后期的路线。从历史到今天,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为师为友,要么为敌为仇,且对抗多于合作。本文试图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身份定位和俄美相互认知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一、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概念
　　
　　国家身份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它与文化、历史、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密切相关。 身份由自我持有的观念和他者持有的观念建构而成。 国家身份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自我认定问题,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是一种在对外交往中形成的自我感觉。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任何‘自我’身份只能在与‘其他者’的关系中加以定义。”亨廷顿认为,“只有当我们不是谁,而且经常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反对谁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因此,俄罗斯只有在不断确定自己与他者异同的过程中,才能更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在当今世界,由于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又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大国之一,因此,美国就成了俄罗斯确定自己身份的主要参照物。从认知层面讲,美国的认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自我身份定位是否“准确”。
　　俄罗斯著名学者沙克列伊娜认为,关于俄罗斯身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当代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是一个全球大国还是一个地区大国;当代国际环境下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决定的俄罗斯外交战略是什么。 根据上述观点,本文将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概念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身份,即俄罗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多年以来,“关于俄罗斯身份、民族的形成和俄罗斯未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及相互影响上。” 西方对于俄罗斯来说一直都扮演着“参照物”的角色。 在俄罗斯,东西方身份的争论实际上是对“政治榜样的选择和未来文化前途的确定。” 二是国际政治身份,即俄罗斯是世界大国还是地区大国。俄罗斯对自己文化身份进行定位的同时,总是在评估着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姑且称之为国际政治身份。
　　
　　二、俄罗斯自我身份定位的矛盾性
　　
　　(一)“欧洲的意识和非欧洲的无意识”
　　相对于西方,自己在文化上的自卑和物质上的落后,使俄罗斯不时地表现出融入西方的冲动;西方的不认同和自己保护本土文化的本能又总能使俄罗斯强化其东方性。在“以西方为定位和不时对东方的神往两种立场之间”,俄罗斯人的内心被“撕裂”。 与此相应的是,两种世界观――东方的世界观和西方的世界观――相互之间的斗争,成为“贯穿于全部俄国历史或者全部俄罗斯历史的红线”。
　　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俄罗斯必须接近西方。普京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外国的投资,国家的复兴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如果完全融入西方,可能意味着俄罗斯将不能保证以目前的文化特征和领土规模继续存在。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反美主义甚至是一种必要手段。 因此,俄罗斯历史上每一次融入西方的尝试都伴随着对自身东方性的强化。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通过与美国结成盟友的方式来解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不是谁”。
　　保持民族特性是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俄罗斯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彼得大帝欧化改革开始就有了属于东方还是西方的争论;又由于俄罗斯思想具有“固有的焦躁不安和缺乏稳定价值观念”的特征 ,因此,俄罗斯人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化身份定位一直缺乏统一认识。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俄罗斯文化具有‘一种欧洲的意识和非欧洲的无意识’”。 俄罗斯文学和媒体“很少把俄罗斯和英国、法国或是德国作比较来看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总是把俄罗斯和整个欧洲相比较。其结果是,从书本上看来,俄罗斯好像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和欧洲不同的文明之国,而不是整个欧洲的一员。” 俄罗斯这种将整个欧洲作为“他者”进行对比的行为方式,证明在俄罗斯人的“无意识”中,自己的民族文化确实与欧洲(西方)有所区别。
　　(二)超越现实的大国身份定位
　　俄罗斯国际政治身份定位的矛盾性体现在,她 对大国身份的向往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相对于西方主要大国的弱势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大幅下降是不争的事实。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到2008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2000年的大约5倍半,但仍然只是美国的约十分之一,中国的约37%。 俄罗斯2008年的军费开支是586亿美元,但还不到美国的(6070亿美元)十分之一。 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一直认定自己是世界大国,甚至有俄罗斯学者表示,既然已经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俄罗斯“仍然要求受到超级大国一样的待遇”,因此美国在与俄罗斯交往时,应当在理解俄罗斯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制定更合理的政策。 诚然,过高估计本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族优越感 ,但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太过突出,以至于她往往将国家利益圈定在一个过于广大的范围之内,并因此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难道,1998年美英空袭伊拉克足以让俄罗斯召回驻美英大使?或者1999年俄罗斯在南联盟的“利益”真的已经大到了要叶利钦威胁与美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显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的俄罗斯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其战略利益延伸到巴尔干或者中东。每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梦想成为大国,都渴望赢得尊重,但俄罗斯却往往将过去辉煌或未来目标等同于现世存在,总是要求获得比其实力高得多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尊严。这似乎是太过勉强了。
　　
　　三、俄罗斯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
　　
　　“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俄罗斯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也是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的过程。
　　(一)国家利益建构
　　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保证国家安全――即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两个基本层面。倒向西方也好,强调自己的东方性也罢,俄罗斯从没有放弃过对上述两种利益的追求。
　　俄罗斯希望融入西方,并不是一味将自己的利益让给西方,而是还要从西方得到她想要的:经济利益以及安全感和大国尊严。俄罗斯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传统观念,在俄罗斯认定自己属于西方的时候,并不代表她将单方面地向西方利益让步,也不是简单地希望与西方进行利益交换,而是在整个“西方大家庭”范围内要求与西方国家利益共享。也就是说,俄罗斯融入西方并不代表其利益需求的内容有所变化,而是利益获取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中苏结盟时代,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范围内对中国的“慷慨”援助,大体上也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
　　俄罗斯超越现实的大国身份定位,规定着其安全利益绝不仅仅是本土安全,而是要求有一定势力范围的“帝国安全”。而他国对其势力范围的侵犯,往往被看作是不尊重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表现。因此,在对外交往中,俄罗斯往往表现得极其看重“集体自尊” 。这时的集体自尊利益可以看作是帝国安全利益的华丽外衣。
　　俄罗斯对于安全和尊严的渴望并不总是高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俄罗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孤立和排外,并不说明她放弃从外部获取经济利益的努力,只是由于很难从西方得到其想要的资金和技术,加上对于自身丰富资源的自信,以及西方(欧洲)身份和大国地位得不到西方承认而产生的挫败感,才使俄罗斯经常陷于封闭和对外部世界的仇视之中。但仅凭自身的条件又不足以保证俄罗斯实现现代化,遇到困难的俄罗斯不得不求助于西方。1986年和1998年因石油价格下降和严重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困难,可以部分地解释戈尔巴乔夫(包括叶利钦)以及普京何以与西方展开令人颇感意外的合作。然而,在与西方的合作当中,俄罗斯发现另一种至关重要的利益――帝国安全和集体自尊难以保证,于是俄罗斯国内孤立主义和排外情绪又开始蔓延。就这样,在两种利益的诱惑面前,俄罗斯在东方、西方之间疲于奔命。
　　(二)对外战略选择
　　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经济利益和帝国安全一直都是俄罗斯无法舍弃又难以同时得到的东西,俄国历史因此表现为“帝国使命与向西方发展水平看齐二者的周期性更迭”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也因之而表现为二元性:一是实现国家现代化 ,或用西方模式或用独特的俄罗斯模式,这两种模式的选择则是东西方身份争论的结果;二是确保大国地位得到西方承认,大国自尊得到满足,以此消除其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始终无法确定两个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消耗了俄罗斯大量的战略资源。同时实现两个目标的代价过高,沙俄和苏联都曾因不堪此重负而告失败。这一难题仍在困扰着今天的俄罗斯。
　　文化身份定位在东西方之间不断摇摆的同时,俄罗斯也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反复作着权衡。因此,俄罗斯身份定位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对外战略的改变。在俄罗斯看来,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要融入西方,要保证帝国安全就要反对西方;困在欧亚大陆北端的俄罗斯在这两种身份和两个战略目标之间忍受着煎熬。在与西方短暂融合和长期冲突交替进行过程中,俄罗斯衰落,复兴;再衰落,再复兴。俄罗斯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正是那些和俄罗斯势不两立的敌人才在促进俄罗斯强大方面作出了最大的成绩”。 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历史上俄罗斯国家的每次复兴并不是反西方的胜利,恰恰相反,正是借助西方主要大国力量的结果。由于地理上远离欧洲政治中心,俄罗斯总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为恢复欧陆均势而不得不借助的力量,加上自身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争胜利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和政治影响,俄罗斯的崛起速度总是让人惊讶。然而,俄罗斯反对西方却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功,孤立主义和仇外情绪已经多次被证明是失败的,她每次衰落的速度更加惊人。如果俄罗斯不跳出要么融入西方、要么反对西方的怪圈,如果她始终无法确定两个战略目标的孰先孰后,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今世界,俄罗斯的复兴也许将是个极其漫长的等待。未来很难预测,但至少就目前形势来看,致力于统一的欧洲发生力量失衡的前景几乎是遥遥无期,欧盟与美国发生战略冲撞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的确需要理性与智慧。
　　
　　三、美国对俄罗斯身份的不认同与俄美关系困境
　　
　　(一)美国对俄罗斯西方身份的不认同与俄美认知冲突
　　在美国人看来,历史上“土耳其比莫斯科公国更接近西方”,他们甚至“怀疑俄罗斯人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 美国中情局网站上发布的各国参考资料中,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重心都在欧洲的俄罗斯是一个“亚洲北部”国家 ,而绝大部分领土处于亚洲的土耳其则位于“欧洲东南部和亚洲西南部”(“欧洲”在“亚洲”之前)。 美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并没有经历过西方文明所经历过的主要发展阶段,包括“文艺复兴及其带来的古典艺术的繁荣、宗教的改革、城市的兴起、现代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科技的革命、自由经济和对个人权利的承认、政治自由的开始,以及中产阶级的壮大”。 显然,在美国人心目中,能够代表西方(欧洲)的是拿破仑和莎士比亚,而不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
　　美国并不十分在意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俄罗斯是非西方的――它关心的是俄罗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三个核心战略目标是:加强美国安全,保持经济繁荣,对外扩展民主和人权 ,即通过扩展美国民主模式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在它看来,美国模式的扩展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前提,“只有当这个世界使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版本得到保障,美国才能获得安全”。 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强调,“ 一个和平、民主和繁荣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一原则主导下的美国对俄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快速增长时,由于担心俄“市场-权威主义(market authoritarianism)”模式可能成为别国的仿效对象,美国学者宣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安哥拉一样,只是由于石油持续高价的幸运。 事实上,每当俄罗斯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观点时,美国总会指手画脚。“俄罗斯对西方的训诫感到厌烦,而西方也同样反感俄罗斯的诽谤”。 俄美关系也往往因之跌入低谷。
　　但美国偏偏喜欢以救世主自居。几乎每次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俄罗斯向着美国并不希望的方向发展时,美国都会出现“谁失去了俄罗斯”的争论。 美国总是觉得俄罗斯之所以走上“错误道路”,是因为美国政府没能作出有足够影响力的引导措施。典型的救世主思想!与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相比,俄罗斯的救世主情结也很浓重。即使在祖国并不强大时,俄罗斯精英们仍然认为俄罗斯肩负着拯救别人的使命。俄经济学家安东诺夫(Mikhail F. Antonov)1990年接受采访时说,“让别的国家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吧!……拯救世界的将来自苏维埃俄罗斯。” 俄罗斯救世主思想的典型体现之一就是欧亚主义思想。它的提倡者们认为,这一思想“不仅能拯救俄罗斯,还能拯救世界”。 欧亚主义思想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强调本国文化的东方特色,以对抗全盘西化,寻找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努力”,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救世主义。
　　俄美两个国家都习惯于用救世主的目光观察世界和打量对方。美国自认为是民主的榜样,俄罗斯则宣布自己是“国际政治中的精神领袖”; 美国经常指责俄罗斯不够民主,俄罗斯则声称美国社会道德败坏。 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尽管长期生活在美国,但他却对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十分不满,经常指责西方社会道德堕落。 也有俄国学者批判西方是向“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推行消费主义思想的鼓动者” 。沙克列伊娜则认为,美国恣意对外动武的行为“毁坏了世界赖以存在的政治与道义基础”。 在2009年9月的一次国际安全会议上,梅德韦杰夫批评华盛顿的政策轻视了“通行的道德标准和人道主义原则”,并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除了相互否定之外,两个“救世主”之间还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冷战结束以后,尽管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必须抛弃自己的帝国使命” ,美国还是决意要向东扩展北约,以限制昔日对手的东山再起;同样地,不管美国如何宣称北约东扩不是针对俄罗斯,莫斯科依然作出了强烈反应。即使是历史上的战略合作时期,两国之间也带有明显的相互猜疑心理。美国学者认为斯大林在二战期间与西方结盟是“策略性的” ,“9•11事件”后普京与布什结成反恐同盟是“机会主义的”。 但历史上俄罗斯也多次被西方当作平衡力量,使即将倾覆的欧洲甚至世界恢复均势。而当力量平衡恢复以后,整个西方又联合起来将这个昔日盟友赶出欧洲。西方的上述做法难道就不是策略性的或者机会主义的?
　　两国的认知分歧影响着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俄罗斯身份问题也制约着两国互信的建立。北宋范纯仁论朋党之争时曾说:“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这是中国古代关于身份问题论述的经典之一。近千年后,西方人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与他人投缘并不是因为在他那里发现了善,而是因为发现了自己”。 “异我”身份使两个国家的不信任加深;不信任鸿沟的存在又加重了双方的“异我”身份。
　　(二)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不认同与俄美安全困境
　　并不是每个具有非西方身份的国家都必然与美国发生对抗,也不是每个与美国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都与美国产生冲突。事实上,俄罗斯学者也认为确定俄罗斯的独特文化身份是为了更顺利地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 但是,俄美这两个国家都对国际体系权势地位和集体自尊充满渴望。美国所追求的“集体自尊”就是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光荣与梦想”,它在俄罗斯极度敏感的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的每一次行动,都不仅仅是在挤压俄罗斯,也是在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因此,俄罗斯指责美国总是以领导者自居, 美国则认为俄罗斯总是怀有帝国情结。 它们一个无法舍弃世界大国的尊严,一个不懈追求全球领导者的荣耀,北半球的两个大块头将自己大部分的荣耀与尊严都集中到了东欧和中亚这一转型国家集中的地区。近年来,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东欧反导系统的部署和俄格军事冲突等,使这一地区成了俄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北极熊和山姆大叔在这一地区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安全困境,这进一步阻碍了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形成。
　　不同的国家对集体自尊和大国地位的需求是不同的。显然,俄罗斯渴望得到尊重的心情过于迫切。作为对外战略的官方文件,每篇《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都要重点谈及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问题。2008年《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就有7次提到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并称俄罗斯是“当代世界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被外界广泛认为务实的普京,也难免“贪图”表面虚荣,他的“目的不仅是要挽回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而且要挽回这种状态,甚至一种大国的感觉。” 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略带炫耀地宣称,“去年6月俄罗斯应邀成为世界最发达的8国俱乐部中的平等一员”,这“既可保障我国的利益,又可解决当代文明面临的共同问题。”他还说,“我们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只有成为强国,才能在现有的疆界内生存和发展。在国家经济和政治衰弱的各个时期,俄罗斯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解体的威胁。” 对于俄罗斯来说,只有强大,至少是看起来强大,才能够获得安全感。
　　然而,致力于领导世界的美国却并不认同俄罗斯对自己大国身份的定位。当2007年8月普京宣布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在15年后首次恢复例行战略巡逻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嘲笑俄军的装备老化:“如果俄罗斯觉得有必要让这些老爷飞机(old aircraft)从仓库里出来飞行的话,那是他们的决定。” 当2008年11月俄罗斯北方舰队的舰艇编队到达委内瑞拉,参加两国不久将举行的联合军演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揶揄俄海军的远洋能力:“他们这次有拖船随行吗?”俄罗斯不断炫耀武力,这被美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而美国对俄罗斯“肌肉”的一再漠视,又被俄罗斯认为是羞辱。俄美相互认知在俄罗斯国际政治身份定位问题上走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现在,俄罗斯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已接近顶峰,甚至超过冷战时期的1979-1984年。”
　　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挑战,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都入驻了新主人,两国关系也迎来了新契机。2009年7月,俄美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和平、繁荣的俄罗斯”,但在短短几周后,副总统拜登却抛出了俄罗斯“衰落论”:“令人难堪的”经济状况、急剧减少的人口和“无法支撑15年的”银行业,都表明俄罗斯是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国家。 对于美国正副总统前后矛盾的表态,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Сергей Приходько)“富有感情而又委婉地”回应道:“到底是谁在拍板白宫外交政策?”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则继续追问,奥巴马究竟是真心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是追随其前任的脚步――那些已经明显证明糟糕的俄美关系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做法?这个问题回答了,“谁是白宫真正的主人也就清楚了”。 莫斯科内心深处担忧的是,拜登的观点才是白宫意见的主流。
　　作为普京的继任者,梅德韦杰夫显得更加“开明”。他在2009年9月发表的题为《俄罗斯,前进吧!》的文章中表示,“决定我们对外政策的不应该是怀旧情愫,而应该是俄罗斯的长期战略性目标。”他甚至引用了孔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名言。然而,他的通篇讲话仍在强调俄罗斯历史上的辉煌,强调自己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强调俄罗斯“应该公开而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所有场合都要捍卫自己的权益。……去年8月 ,我就已经提到过我们的这些对外政策原则了。” 俄罗斯新任总统对“特殊利益区”的关注仍然被美国看作是旧帝国对“势力范围”的怀念。
　　看来,俄美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和观念分歧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俄美关系困境远未消除。
　　
　　三、走出俄美关系困境需要俄罗斯理性的身份定位
　　
　　公平地讲,美国明知俄罗斯自尊敏感却又对其进行伤害,并非明智之举;但俄罗斯一味追求大国地位,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作为弱势和落后的一方,俄罗斯应该在注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直面现实,给自己的身份一个明确而又符合实际的定位,从而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选择一个优先方向。在笔者看来,俄罗斯只有确立了与自己文化特点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现在的俄罗斯正在这方面进行着有益的尝试),才不会在融入西方与反对西方两个极端之间左冲右突;只有不去执着地追求实际上并无可能的超级大国地位,才能尽量避免俄美关系在非良性循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只有确定了符合客观现实的身份,俄罗斯才能在基于国家能力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实现首要的战略目标――国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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