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原则与现实利益的博弈――战后初期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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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战结束后，德国虽然被分区占领，但是，四大占领国通过《占领初期对德管理、处置的经济原则》明确表达了要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作为这一目标的具体实践，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应运而生。然而，自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建立伊始，始终没有在各占领区之间，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反而，日益成为大国间政治斗争的另一个角斗场。其整个发展历程，不仅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四大占领国在战后对德问题上的合作与对抗，同时也清晰地勾勒出了战后德国是如何一步步由经济分裂到政治分裂的完整过程。
　　[关键词]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经济统一，柏林封锁危机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8-0058-07
　　
　　1939年，战争狂人希特勒所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企图悍然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以此来构建由德意志法西斯领导下的世界性帝国。然而，这种迷梦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长达4年半艰苦卓绝的联合打击下彻底破碎了。战争结束后，德国这一战争首犯也因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惨痛代价。一向以强悍著称的德意志民族不得不再次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尴尬处境。并且，二战后的德国显然没有一战后那么“走运”。虽然，上次战败使德国历经了巨额赔款、割让土地、削减军备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剧烈阵痛，但毕竟德意志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而存活着。而这一次对德意志民族而言，战争所带来的最大消极后果莫过于德意志国家这个统一体被人为地肢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其旧的帝国版图上先后建立了由美、英、法、苏四大战胜国各自控制的占领区。随着西方三国同苏联固有的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及对外政策鸿沟的日益加深，东、西占领区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与以尖锐对立为特征的政治、外交、意识形态领域相对比，尽管双方在德国内部区域经济领域长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但也难以掩盖其角斗场的本质。谋求德国内部经济统一理想原则与企图保持各自既得的政治现实利益间的激烈博弈，在战后初期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初步实践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维持德国经济统一体原则的提出及初步实践
　　
　　1945年8月2日，历时1个半月的波茨坦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在这期间，与会的主角“三巨头”――战胜国美、英、苏经过了长期激烈的争夺与妥协之后，最终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和协定，试图在战后世界安排与对战败国处理上继续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并扩大其协作的范围。其中，《占领初期对德管理、处置的政治、经济原则》便是这次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会议的结晶――《波茨坦协定》重要组成的部分。
　　战后初期，虽然四大战胜国在德国实行的是分区占领制，由各占领区的军政府全权负责相关的政治、经济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战败德国的吞并；或是它们将可以完全地各行其是并将占领区变成自我封闭的独立王国。由于历史上的四大国战时合作关系与现实中战后德国问题处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占领初期对德管理、处置的政治、经济原则》中除规定了对战败德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处置方案之外，同时还表达了他们想进一步加强相互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的愿望。特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贯彻已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德国还将被视为一个“统一体”来加以对待。例如：在《政治原则》中第一项条款就有这样的表述：“根据《对德占领机制协定》，美、苏、英、法在各自占领区所指派的驻军总司令享有对该区域的最高管理权，同时，他们也将作为最高管制委员会的成员来共同决策全德性的事务。”而《经济原则》中的第14条款在语言表达上则显得更加明确与细致――“在德国被占领期间，它将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制定共同政策时必须考虑涉及：a)矿业、工业的生产和分配；……d)按照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则来制定进出口计划；……g)运输与通讯”。此外，第15条款还规定：“依据必要性的程度来对德国经济实行联合的控制：……c)确保依照最高管制委员所制定的模式，在各占领区之间公平地分配生活必需品，以促使在全德范围形成一个平衡的经济并减少对进口的需求；……”
　　盟国之所以表现出对进一步加强彼此占领区间经济联系的必要性持比较认可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迫于战后德国严峻的经济状况。在经历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之后，德意志的土地上到处呈现的是一幅幅断壁残垣之景。德国为其愚蠢行为付出的代价是：约700万^――其中大多为轻壮劳动力，直接或间接被战争夺取了生命，这相当于战前总人口的10％；居民住房――特别是坐落在重工业城市中的，遭受了严重的战火损坏，有些城市如德累斯顿甚至高达75％的房屋被完全或部分的毁坏；德国人引以为豪的发达的交通网也成为联军重要战略轰炸的牺牲品，仅有10％的交通线能够在战后勉强继续使用；工业生产基本处于停产状态，特别是，钢铁、化工等重工业饱受空袭炸弹的摧残，生产能力只有1936年的17％左右。以往规模庞大、范围广泛的货物交换和流通也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战争的破坏早已把德国的经济弄得支离破碎，然而，让这种状况雪上加霜的是战败德国还需承担沉重的战争赔偿，与此同时，尽管西方国家已经放弃了骇人听闻的“摩根索计划”，但是，战败德国还要受到战胜国所实施的“4D计划”中“非工业化”制裁的严格限制。特别是要求把德国的平均生活标准降到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标准，这极大地限制了德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而赔款支付的方式也主要是通过粗鲁地拆迁在战火中遗存下来的德国工厂及其机器设备。占领期间，苏占区总共就有2000至2400家工厂遭到拆迁。这大概相当于德国1936年工业生产能力的1/3，而在西方三个占领区也同样表现得毫不逊色，大约有680家工厂遭到拆迁，相当于1936年工业生产能力的30％到50％。相对于赔偿负担而言，东占区则是西占区的5至6倍。对于战争赔偿对德所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1947年，美国前总统胡佛在向现任总统杜鲁门作其私人报告时有如下的描述：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未见过如此肆无忌惮的拆卸工厂车间及其设备的。他们以赔偿为借口去进行拆卸，在扩大他们行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其行为同德国的经济是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或是会危害到世界和平。所有的占领国都应该对它们的上述行为负责。
　　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和战后制裁的限制所导致战后初期德国经济的凋敝，德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本已变得十分的困苦，再加上战后从原德意志帝国东部涌入的约1000万被驱赶者以及难民，更使得德意志人民的现实生活处境日益恶化。而且，就连驻地联军占领区的日常管理及基本维持也成了令他们头痛不已的问题。1946年7月，美-国的国务秘书伯恩斯就曾公开表示其对德国现状的忧虑：目前，德国的任何一个占领区都不能被视
　　 为是自给自足的。将任何两个区域当作一个经济单位，将会改善这两个区域的状况……我们不能继续将德国分成四个密封的区域进行管理，阻止……这四个区域间进行货物、通讯、甚至是思想的交流。如果这种现状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瘫痪。这会造成占领国成本的增加和德国人们不必要的痛苦。如下表：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大占领区各自掌控的物产、资源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其实，这原本就是构成战前德国传统内部区域间的天然分工、相互协作坚实基础。对于盟国来说，当务之急在于尽可能地减少占领成本，并尽快改善战后德国的经济窘境。那么，通过签订相互间的一系列贸易条约或协定来加强占领区间的经贸合作，不失为一种有效及廉价的对策。然而，《对德经济原则》虽然提出了必须进一步维持德国经济统一体的原则，表达了相互间进行协作的愿望，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先天的缺陷――没有说明该如何将原则加以具体地贯彻和实施。战后初期，四大国也一直在试图寻找共同可行的对德经济政策，并为建立占领区间的贸易合作相应地作了一些初步实践。
　　1946年4月25日到5月26日，在巴黎召开的四大国外长会议原本就是关于共同制定对德经济政策的一次尝试。然而，会上以美、苏为首就在德国建立何种经济模式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公开的分歧。美国坚持认为，德国内部区域应该全部推行市场经济模式，让商品和服务能够在占领区之间自由流通、运转，并以此作为开展占领区间经贸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而苏联主张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导，建立一整套受严格监控的贸易体系。英国大体上倾向于美国的建议，法国则比较支持苏联的主张。双方各持己见、互不退让。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与争论，与会各方最终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虽然，这次会议就制定共同的对德经济政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从1946年起，在州及占领区这个层面上，大体还是按照苏联的那套理念在占领区之间开展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经贸活动。苏占区也同其他西方占领区签署了一些占领区间的贸易协定，但时限只有6到8个月。1946年2月，由苏占区所辖的萨克森州同美占区之间率先打开局面，签订了一个贸易量为942吨的甜菜交换蔬菜种子的协定。随后，双方又向占领区之间这个层面的货物交换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于3月15日又签订了《框架条约》。这是一个涉及为期一个季度，价值1900万帝国马克的贸易协定。6月14日，双方又签订新的协定将贸易额提高到了5000万帝国马克。同年的10月1日和11月1日,美占区与苏占区间的州议会贸易不仅将双方的最高额贸易额又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高度――6800万帝国马克，而且，涉及的货物种类也有所扩大。苏占区供应的重要货物为谷物(4000吨)、土豆(65000吨)、糖(17000吨)、褐煤砖(20000吨)、而主要的输入货物为活的牲畜。
　　在这一时期，其他占领区之间也紧随其后，相继签订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1946年9月及1947年的3月，法、苏占领区之间先后签订了贸易额总计为1000万帝国马克的《索非亚协定I》以及《索非亚协定Ⅱ》。1946年9月25日，即几乎是在法、苏签订第一个《索非亚协定》的同时，英占区与苏占区也签订了一个名为《不列颠协定》的贸易条约。根据这一协定，英占区将向苏占区提供10万吨钢材，苏占区则向英占区输出5万吨的谷物、3万吨的土豆和20万吨木材以作为回报。一周后，英占区又同美占区签订了《戴森协定》，以加强双方的经贸联系。
　　然而，美、英并不满足签订简单的区域间贸易协定，并积极努力地加紧将其在巴黎外长会议所提出的对德经济模式构想付诸行动。1946年底，双方签订《共同协定》将两国占领区合并为统一的双占区，还于次年1月18日，同苏占区达成一个全方位的经济协定――《明登协定》。该协议规定：1947年第一个季度的贸易额是2900万帝国马克，这一年剩下的三个季度的总贸易额为1.77亿帝国马克。其中，苏占区主要的输入货物仍是钢铁，价值6800万帝国马克，占西方总供应额三分之二。紧随其后是活的牲畜和车胎。1947年11月25日，双方又共同签署了《橡胶协定》作为《明登协定》的补充。涉及交易的总额约为1400万帝国马克。从苏占区输出的产品为丁纳橡胶、人造丝。而西占区的供货为车辆的轮胎。
　　如果说《明登协定》及其补充协定标志着战后初期占领区间的经贸活动进入到一段小的高潮期的话。那么，1947年11月27日，苏占区同双占区签订的《柏林协定》便是其波峰。它明确要求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须至少提供货物额为1.57亿帝国马克的货物。而货物结构同以前的条约大抵相同。苏占区输入的主要货物为钢铁、机械制造品，占总输入额的49％，其次是纺织品(27％)和化工产品(9％)。而苏占区的供应货物种类比例分配为农产品(38％)、纺织品(27％)、木材(18％)、化工产品(11％)、机械制造产品(9％)。
　　自1946年初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初步实践肇始以来，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从客观上来讲，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货物交易额在不断地攀升、参与的地理区域在不断地拓展、贸易种类也在日益得到扩大。这种表象仿佛证明德国内部经济区域间的联系正在得到有效地加强，并朝着有利于《对德经济原则》中保证德国统一体的方向不断迈进。因而，1948年双方的贸易前景很被人们所看好。然而，一场积蓄已久的危机打破了所有的美好憧憬和幻想。这就是第一次柏林封锁危机。
　　
　　二、第一次柏林危机：理想原则的彻底幻灭
　　
　　自1946年2月到1948年6月两年多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的初步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这期间参与各方就共同对德经济政策的分歧和矛盾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以协调与解决。相反，随着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而日益凸现和激化。尤其是，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同苏联固有的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及对外政策鸿沟的不断加深，这势必会影响到它们对德各项政策的制定，并给本已蕴含重重矛盾的德国内部区域贸易投卞了更深的阴影。德国内部区域贸易也因此注定无法逃脱其作为四大国的另一个利益角斗场的命运，同时，东、西占领区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就在二战刚刚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曾经因战时需要而结成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便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迹象，并且逐步形成了美、英、法共同对抗苏联的态势。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首先发出了冷战的信号弹，随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公开出台则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德国作为美、苏在欧洲对垒的前沿阵地，不仅理所当然地成为其各项斗争的主战场，而且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双方的重新审视。
　　为了将西部德国改造成“遏制”苏联社会主义
　　 扩张的桥头堡，在1946年8月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率先停止了新的拆卸并修改了削弱西部占领区的限制发展政策。1946年5月，美占区首先宣布停止对苏提供拆卸的工厂设备。同年8月，又停止了对本占区新的拆迁。随后不久，这种政策的转变在西部其他两个占区相继得到效仿。除此之外，1947年8月，美英双占区还进一步颁布了一项“修正的工业限制计划”，该计划规定了双占区的工业水平将提高1/3到2/5，工业生产能力达到1938年的70％到75％，工业生产指数在三年内达到德国1936年的水平，产钢限额从580万吨提高到1110万吨。该计划强调：“一个有秩序和富裕的欧洲需要和一个稳定的、有生产力的德国进行经济合作。”至此为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对其占领区由“抑”到“扶”的政策转变已初具雏形。而此时的苏占区也在经历着一场变革。针对西方三国对德政策的调整，虽然苏联依旧没有改变对占领区的拆卸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也加快了对其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47年6月，苏占区在统一社会党的倡议下成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在苏联驻德军事行政当局领导下集中管理区内的经济事务。在该委员会的管辖下，加快了国有化的进程，私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被逐步纳入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轨道上来，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合作社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就这样一种与西方占领区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在东占区日渐成型。
　　随着美、苏冷战的逐步兴起和东、西占领区不同经济模式的日渐形成，原本稚嫩的德国区域贸易也就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内、外部越来越大的挑战。虽然美国一贯重视并倡导通过加强德国内部区域贸易达到维持德国经济统一体的目标，但是，美国始终无法认可和接受现行的那种由苏联计划经济理念影响下所建立的模式。在它看来，这有悖于《对德经济原则》，会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历经1946年巴黎四国外长会议的无果而终之后，美国不但没有放弃其主张，反而加紧为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其得以实现。
　　1946年12月，美国先同英国达成协定将各自的战领区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双占区。这种合并应该同波茨坦协定有关保持德国经济统一原则相一致。即，作为通往实现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来看待。其目标是引导德国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到1949年底，能够不依靠占领国的经济资助而实现经济上的自立。接着在1948年2月，法国在美国的施压和说服下，先同意法占区和双占区共同参与指导和管理西部占领区的对外贸易，并于1949年4月彻底并人到双占区，使之扩大为三占区。这便是日后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联邦德国的经济基础。同时，双占区还同苏占区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签订了《明登协定》及《货币协定》，以此建立广泛的条约基础。所有这些协定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建立一个货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德国内部区域贸易，从而实现美占区同其他占领区的经济统一。
　　在西方三占区经济逐步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扮演着助产士的角色。1947年6月5日，这项“援助欧洲复兴计划”一经提出，就立刻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在美国看来，一个把德国排除在外的欧洲复兴是极其不现实的，相反，要想实现欧洲的复兴，必须首先恢复德国的生产能力。然而，一个被分区占领、饱受制裁和限制的德国显然无力迅速实现这一点。出自对德国现实的考虑，美国只有先将经济统一目标锁定在拥有相似经济模式的西部三个占领区。就这样，美国利用“美援”先后说服和施压英国及法国同意将西方三个占领区进行合并。由此，整个西占区又被进一步纳入到了美国控制西欧、进而与苏联争夺整个欧洲的战略计划之中。
　　正当美国把立场转向于统一西方各占领区，复兴德国经济，要求牢固树立波茨坦会议所达成的关于维持德国经济统一体原则共识的同时，苏联并非只是冷眼旁观、静观其变。它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转变对德政策的一系列行动，公开表示了不满并相应地提出抗议和警告。特别是，针对美英两个占区的合并，苏联军事长官在1947年2月25日发表声明如是说，美英占区的合并“不只是经济性质，也是政治性质”，“双占区的协定可能对德国的未来政治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极富预见性的话语果然在一年之后应验了。
　　1948年2月23日至6月7日，美、英、法、比、荷、卢6国在伦敦举行外长会议，具体商议成立西德政府事宜。会议决定：法占区在经济上并人双占区，组成“三联占区”；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西占区参加“马歇尔计划”；由伦敦会议参加国组成国际管制机构对鲁尔区实行国际管制。伦敦会议使德国走上了政治、经济全面分裂的道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占区咄咄逼人的攻势，苏占区立即给予了一系列的回击。3月17至18日，苏占区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成立了有西占区代表参加的“德国人民委员会”作为全德代表机构。德国人民委员会立即开始主持起草全德的宪法草案。20日，苏联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从而宣告了管制委员会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坚持《波茨坦协定》中维护德国经济统一的理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同年6月18日，西占区根据伦敦会议的决定实施币制改革。20日，新的“德国马克”(又称“B记马克”)取代了西占区原先的帝国马克进入流通领域。虽然，币制改革有利于西占区的经济发展，为的是打开最终通往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道路，但也进一步加剧了东西占领区间的分裂状态。23日，为了对西占区实施报复性措施，苏联决定在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加上特别印记的“D”记马克，以保护苏占区经济不受西占区币制改革的影响。这更是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货币统一的愿望化为泡影，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内部区域贸易的基础。双方都以对方的举动相互谴责。尤其是苏联认为这将破坏《波茨坦协定》有关德国经济统一的原则。从24日起，苏联全面切断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由此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
　　在柏林封锁危机期间，苏联当局并没有因为封锁柏林而下令停止苏占区同西占区之间的商品贸易活动，相反，试图极力保障西占区的钢铁及其他货物能够顺利地运往其占领区。然而，此时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已经开始逐步朝着成为西方国家用于对抗苏联的一种重要反封锁手段的方向演变了，而且，其效力也在危机不断加深的同时，日益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在柏林封锁的当天，由西站区到苏占区之间正常的商业运输被中断了，但事实上区域边界并没有被西方所关闭。苏占区购买者仍然能够从西柏林获取某些货物。随着危机的不断升级，西方三国也相应地逐步加大了经济禁运的反封锁力度。同年9月，西占区终于正式停止了对苏占区的供应。至此，德国内部区域贸易也彻底沦为西方三国用以对抗苏联的除政治外交之外另一个非武力化的反封锁武器。当 然，不容否认地是在柏林封锁期间，东、西占领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彻底地中断，东、西占领区边界时常存在着一些非法走私贸易，甚至是小规模官方容忍下的内部区域贸易的残余，然而，内部区域贸易因受这场危机的影响而被严重地削弱，甚至其本质也被加以扭曲则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柏林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两年来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初步实践的结束。在经历了长达近一年的对峙后，这种经济上的反封锁也确实给东占区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最终迫使苏联难以应对而就范。这一点我们可以由其不得不主动向西方三国提出解除封锁必须先以恢复东、西占区贸易为前提的建议窥得一斑。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后，终于在1949年5月4日，共同签订了《杰赛普一马利克条约》。该条约不仅规定废除所有对东、西占区交通和经济关系的限制，而且，还为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的重新启动引入了一些新的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同货币造成的贸易难题。危机过后，德国内部贸易虽然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重新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波茨坦协定》中关于维持德国经济统一的理想原则的幻灭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就在柏林危机刚刚结束不久，美、苏便在原东、西占区的基础上扶植建立了惟其马首是瞻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就这样，内部区域贸易也随之相应地由占领国实施的占领区间的经贸活动深化为以两个德意志国家主导的两个货币区之间的贸易活动了。
　　
　　三、结语
　　　1945年8月，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虽然出于对战后德国不同的战略考虑，以及迫于战后各占领区严峻的经济状况，在《占领初期对德管理、处置的经济原则》中要求各方继续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然而，却没有相应地提出切实有效的实施细则。这使得这一原则从其肇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随后，四国试图通过开展和深化占领区间的经贸活动为此作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不容否认地是，自1946年初到柏林危机爆发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在其横向和纵向不断发展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缓解了各占领区经济窘境，并加强了占领区间的经济联系。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作用毕竟还十分有限，从这期间的贸易规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到了1946年底，苏占区与双占区之间的月贸易额不足4500万帝国马克，而在战前这一数字应为3至4亿帝国马克，仅相当于当时的八分之一左右。另外，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战后初期在各占领区之间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旅行者“背包运输”以及非法贸易。除了面临非法贸易的强力冲击之外，在战胜国调整对德政策之前，稚嫩的内部区域贸易还得面临同时实施的赔偿计划及“非工业化”限制措施的挑战。所以，其发展限度及积极作用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主要应归于各占领国尤其是美、苏就占领区经济模式问题存在着的固有的严重分歧，再加上美、苏冷战的逐步兴起，对德政策相应地发生转变，使得东、西占领区政治、经济模式逐步走向尖锐对立。在上述种种恶劣的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德国内部区域不仅始终没有充分发挥搭建各占领区经济桥梁的作用，反而日益成为大国政治斗争的另一个角斗场。其所扮演角色也逐步由占领区间的“经济夹子”转向了占领国之间政治斗争压迫的手段。1948年的柏林危机也只是其酝酿已久的矛盾的一次自然爆发。这场危机彻底宣告了维持德国经济统一的理想原则的幻灭，也使得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的初步实践告一段落，德国也由此不可避免地迈出了经济、政治全面分裂的第一步。
　　
　　[作者简介]王超，男，1981年生，呼和浩特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方向为德国现当代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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