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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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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忆家住北京东城,而北京5家电视机构全部散落在京西海淀区。每逢从东城区跑到遥远的海淀,在奔忙中掠过那些电视机构的大门,阿忆总是唯独经过凤凰会馆才会想到停下来,上到5层楼去坐一坐。要论朋友多少,阿忆在中央电视台朋友最多,是中央台首先把他从报刊和广播电台连哄带骗,引入电视圈。而且,北京电视台、北京有线电视台、重庆卫视北京制作部都有阿忆的合作伙伴,他的口袋里揣满了这些地方的临时入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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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凌峰和贺顺顺夫妇请凤凰策划部经理程鹤麟吃饭,阿忆夫妇也去凑热闹。停车时,阿忆又磨磨叨叨地嘟囔,提起为嘛一到凤凰门口,就会想到上去歇脚,而在别的电视台门口却一点不想停留。妻子说:“凤凰不用出门证。”阿忆太太,乃阿忆小学同窗,可谓红颜童年知己,因此每每道破天机,就像佛寺周围的棒喝。阿忆提提裤子,摸摸脑袋,心想:“对呀!无非是凤凰不设防。”
  阿忆出生在一位陆军军官家庭,后来父亲从陆军变成空军,母亲一直在海军研究所工作,这使他从小便饱尝了一种奇怪的艰辛――必须绞尽脑汁,骗过门岗,才能把小朋友带进父母的军营。实际上,电视台和军营一样,并没有因为布岗增哨而减少肇事,每当中央电视台方楼的门卫查证严厉,就说明办公室刚刚又丢了巨款。其实,12岁那年,阿忆就曾把门卫的手枪一点一点拔出而门卫却全然不察。自从看到这些满脸高粱茬子的士兵对穷人吆三喝四,阿忆就再没喜欢过任何设防的机构。
  事实上,凤凰不设防,也没听说出过什么比设防电视台更大的事。而且,不设防的机关,干起事来都有一种轻松,仿佛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都不设防。(摘自阿忆《凤凰不设防》)
  
  “中国第一知道分子”的成长
  
  “我首先要解决的是一家人的生活,要给家人生活的尊严。”
  1992年,一个“下岗”的男人带着同样“下岗”的妻子和几岁的孩子,到处“打游击”赚钱。在这之前5年,刚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成为了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当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说法大概还处在酝酿阶段;在这之前4年,他满怀激情地主创出一档轰动一时的纪录片,却由此一度身陷囹圄,最终丢掉饭碗。
  在这之后的11年,他被《新周刊》杂志社评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知道分子”。这家杂志社对他的评语颇为精到:“以麦克风代笔,以荧屏代纸,借助纵横中国节目,他示范了一位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通过电视向公众释放知识能量,转向知道分子的成长历程,这位电视布道者及他的知道分子同行们,从坐而论道转身与公众对话,共同提升着中国电视传媒的思想品质与知识视野,试探出了中国文人价值最大化的另一出口。”
  不用说,如果你拿着遥控器有幸能调到凤凰卫视,你大概已经知道这位“知道分子”是谁了。不错,王鲁湘。他一口气在凤凰台捣弄出两个业绩不错的栏目――《世纪大讲堂》和《纵横中国》。
  《世纪大讲堂》专门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开坛授课,主讲嘉宾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好手,不仅脑子好使,而且嘴也特快。王鲁湘跟各路专家都能棋逢对手地对上话,根本没有一些靓丽同行们对专家仰望泰山般的小家子气。
  虽然王鲁湘不是《纵横中国》的主持人,但他是在任何一个省份都务必出席的唯一固定嘉宾。在这档脱口秀节目中,王鲁湘一边在全国各地走,一边和各地的嘉宾探讨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缘文化。“走到哪里都要忆古思今,恨不得从开天辟地说起,好像我在那里生活了五辈子一样。”王鲁湘说。确实有很多地方的本地人都把他认作老乡。
  要想走到哪里看起来都像在那里生活了“五辈子”,肚子里没点货是不行的。实际上,从1977年结束知青生涯进湘潭大学中文系,到1992年被迫成为脱离体制的“下海者”,这十几年时间他一直“磨”在学院中看书。甲骨文、地缘文化、山岳文化、河流文化、海洋文化、民俗风情、乡土建筑、民间工艺等方面书籍,王鲁湘一样都不放过。他不仅读书,而且还写了好几本书,甚至包括《中国乡土建筑》之类的学术专著。一句话,在上电视之前,他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美学学者。
  比王鲁湘有学问的学者多的是,王鲁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这些学问通过电视给抖落了出来,偏偏爱听他抖落的人又不在少数。
  不过,最初在电视上露脸的时候,王鲁湘也是一身的不自在:“这哪是王鲁湘啊?怎么声音这么高亢啊?一副急急忙忙、急于表现的模样,有的时候还磕巴半天磕巴不出来。不是这样的吧!来北京二十多年了,普通话说得还可以,怎么这电视上一听就分明是个湖南人啊!”
  没关系,凤凰台说,怎么自然怎么说,凤凰台只是“修理”了一下他的着装。“总导演宋彦利和主持人胡一虎对我着装的苛求,也是促使我年轻化的重要原因。台长王纪言知道我一贯不修边幅,于是下令我出镜时只能穿浅色和亮色的衣服。”王鲁湘说。
  于是,这个一开始在电视上颇为笨拙的美学学者,最终把自己变成为在电视上最为抢眼的“知道分子”。
  “凤凰卫视是我领工资的地方,它还给我提供免费的机票。凤凰台有宽松的集团文化,边界内的平台很大,和内地电视台最大的不同就是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审片阶段,我自己就是栏目的最终审稿者。”
  看来,这位“知道分子”非常“知道”谁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不过,从他的口气看来,这种“知道”之中,有感恩,但不跪着。
  
  一种“文化抱负”的尽情释放
  
  余秋雨与凤凰台有缘。这不仅仅因为凤凰台的老总刘长乐和他是多年的哥们。
  不消说,围绕“余秋雨”三个字,可谓聚讼纷纭,但这些长长短短的话不必在此处打理。不管怎样,有两点基本上可以作为事实而成立:第一,余秋雨的“笔头功力”很不错,写文章出书有一拨人看;第二,余秋雨的“嘴上功夫”也不赖,上电视说话有一拨人听。这两点,对作为老板的老朋友刘长乐而言或许更为重要。
  刘长乐确实有股折腾劲。一个《李敖有话说》让李敖痛痛快快过了一把嘴瘾,紧接着他又让余秋雨开了个脱口秀栏目《秋雨时分》。两位颇有个性也颇受争议的文化名流同台亮相,让很多人不禁有了“余秋雨PK李敖”的合理猜测。
  从2006年元旦开始,每周一到周五,在午夜时分,余秋雨都在《秋雨时分》中讲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心得体会。时间不长,每次5分钟。后来又改成每星期播出一段,每段半小时。
  对于这个栏目,余秋雨似乎有一种“电视以载道”的文化抱负:“这是一个大课题,我早就觉得应该有人来系统讲述了。凤凰卫视是面对全球华人观众的,而今天全球华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因此不能再拖了。”
  《秋雨时分》的题目设置也明显体现了这种用意。2006年的总题目是“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横向地讲述中华文化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一半正面,一半负面;2007年的总题目是“中华文 化记忆”,纵向地讲述中华文化的一个个重要篇章,按照时间顺序来梳理最值得今人记忆的历史内容。
  余秋雨说,“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从阐述古希腊文化经典开始的。这才使工业革命经由‘文化招魂’而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几乎每天都深度投入。”
  但投入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获得承认,而不是被枪毙。“至于每期节目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余秋雨自己负责筹划,有许多内容是余先生即兴发挥的,台里一般都不会插手。”余秋雨的助手说。台里不插手也给台里带来了好处,因为只需要再配上两个工作人员,总共三个人就把一个节目搞定了。
  余秋雨自己也对这种工作氛围颇为满意。早在他携手凤凰卫视进行“千禧之旅”的时候,他就说过:“我们在野地说话,在中东草原上或者沙漠上讲话,这个讲话没有任何人说你要讲什么,是我想出来的,也不是昨天想出来的,是当时想出来的,有独立感,还有完成这一切的快乐。”
  “凤凰卫视有另外一种魅力,就是它有一种国际传媒的规则,和国内的宣传规则不太一样。第二,有足够的自由度,随便你讲,相信你主持这个节目,没有任何人管你。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很开心。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充分地无拘无束地讲出来,不要承担什么你不想讲的东西。第三个就是凤凰卫视的友情,凤凰卫视是非常可爱的团队,大家都按照自己的乐趣过日子。”余秋雨如是说。
  两年之后的2008年,《秋雨时分》无征兆停播。据说,这主要是因为余秋雨忙于他事。不过,和它开播时一样,这又引来外界的一片猜测和争议。有人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收视率。
  
  瞧这“奔60”的上班族
  
  马立诚先生先后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人民日报社担任评论员近30年。他在为报纸撰写评论的同时也出版了很多著作,他的著作与中国现实问题结合得特别紧密。他著有《交锋》、《大突破》、《历史的拐点》等14本书,2002年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2003年,已过知天命之年、奔60的马立诚在人民日报社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后,又到香港凤凰卫视评论部上起班来,做了1年的评论员。
  春日载阳,有鸣桑庚。和马立诚先生的谈话也有如这没有沙尘的京城春日般惬意。这种惬意诱使着我们改变叙述的笔触,改用第一人称来完成本节的行文。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实在不愿意在旁边多上一嘴,打扰马先生流畅的叙述思路。不用说,下面的“我”指马立诚先生。
  
  “绞刑架”上
  2003年初,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来北京邀我加盟凤凰卫视,担任评论员。我对他说我没做过电视,他说不要紧,他自己过去就没做过电视。我说我想一想,后来凤凰卫视先后有6位高层人士来京,动员我去香港,于是我7月底就到香港去了。
  飞机落地,凤凰的人把我接到九龙红坳体育场旁边的海逸酒店。刚一人住,凤凰卫视人事部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了两件事。一是人住海逸酒店一周,凤凰掏钱,请尽快在香港租房子,一周之后如果还住酒店,请白费。二是通知做节目。后天是你的谈话节目,栏目名称是“新闻今日谈”,节目长度20多分钟,由你主讲,还有一位配合你,叫吕宁思。
  我说我讲什么呢?回答说这个由你自己决定,我们老板既然聘请你来,就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力。节目是准直播,录完了就播放,节目不审查,也没有时间重新录制,请做好准备,事先给吕宁思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我问,凤凰台在什么地方呢?回答说,在九龙海边的海滨广场写字楼第9层,海逸酒店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问问就可以了。另外,做节目的时候早来十几分钟化妆。
  我过去没有来过香港,人地两生,准备什么节目呢?幸好我来的时候带了一些报纸,边看报纸边考虑题目,想了一个题目是中国的崛起目标,就是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看上去好像理论性强,其实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题目想好了,提纲也写好了。我担心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时间到了,只讲了三分之二;或者提前讲完了,还有5分钟干在那儿了,怎么办?为了保证成功,只有多练。我把手表放在桌子上,对着墙讲了6遍。讲完了已经是夜里三点。
  到了凤凰我才知道,台里只有一大一小两个演播室,排得很紧。这个节目做完了,下一个节目马上进来。内地的电视台演播室很多,凤凰没这个条件,因为这要费很多钱,凤凰讲的是低成本运作。所以它是准直播,录完就直播了,不能讲错,不能说这次没讲好,重来一遍。
  第一次做节日等于是背出来的,很紧张,幸好没出错。从那天开始上了“绞刑架”,第二天还是你,一周5次。何况第一周我还面临租房子的问题,忙得脚丫子朝天。录完节目之后回去的路上就想,明天讲什么?凤凰卫视没有图书馆,没有食堂,我也没有助手,一概都没有,有的就是自由,台里相信你,让你发挥你的本事。
  做久了就熟练一些,但是讲什么还是个问题,完全是自己选题,脑子一天到晚轻松不下来。我后来租的房子离凤凰台步行10分钟,这10分钟就是决定选题的时间。明天是讲“宝马撞人案”还是讲“建设银行要在香港上市”呢?回来一进门就打开电脑上网搜,不管是宝马撞人。还是建行上市,都打印出来,一大摞。读完了根据资料情况确定一个题目,再思考自己的评论意见,然后就是写提纲。这个过程下来,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自己动手做饭,吃完了对着提纲练,讲个两三遍,再思考一下,就到晚上10点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想着谈话的内容,再复习复习,看看有什么问题,中午到外面吃个快餐,又去录去了。
  这样精心准备,在电视上讲的时候,有时还免不了低头看看提纲。有一天到香港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的老婆就问,你在电视上谈话,怎么还低头看纸呀?弄得我不好意思,只好回答,刚开始做,还不熟练,以后就不会看纸了。
  
  突然袭击
  三四个月过去,心里有点准了。有一天,我准备好了一个节目,突然吕宁思给我打电话说:马先生,你准备的节目变了,今天晚上的“时事开讲”不再做那个节目了,请另准备一个。
  做什么呢?他告诉我胡锦涛刚刚结束了对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今晚的谈话节目请评论这次访问。
  啊?离录节目还有一个小时!怎么准备?他说对不起辛苦一下,这是台里的决定。一个小时,我连饭都不吃了,马上上网,把资讯浏览一遍,弄出个提纲,脑子里把要点集中起来,就上去了。
  还有一次,晚上7点,我正在一家餐馆吃饭,突然接到台里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某餐馆吃晚饭。他说放下饭碗,立刻回台里做节目。我问什么节目,他说萨达姆被捉住了,西方各台把画面陆续传过来了,这是全世界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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