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为何没能改变大清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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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立场暧昧的队友
过分依赖袁世凯,是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致命失误。
当时,遭遇到顽固派强势反对之时,手无军权的帝王与康有为等商议之后,完全寄希望于正在天津摇摆不定的袁世凯身上(1895年,袁奉命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
拿著光绪密诏的谭嗣同到天津找到袁世凯,让他调动新建陆军“勤王”,诛杀荣禄并兵围颐和园。在权衡利弊之后,袁世凯选择了向荣禄告密(这一行为究竟是在戊戌政变之前还是后,史学一直未有明确论断),此举最终给了戊戌变法狠狠一击。
最初之时,袁世凯的主张与维新派非常接近,他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都属于活跃分子,虽然级别差别不小,但甲午之后,彼此有相互需要的基础。1895年,当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屡屡投递无门时,袁世凯就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可以窥见其态度诚恳。
由此可见,康、袁的接触是有长期背景的,维新派竭力保举袁世凯,袁世凯在军事上尽力保证维新派安全,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政治交易关系。并且在谭嗣同面见袁世凯之前,也有其他人先期赴天津小站进行了沟通,甚至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也参加了会谈。
与维新派走近就是靠近当今皇帝,而光绪是合法的皇帝,无论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政治伦理上,袁世凯都有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与维新派合作。但是,他有他的合作底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没有负面影响。所以,最后袁世凯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亦是情理之中的。
不接地气:旧瓶装新酒
在这一场变革中,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戊戌变法103天中,光绪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并没有按照以往程序、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完全缺乏可操作性。
于光绪来说,这其实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清王朝刚刚遭遇了甲午战败,他迫切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于是,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他整夜整夜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却仍然精神高度亢奋。
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盖上了皇帝玉玺的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就能使大清帝国起死回生。
他们的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草率,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包括官员和读书人的根本利益。
更为要命的是,康有为一贯向光绪灌输“中国民众民智低下”(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就详细阐述过这一观点),并在很多变法措施上无视甚至侵犯民众利益,如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驱赶摊贩等。普通民众对变法产生极大的不满与愤怒自是难免。
封建制度在中国传承了上千年,国人很难接受新事物,更何况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所以若要改革首先要改的便是国人的封建思想,但是维新派却忽略了这一点,缺乏民众基础的他们才会给顽固派可乘之机。失去了民众基础支撑的皇帝,拿什么去拯救他的帝国?
光绪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草率的方式进行与结束。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有悬殊:一门心思“架空慈禧”
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清政府的内部共分为两股势力,一部分是以光绪为代表的支持维新派变法的人士,另一部分则是以手握实权的慈禧为首的顽固派。
维新派将目光放在了西方的制度和思想上,他们想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
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更看重眼前的利益,所以在戊戌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他们便转而想要扼杀戊戌变法,这是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顽固派的悲哀。
在光绪筹备变法之初,慈禧并没有反对变法。无论是从1840年之后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外敌入侵和农民起义对清廷政权的破坏,还是从戊戌变法之前已经蔚然成风的洋务运动来看,改良,早已成为各种势力的共识。慈禧支持改良,是应有之意。而为何变法只进行了100来天,慈禧对改良的态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变法一开始,光绪就一门心思想要“架空慈禧”。
当变法在进行过程中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拦时,光绪把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一批官员给革职了,同时赏谭嗣同等4人加四品卿御,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些做法是对慈禧所掌握的最高权力的一种挑衅,这不能不引起慈禧的高度警觉。
而维新派后来拉拢袁世凯,准备借用他的兵力发动兵变,直接威胁慈禧的地位和生命,这更是慈禧所不允许的。
于是,慈禧的绝对权力便得以凸显,她决定不再放手光绪“瞎折腾”,把权力收回自己手中。最终,历史便走向了它的轨道:操盘手光绪皇帝被囚禁,发起与执行者康有为、梁启超远逃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另有其他维新党人不断被驱逐、逮捕、迫害,以资产阶级改良手段试图变革晚清王朝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摘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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