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豆腐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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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一家老小七八口人，奶奶年逾花甲，我们哥儿四人最大不到十岁，小的才一两岁，我才七八岁，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主要靠父亲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以及母亲每天在生产队里辛苦劳作的微薄收入。他们愁眉苦脸、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的模样，从小就镌刻在我们幼小的心里。
　　因为日夜操劳，母亲不幸得了腰椎结核病，曾三次到当时的山西省运城地区人民医院做手术。就在母亲最后一次做最关键手术的前两三个月，同村有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人也得了这种病，却因家寒治疗不及时而不幸去世，家一下子就败落了。时年还不到30岁的母亲，担心手术难以成功，便把父亲叫到病床前，执意要在手术前见我们弟兄一面。父亲犹豫再三，终于下决心带我们分批和他坐火车到百里以外的运城地区医院去一趟，和母亲再见一次面。
　　从老家到虞乡乘火车去运城见母亲那天，天空下起鹅毛大雪。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和三弟去赶火车。我们两个前边平杆上坐一个，后座再坐一个。父亲骑得满头大汗，累得直喘气，西北风像一把把利刃，把我和三弟的脚、手、耳朵割出一道道小口，血珠直往外渗。
　　父亲边走边给我们讲母亲病情的严重性，尤其是一年多累计上千元之巨的医疗费，犹若天文数字般，沉甸甸地压着父亲，使他急火攻心，突患急性中耳炎，成了一个“半聋子”。因为雪特大，路途难行，平常只用三四十分钟的路程，我们竟然在心酸和眼泪中行走了一个多小时，以至于险些误了晚点半个多小时的火车。
　　车到运城后，我们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火车站赶到医院。经过这一路上四五个小时的折腾，我们饿得前后肚皮都贴在一起了。在医院门口，父亲为我和三弟各买了一碗五分钱的豆腐脑。在那个十分简陋的小吃摊前，豆腐脑被摊主放在用白色的棉布包裹着的陶罐里，陶罐口的木板盖也被白色的棉布包裹着。把陶罐口的木板掀开，马上就有一股热气飘逸而出。他一手拿着浅浅的灰色陶瓷碗，一手拿着白色铁皮铲子，麻利地往碗里铲了几铲子乳白色的豆腐脑。之后他又从另一个同样用白色棉布包裹着的、比较小点的陶罐里舀了一勺汤，浇到豆腐脑碗里。汤里拌有葱花、黄豆、粉条之类佐料，顺手滴了几滴香油……眨眼间，两碗色香味俱佳、香气四溢的豆腐脑就端在了我们面前，很是诱人。
　　我们舍不得吃，硬是用冻得发红的小手，在雪花飘飘中，把豆腐脑端进医院病房里，让母亲吃。然而母亲哪里吃得下呢，当她听三弟讲，因为没人管，我们弟兄几个饥一顿饱一顿，小弟饿了后，常把拇指放在嘴里吮吸权当充饥的情景后便成泪人。最后在哭声一片的病房里，合着咸咸的淚水，我和三弟吃下了平生第一碗“豆腐脑”。
　　所幸苍天有眼，母亲最终战胜了病魔，一直活到81岁仙逝。现在生活富裕了，鱿鱼海参也很家常，但每逢下雪天，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50多年前那碗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豆腐脑。
　　（张兴平/文，摘自《黄河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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