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如何“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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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4月1日，陈平原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题为“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的演讲，他以梁启超、章太炎、周作人、胡适四位文化名人在1922年的四场演讲为中心，精彩地呈现了他们各具特点的神采风貌。事后看来，这场关于“学术讲演”的演讲是很有些象征性的。在学问方向上，标示了陈平原在“图像中国”之后，又开辟了“声音中国”的新论域。从“声音”角度切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演进，围绕“演说”与“文章变革”，“演说”与现代政治宣传，课堂讲授与大学文学教育，陈老师不断发展出富有启发性的论述，“有声的中国”成为新世纪以后他个人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而且也实在地推动了学术风气转移，“声音”的维度此后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而在人生经历上，这场演讲也开启了他此后与华东师范大学连续十五年的讲学因缘，至2016年暂时告一段落，十五年间陈老师在丽娃河畔（位于华东师大的中北校区）和樱桃河（位于华东师大的闵行校区）共做了五十场讲座，这里于是成为陈老师所任职的北京大学之外，他讲学次数最多的大学。作为兼职教授，陈老师每年带着正在思考或研究的问题来到华东师大中文系，与沪上学人学子交流，春风化雨，惠泽深远，投入不少精力，也结下诸多缘分。以至于他行走江湖时，“常遇到沪上听课者过来打招呼，让我受宠若惊”。更有数位年轻学子由此激发学术大志，考入北大陈平原（或夏晓虹）老师门下，终于登堂入室，亲炙教诲。
　　十五年杏坛高议，最后结集为一本（《讲台上的“学问”——华东师范大学讲演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十次演讲的讲稿或记录（外加一篇附录），同时辅之以对五十讲内容的简要说明，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讲台述学的现场感。读者在这本书里不仅能观察到一个资深学者在学术上的深入推进和转移范式，能体会到带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学术品味、标准和裁断，更透过尽量复原的“原初”状态，能感受到一位优秀“人师”在传道授业和人格熏陶上的用心、体贴与坚持。陈老师对课堂始终非常重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随风飘逝的‘课堂’情有独钟，认定‘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讲台上的“学问”》“小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以下径标页码。）他在讲授何为“理想的文学/人文教育”，而他的讲授本身就是一种精彩的“理想的文学/人文教育”。换言之，讲台上讲授“学问”，更传递“精神”和“境界”;落实到纸面上，重视“文章”，更追求“诗意”和“情怀”。这对今天大学中已经暴露出来的以项目、科研为尚，忽视本科教学与师生交流的倾向，无疑也是一种纠偏的示范。文学/人文学的魅力以及学者的关怀，由此都得以彰显。
　　从陈平原老师在华东师大的五十场讲座的题目能发现，他每次都是精心准备，所讲内容不仅包含已有的研究，还涉及正在进行和思考的新课题，大致涵括了他多年来主力探索的几个领域和方向：晚清小说与报刊（比如“域外小说的译介与接受”“旅行者的叙事功能”“晚清小说的类型特征”“晚清的魅力与研究的策略”等）、文学史（“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新变”“文学史：课堂教学与著述体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学术史（“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徘徊于文史、古今、政学之间”“学术史上的鲁迅与胡适”等）、视觉文化（比如“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从《时事画报》到《真相画报》”等）、都市文化（比如“文学北京’的春夏秋冬”“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等）、大学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比如“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如何讲述‘大学故事’”“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重构”等）。在这些领域，陈老师深耕多年，成果卓著，讲授这些题目，自然是在传授多年治学的心得体会。但又特别注意区别于以往著述，侧重于对研究视野、方法和学术史脉络的介绍。比如，《讲台上的“学问”》中所收关于晚清小说的三次演讲记录，分别谈“翻译小说”“稿费制度”和“旅行者”，明显是陈老师从已有著作中提炼、引申出目前尚未得到足够关注、仍留有丰富空间的题目，学理性强，而又盛意迭出，不同听众各取所需，都会有真实收获。
　　更重要的是，陈老师还经常把自己最新的思考方向或者他认为有潜力的研究议题，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学生。这方面包括声音文化（比如“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声音的政治——现代中国的‘宣传’与‘文章’”等）、物质文化（“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作为物质文化的现代文学”等），以及關于“五四”、读书、人文学等问题的新思新见。这些都是陈老师近年辛苦开拓和摸索的领域和议题，说“开风气”一点也不夸张。他以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为例，引导学生关注若干有潜力的重要问题并从而“预流”其中。解释讲题的“题解”中不少讲题边都标明“未刊”，也就是说陈老师把他仍在用心探索、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都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后学（大多数都并非自己弟子，而只是一般听众）。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在他那里，丝毫没有对这些课题或发现可能被他人跟进甚至“套用”的担忧。热心地指示方向，细致地金针度人，这背后是一种真正把学术作为天下公器的胸襟和气度;支持这些无私行动的，完全是对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进步本身的关切与期待。
　　《讲台上的“学问”》较全面地涵括了陈老师近年的学术关怀和治学路向，也呈现出陈老师极具魅力的述学文体。他的讲学风神潇洒，不高调，无套话，不预先设立某种理论框架，也不有意迎合大众的趣味。他总是旁征博引，出入文史，贯通古今，融合才情和学理，与大众真诚对话。如果把这些讲稿或录音整理与陈老师的相关著述并置在一起对读，可能会对“学问”的生长成形有更直观的感受。且让我举一两个例子。都市文学与文化是近年来陈老师关注的课题之一，《讲台上的“学问”》中《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一文是演讲的整理稿，陈老师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六座城市为例谈都市文化研究的前景和可能性。他不是宏观地泛泛而谈，也不是简单将西方都市研究的理论挪用到中国个案上，而是立足于个人参与的六次会议，分享“感受与困惑”“经验和教训”。不同于一般的跨界研究，陈老师特别强调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进入都市研究时，不要轻易放弃自身学术背景和优长。他认为：“今天我们对某一个城市的印象或理解，很大程度是长期以来诸多前贤绘制、描述或表演的结果。”（第155页）所以，“书写”“想象”和“记忆”往往是他切入都市研究的独特角度。他在此基础上，分析和阐释城市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勾勒城市发展的多元可能。他从作家们对北京四季的书写中，透析这个城市之所以让人留恋的原因。他发现北京有一种独特的城市认同，“北京总是在城市与国家之间游移”。谈到香港，他聚焦作者和学者如何在大转折时代里安身立命。又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布置学生们写“我的香港记忆”为例，强调“城市研究必须兼及感性与理性”，“不能光是高头讲章，要有生活细节与个人感受”，（第168页）如此才能有所发现。陈老师的这些城市论述都是从他自己的感受和阅读出发，而不是以西方各种理论预设为前提，他期待的是一种结合学术训练与文人情怀，“兼及文学、教育、文化、风土乃至百姓日常生活的‘城市志”（第172页）。而在具体论述中，陈老师也特别注意分寸，既高屋建瓴又体贴入微，严守学者的身份和独立的发言姿态，绝不为了追求轰动效果而故意夸大其词。比如，关于北京的城市性格，他不赞成开发还是保护的简单二元对立，认为“我们既需要‘古都保护’的旗帜，也必须明白，生活在延续，都市在更新，不是保护的故居越多越好。这方面分寸感很重要”（第158页）。关于由政府来主导城市文化的讨论，他担心“学者的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是否会受到限制”（第174页）。这些地方都体现出一个学者的通达和严肃。如果说在“演讲”中，陈老师主要是提示视野和方法，那么，当他把这些思考转化为专业研究并认真经营著述时，他格外重视学术论证的严谨与可靠。从2008年开始，他为北大出版社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目前已出版十多种，涉及北京、西安、香港等城市，拿出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实绩，这套书已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参考;而且通过和多方面合作，切实推动了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而他自己的《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则是综合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文本形式和大量原始资料，努力返回城市的历史现场，探索文学、图像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前者从多种角度进入北京的春夏秋冬、前世今生，呼吁建立“北京学”;后者则在多种晚清画报的基础上重现“帝京想象”和城市中“流动的风景”。特别是后一本书，繁体字版出版后，陈老师一直在增补修订，为了简体字版更加充实厚重，名副其实地“十年磨一剑”。可见，都市研究之于陈老师，不只是一种公共关怀，他是实实在在地将之作为学术事业来郑重经营。 　　不仅都市研究如此，陈老师对待大学研究也是如此。《讲台上的“学问”》中有三篇直接涉及大学教育。陈老师之关注大学教育，重在对精神层面的“大学之道”的发掘、阐释与坚守。在《中国大学百年》中，他标举“从游”的重要性，感慨今天大学里师生沟通和接触越来越少，关系也逐渐功利化;在《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中，他认定谈论大学的历史，不能“局限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而要“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第185页）;不能一味风花雪月，也要记得那些“被压抑、被遗忘或暂时说不出来的“大学故事”（第194页）;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则通过西南联大、新亚书院和剑桥大学，来讨论作为“文学教育”“学术理想”以及“旅游景观”的大学。从这些演讲中可以看到陈老师对大学的关怀所在。也正是这种关怀促使他陆续写出“大学五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大学何为（修订版）》《大学有精神（修订版）》《大学新语》，深入发掘百年大学传统与现代教育转型的关系。仔细考察这些著作，会发现其中既有精细的历史考辨与梳理，又有对当代中国大学的危机和可能的反省与揭示。陈老师一方面从历史尘埃中打撈北大、清华国学院以及西南联大等的宝贵传统，高扬“关键时刻”的大学精神和尊严，以之作为当下的资源;另一方面细致分析大学评估、大学排名和大学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和代价，平和地提出一些合理的替代性方案。陈老师转向大学研究背后的动因也许是受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刺激，但当他真正从事大学研究时，他很快从一个业余“观察员”转变为了一个教育史专家，讲究立说有据，注意多方参照。大学研究本身，就是在表述和践行着他自己的大学和教育理想。如此，从“演讲”到“著述”，其间不仅经过多年打磨、改写或重构，更体现出学问的规范、伦理与境界：如何采铜于山，扎扎实实从原始材料出发;如何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学术传承中开拓新境;如何“扎硬寨，打死仗”，直面关键难题，而非腾挪趋避、刻意取巧;如何主动收缩战线，克服炫学虚荣，也克制过分旁逸斜出;如何不断自我反省，保持对“学问”的温情与敬意，而不是将之等同于项目、课题和技术化的处理……
　　陈老师很看重学问本身的规则、标准和独立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甚至被看作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代表。但“学问”对于陈平原老师而言，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理论、知识或方法，而是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借用陈老师那篇名文《学者的人间情怀》的表述，他从来未曾放弃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和批判责任。他只是警惕于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更反感一些人动辄搞立场站队，独断排他，党同伐异，甚至不惜扭曲学术以文饰其政论。陈老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良知，但当他介入社会，面向大众发言时，他不应该只有良知，背后应该有学理的支持。而当他做好专业准备，在学理基础上形成了独立判断后，他也应该向社会反馈他的思想成果和智慧。《讲台上的“学问”》很好地展现出他通过讲学对社会发言的理念，以及在学术求是与公共关怀之间维持平衡的努力。
　　五十场演讲题目大多可谓在专业和公共之间，相对偏重于公共性。在介入公共性议题时，“了解之同情”在陈老师这里显得格外重要。这里特别提出书中所收谈八十年代和人文学的两篇。《小书背后的大时代》一文，陈老师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这本书说到“八十年代”，他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界定为“说出来的学问”。在他看来，事过境迁后再看，让人怀念的，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论述，“而是提倡者那种初生牛犊的勇气，以及允许乃至鼓励年轻人‘勇猛精进’的时代氛围”（第197页）。陈老师并有此感慨：“真正有深度的对话，本该是互相激荡而产生的奇思妙想。这个时候，很难分清每句话的所有权，以及哪个概念是谁最早提出的。非写成正式论文不上讲台，害怕自己独有的想法或关键史料被剽窃，于是说话时小心翼翼，这可不是好现象。再加上评职称、报项目、获奖励时，只认可专业杂志刊发的高头讲章，随感、评论、对话、书评全都不算数，使得今天中国学界，规矩多而灵气少，从一个极端都到了另一个极端。”（第199页）这显然是对今天“学术规范”被错误理解和严重窄化的一种批评。在此文中，陈老师还谈到当年与现在年轻人状态的对比：“（现在的年轻人）缺少那种‘充满希望’的自我感觉。……这里需要青年心态的自我调整，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也需要长辈努力为其提供表演舞台。”（第203页）因此，陈老师把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当作“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资深学者，如此体贴年轻学人的境遇，提出对年轻学人的责任，在今天是多么难能可贵！另一篇《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一文，陈老师论“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时说：“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到处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第210页）他认为人文学要保持对话姿态，适应并介入正在变化的世界，但不必刻意迎合“时势”，既不漠视回避，也不放弃自家立场。我们完全可以把陈老师的大学研究看作是他发挥人文学优长，“提供某种知识视野与价值尺度”的一种尝试。
　　最后想谈谈陈平原老师在华东师大持续十五年的讲学以及由此催生的这本书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具体到现代文学学科，大家一般都承认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华东师大中文系是国内两个重镇，甚至被看作双峰并峙。在北大，是以王瑶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为代表，注重文学史视野，强调史料基础，质朴征实，言必有据;在华东师大，则是以钱谷融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为代表，以文学批评见长，强调人生感受和解读功夫，敏锐犀利，才华横溢。粗略地说，前者近汉学，后者近宋学，各有所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两种学术传统似乎形成南北两个学派，影响都很大。非常可贵的是，这两个学派之间一直保持了友好关系。不仅老先生们互相欣赏，他们的弟子们在学术上也交往密切。陈平原老师对于华东师大的现代文学学科一直有很高评价。他在北大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专门讲述“华师大传统”的意义。他特别尊敬华东师大的王元化、钱谷融和徐中玉等先生，多次撰文阐释他们的襟怀和学术。陈老师赞赏王元化先生“有历史感，有担当，又有趣味和文人气”，认同王先生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的立身姿态，以及“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的学术追求（《在学术与思想之间》，《书城》2010年12月号）。对钱谷融先生，陈老师觉得除了大家都提到的“散淡”之外，钱先生还有“坚守”的一面，即始终“遵从内心的召唤”“抵抗各种外界诱惑”，在弄潮时代之外，钱先生“嘻嘻哈哈的谈笑背后所蕴藏的‘不从流俗’的坚硬内核”值得敬重，更值得学习。（《散淡中的坚守》，《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陈老师的这些评价既是对王先生、钱先生个人的褒扬，也是对华师大学术传统的总结和致敬。新世纪以来，不仅华东师大现代文学研究不再像当年那样引人瞩目，而且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渐“合理化”与专业化的同时，也在慢慢边缘化，似乎逐渐失去了它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也失去了它原先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曾经充满活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现在也遇到了危机。从这个角度看，陈老师倾注很多精力的沪上讲学（特别是强调专业知识之外的眼光、志向和通识）也就有着某种象征意义。这既是对华东师大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鼎力支持，也是为现代文学学科重新赋予生命力的尝试。假以时日，他这十五年讲学所带动的两种学术传统的汇通，以及随此而来的化学反应，将持久地滋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促使其贞下起元，“保持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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