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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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琵琶记》和《秋胡戏妻》两部作品，探讨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了解女真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本文先简要介绍了两部作品中处境相同但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引出作者的创作背景，并深入剖析女真族与汉民族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琵琶记》与《秋胡戏妻》不同的美学风貌。
关键词：《琵琶记》《秋胡戏妻》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 民族文化
元代是古代戏剧盛产的高峰期。汉族作家高明创作的南戏《琵琶记》与女真族作家石君宝创作的元杂剧《秋胡戏妻》堪称元代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这两部作品有很强的可比性。它们有相似的一方面，也有因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不同。两部作品中，丈夫在新婚不久，便背井离乡。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离别，两位新妇都表现出了懂事、识大体、顾大局的性格特征，体现出元代女性恪守封建礼教，遵循伦理纲常的优良品质。但经过仔细研究，看似相同的人物形象却有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两部作品背后所体现的思想观念、时代背景和民族性格。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他笔下的赵五娘委曲求全，受制于封建礼教，是守妇道的典型代表。赵五娘在蔡伯喈离家进京的日子里，独自一人撑起门户，勤勤恳恳照顾公婆。她去义仓借粮，却让乡官把粮食全都抢了去，赵五娘想到公婆没有粮食吃，无颜面对公婆，甚至想投井自杀，但又想到蔡伯喈临走前交代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照顾好公婆，只得咬着牙活下去。她把自己的首饰衣物全都卖了，用来换粮食吃，她将米留给公婆，自己却只能偷吃糟糠。婆婆发现后，以为她背着他们吃好的，痛骂赵五娘，赵五娘忍气吞声，并没有解释半句。后来婆婆发现真相，后悔不已，痛心离世，随后公公也因饥荒去世。可家中没有钱来下葬，赵五娘剪下自己的头发，想要卖发来安葬公婆。在封建社会，头发被看作是如生命般珍贵的东西，而赵五娘肯剪下自己的头发，可见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她自筑坟墓，一个人背着公婆的遗容，带着琵琶，走上了进京寻夫的道路。
而石君宝笔下的罗梅英形象与赵五娘有所不同，她自尊自爱、泼辣直率，有远见，不贪图荣华富贵，不向恶势力低头，有很强的自主意识，明白事理，虽然她和赵五娘一样勤劳能干，忠贞孝顺。秋胡在刚新婚不久便被叫去充军，罗梅英留在家中尽心尽力照顾老母.家中情况不甚乐观，梅英毫无怨言，恪守孝道。婆婆体弱多病，她只能靠自己洗衣刮裳，养蚕择茧，为婆婆治病。她一心盼着秋胡回来，却无奈遇到财主李大户骚扰。李大户想要强占罗梅英，以金钱交易威逼利诱，与梅英的父母相互串通，却遭到梅英的强烈反抗，梅英在金钱面前不卑不亢，骂道：“我道你有铜钱，则不如抱着铜钱睡！”这可以看出她的直言不讳。秋胡做官返乡，恰巧在采桑园碰到梅英，因时隔多年，夫妻双方早已不记得彼此的模样。秋胡看到梅英有几分姿色，上前调戏，欲以金钱诱惑将其娶为小妾，梅英严词拒绝，并痛骂秋胡，丝毫不留情面，她说：“似你这伤风败俗，怕不的地灭天诛。”回到家中，她看到刚刚调戏自己的正是多年未见、日思夜想的丈夫，并不因为多年想念而将此事搁置，或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她询问秋胡刚刚是否调戏了一名妇女，梅英本想让秋胡自己承认错误，却听他说自己并未有如此行径，拒不承认，于是心生厌恶。她欲写休书，整顿“妻纲”，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后李大户又前来骚扰，梅英和秋胡一致对外，赶走李大户。后来在老母的劝说下，罗梅英终于答应原谅秋胡，与秋胡过上了幸福生活。
作家在创作时都会遵循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了解作者的生平有助于对作品主旨和思想感情的理解和把握。
高明出生于受传统儒家观念熏陶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祖父、伯父和弟弟均为诗人，与其联姻的陈家也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老师黄潘是朱熹的弟子，他追随老师研习《春秋》。元代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纲。高明十分推崇其忠孝節烈思想，不仅以身作则，还大力宣扬，《琵琶记》便是典型代表。同时代作家石君宝是女真族人。女真人在建立金朝时，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在创作中融合汉族文化，同时保留本民族文化特色，在诗、词、散文、元杂剧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蒙古灭金后，仍有一部分女真人留在中原地区，继续创作文学作品，促使社会不断向封建化发展。石君宝虽受到儒家观念影响，但在创作中仍带有女真族的文化特点，将女真人的豪爽率真融人人物形象，因而出现了虽与赵五娘有相同遭遇，却有不同性格的罗梅英形象，具有研究价值。下面通过以下三点来分析两部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
一、价值观念——崇尚伦理教化与追求个性独立
《琵琶记》是由民间南戏《赵贞女》改编而来。《赵贞女》讲述的是蔡伯喈应考，中了状元，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抛弃了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入赘丞相府，留赵贞女一人替蔡伯喈尽孝。公婆死后，赵贞女上京寻夫，蔡伯喈不与其相认不说，竟还放马踩踹，对赵贞女拳打脚踢，终被暴雷轰死，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而由高明改编的《琵琶记》中，主人公蔡伯喈先是以在家照顾年事已高的父母为由拒绝进京考试，无奈蔡公望子成龙，一再劝说下，蔡伯喈不得不入京应试。接着，蔡伯喈中举，牛丞相想要招他做女婿，可伯喈仍不为所动，再次以家中父母无人照料为由想要辞官、辞婚，无奈皇帝和丞相不许，最终才被迫落得“不忠不孝”的罪名。入赘牛府之后，蔡伯喈无心享受荣华富贵，他没有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终日弹琴解忧，想着父母，常写书信询问家中情况。蔡伯喈虽顶着“不忠不孝”的罪名，却是“全忠全孝”之人，不同于《赵贞女》中的负心汉形象。而赵贞女与赵五娘的形象并无太大差别，二人都是封建礼教的典范，勤劳能干，勇于自我牺牲，隐忍坚强。
高明《琵琶记》的改写，过分强调封建礼教，将主人公蔡伯喈置于“全忠全孝”的理想状态，更是将赵五娘按照“有贞有烈”的人物形象塑造，以一定的道德准则来评判人，用“善”来作为衡量人的生命准则，强调自省，反思自己的行为。蔡伯喈为国家效力而不能照顾父母，表达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高明十分重视封建礼教对人的规范作用，崇尚伦理教化，但作品由于过于理想化而缺少真实性。 与《琵琶记》一心强调以封建礼教来规范人的写法不同，《秋胡戏妻》更多的是真情实感的抒发，剧作中增添了许多激烈的矛盾冲突，女真人特有的豪爽刚烈、泼辣直率的性格全被石君宝赋予作品人物身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女真族人敢于反抗，追求个性独立的精神品质。
一个民族的气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行为方式。中国古代社会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男尊女卑，以至于汉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便是遵循伦理道德，重视三纲五常，受儒家观念影响一味强调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看重忠孝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尊重传统，鼓励百姓读书，赞扬像赵五娘那样一切以丈夫、以家庭为中心的妇女形象。
而“女真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反映了女真族嗜酒豪饮的生活习俗和狂放倔强的民族性格。他们惯有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豪迈不羁，崇尚武力，坚强勇毅，敢闯敢拼，向往自由，强调个人主义。罗梅英形象的塑造，更多展现的是元代作家对男权社会的抨击，以及对当代女性独立自主形象的探索与思考。
二、思维方式——中和之道与力求抗争
《琵琶记》中描写的人物，喜怒哀乐皆有，但最多的应是“怨”，尤其是赵五娘的情绪特点。她心里有很多怨气，无论是刚完婚不久，丈夫便离家，还是家遇饥荒，她独挑大梁。可她只怨不怒，委曲求全，一味隐忍，总是在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不会有过激越界的举动。她忽略自己的情感诉求，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和女性的话语权，一生遵守“夫为妻纲”的原则。赵五娘是高明笔下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也正说明了汉民族文化中崇尚的女性形象是坚韧隐忍、自我牺牲，而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中庸求和之道。
《秋胡戏妻》最早载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而后又改写于经济文化繁荣的唐朝，为唐变文《秋胡变文》，后经由石君宝进行改编，即现在的《秋胡戏妻》。通过比对变文和石君宝的作品，可以看出变文中只是平铺直叙，表明罗梅英忠贞于秋胡的决心，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情节平缓;而石君宝笔下加入李大户的逼婚，反而加剧戏剧冲突，在强烈的情节变化中，罗梅英敢爱敢恨、力求抗争的形象深入人心。秋胡在采桑园调戏梅英这一折，由变文中的“一马不被两鞍”以理相拒，改为男女双方激烈的矛盾冲突，更具动作性，更贴近真实生活，将罗梅英刚烈泼辣的女性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体现了女真族人敢于抗争的民族性格。但剧作尾声少了变文中罗梅英见到丈夫归来的细腻的动人描写，而是将男女主人公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毫不吝啬地将罗梅英绝不忍气吞声的女性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最终得到大团圆的结局，而这里的大团圆结局，正是各人物的性格使然。
女真民族长期在东北草原、森林大漠中过着渔猎生活，他们豪迈勇悍，不拘泥于细腻的感情中，不像定居的汉民族那般儒雅稳健，他们往往有着自由不羁、豪迈直爽的性格，他们甚至没有明确的生命意识。而对于在稳定的中原地区定居的汉民族来说，女性独立意识听起来有如天方夜谭。游牧民族豪迈不羁的文化冲击影响着中原文化，使妇女渐渐有了捍卫自身权利的思想，开始喊话所谓的“夫纲”“父纲”。石君宝笔下描写的女主人公都善良勇敢，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和斗争精神，勇敢挑战汉民族文化男尊女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这是石君宝的进步思想，也是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思想碰撞的结果。
三、民族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
在农耕社会，进行农业生产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建立。只要国家统一，社会各行业有条不紊地运作，就能保证农业生产有节奏地进行。靠天吃饭的农民在劳作的过程中，经验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老农民总是备受尊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农耕社会形成了万事求稳，不求创新，害怕社会动荡，重视伦理道德，尊敬老人，等级观念严重，遇事忍受顺从的文化风格。这样的文化特征有利于社会发展，却也滋生出农耕民族的惰性心理，不求上进，一味追求稳定，易满足于现状，不重视自我感受的表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看来，赵五娘的形象便具有普遍性，实是农耕民族妇女形象的代表。在生活中她孝敬老人，一味顺从，在婆婆误解了自己之后，竟因伦理道德的束缚而丧失为自己辩解的能力。蔡公劝说赵五娘在自己过世之后改嫁他人，不要替自己守孝，她却说“不更二夫”“一马一鞍”。赵五娘上京寻夫，只是怕公婆绝后，她并没有为自己考虑，而是循规蹈矩地遵守着封建礼教，被伦理道德牵着鼻子走。她看起来独立自主，实则在性格中有很强的奴性。
游牧民族生活在不确定的自然环境中，人畜总是需要转场，寻找丰美的水草资源，常常会出现牲畜跟着水草走，人追随着牲畜走的现象，这与只守着一片土地耕种的农耕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游牧民族时常会遇到突发的环境状况，强壮的青年人要随时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他们担负着保护全族安全的重任，因此要优先保证好他们的粮食供应，而不是先照顾年长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游牧民族更重视自我的个性展现与能力的发挥，这与农耕民族论资排辈、重视伦理的民族性格有所不同，他们重功利，轻伦理，崇拜英雄，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在艰苦且充满变数的环境中，游牧民族需要不断观察周围状况，搜集各种信息，具備敢于接受挑战的冒险精神和不畏艰难险阻的斗争精神，这就形成了他们不同于农耕民族的争强好胜、积极进取、坚毅勇敢的良好品质。而罗梅英形象则是游牧民族妇女形象的缩影，敢爱敢恨，自尊自爱。她在恪守封建礼教的同时，注重真情实感的抒发，不因封建道德而失去自我，没有逆来顺受，而是大胆又大方地表达自我诉求。她性格泼辣刚烈，骂退李大户的逼婚，捍卫自己的爱情婚姻。她强调男女人格独立且平等，在面对丈夫秋胡调戏自己一事上决不妥协，甚至要整顿“妻纲”，维护自己的权利，表达出作者对女性独立自主性格品质的向往。
高明和石君宝同生活在元代社会，他们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通过塑造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来表达出他们想要宣扬的思想和他们自身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太过顺从，委曲求全;《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敢于表达真性情，捍卫自己的权利。人物形象的不同表现出作品背后的文化差异：高明是汉族作家，受宋明理学影响很大;而石君宝是女真族作家，虽受儒家观念影响，但仍在作品中表达出女真族人性格中的独立自主。在价值观念上，汉民族崇尚纲常伦理，忽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女真人追求个性独立，强调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在思维方式上，汉民族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常用中和之道解决问题;而长期生活在草原中的女真人则力求抗争，有着敢于斗争的冒险精神。在民族文化上，受农耕文化影响的汉民族安于现状，一味顺从;而在游牧文化中生活的女真族则争强好胜，坚毅勇敢。通过研究《琵琶记》和《秋胡戏妻》两部作品，可以看出汉民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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