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艺术创作的生态美学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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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剖析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写作的现状、题材、意象及文本形态，探究其立足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回望大地、崇敬自然、反思现代文明的书写中，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以批判的向度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探寻引发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态书写折射着少数民族作家对人类诗意栖居的美学思考，丰盈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空间，丰富了民族文学的领域，在中国当代文坛具有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生态书写;少数民族文学;生态救赎
1 生态危机语境下的生态书写
20世纪是环境破坏的世纪。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现现代性的到来给人类引入一种新的风险景象。人类中心主义是工业革命和启蒙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曾表现出相对的真理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它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崇尚人的中心主体地位，导致人对自然掠夺性的开发、无限制的攫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出现了大量破坏自然自然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瑞秋·卡森《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生态文学创作的热潮。
“生态” （Ecological） 有 “生态学的、生态的、生态保护的”之意，而其词头（Eco） 则有 “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实际上是对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解构。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美学力主一种将之调和的生态整体主义，或者是更加进一步的生态存在论，人与世界是一种 “此在与世界”须臾难离的关系，更加符合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与要求。[1]文学是人学，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并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生态写作者及其研究者通过“生态”书写要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2]
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书写实践的丰富及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生态文学已经成为文学领域值得关注的一大亮点。有学者将新时代生态文学的特征概括为四点，即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社会根源的文学;是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的文学。[3]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曾多次强调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甚至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作家的生态书写。作家们从传承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易也”的哲学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忘母归”的诗文美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治家名言。此外，西方生态文学、生态哲学思想传入中国，也影响到中国作家的生态写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生态文学作品涌现出来，引起读者的关注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伴随生态书写一系列可喜变化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生态书写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书写的民族维度被模糊，忽视了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与独特性的分析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神话，又有绚烂多彩的现当代文学创作;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又迸发着鲜活的生命力，已成为中国文学家族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学积淀的同时，紧紧抓住时代脉搏，用手中的笔有力地回应当下社会领域凸显的各种生态问题，把文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紧密结合，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注入蓬勃生机。
2 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积淀蕴含生态智慧
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特克认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意图。”[4]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并不是自发生成、孤立存在的。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学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宗教的影响，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相比，回族文学受到宗教影响的特点特别鲜明。伊斯兰教的典籍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大量描述自然的语言，把抽象的宗教经典用具象的自然语言的符号来诠释，在对教义润物细无声的传播过程中，也让美进入人的心灵，感受绚丽多彩的自然之美。[5]大量对动植物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描绘，既带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又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学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反映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经典文本已深入到作家内心，这种共同的民族基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并以民族风格的形式外化为回族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
3 回望大地的生态意象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领域涌现出的这批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们既扎根民族文化传统，又记录时代，紧贴大地，直面生态危机这一社会问题，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 形成了独具民族特性的生态文学写作范式。少数民族文化底蕴的滋养及面对生态危机时强烈的人文情怀使他们的生态书写成为一种生命书写。在写作中他们创造了不同的意象丰富了作品的內涵，张扬作品的艺术魅力。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决定了文学意象具有极强的个体性，同时共同的民族背景及民族文化特质决定了从整体来看回族文学生态书写的意象又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笔者拟以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书写中频繁出现的“回望大地”这一意象为例，探究它们在少数民族生态书写中所承载的独特美学意涵，从而为更好地解读民族生态文学作品提供全新的视角。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书中将核心问题聚焦在技术时代的暗夜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看来，人随制造意愿而行的冒险，使人站立在世界的对立面，把物，把自然，把存在者整体，以至把人，都视作对象加以算计和制造，以致物面临着消逝，存在者整体缩小，天地万物共同的原始自然基础被破坏，不仅物而且人神的存在都趋于一种“不在家”状态。[6]他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曾说“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他认为人的肉体性存在注定了人归属于自然大地，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因而在本质上讲，人不是大地的征服者，而是大地的看护者，特别是海德格尔后期哲学面对人类工具理性膨胀之下现实的生存状态，他指出人与世界是须臾难离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过程就是真理从遮蔽到解蔽的自行显现过程。当代回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恰是坚守大地、回望大地的文字书写。
宁夏回族作家石舒清20世纪60年代出生与宁夏西海固海原县，立足西海固这一积淀厚重的边塞大地独特而深远的背景。与他相仿，八十年代出生的宁夏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文学创作也始终关注着她幼年时生活过的扇子湾。他们用笔下的文字动情地歌唱广阔的大地，在回望大地的仪式中力图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重构人与自然唇齿共生的和谐关系。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通过细腻的笔触，冷静的思考人与身边的动植物的关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老人马子善在妻子亡故后，开始思考个人的“生来死去”为题，迫切地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能够了无牵挂地走向长眠之地。儿子举意的牛，在四十日来临前突然不吃不喝，老人在这头牛身上获得了对生命的了悟。这种丰盈生动又略带感伤的体验，因为回望大地，所以蕴含着一种别样的美。
少数民族作家文字中的蝴蝶与落叶、风声与水声、大地的脉动与韵律无都迸发出一种诗意的审美力量，大地以一种鲜活的生命形态而存在。作家们聚焦于大地的祛魅，力图重塑人心对大地的深深依恋与亲近。
参考文献：
[1] 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中国生态美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2）：33-38.
[2] 李长中.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0-102.
[3]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9.
[4]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48-49.
[5] 穆罕默德·高特卜.伊斯兰艺术风格[M].刘一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11-112.
[6] 赵奎英.诗人天职与生态伦理[J].文艺理论研究，2017：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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