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抗战时期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形成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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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救亡图存之际，民众异乡求存，巴蜀地区以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地处盆地、四面群山环绕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的“避难所”。也许是历史的选择，也许是时势所迫，巴蜀地区的美术风格在时代的推动下也得到极大转变，这是我们研究现当代中国美术史发展的重要对象之一，也是研究中国画地域风格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抗战时期 巴蜀地区 中国画 艺术风格
　　 纵观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历程，每一段特殊时期的中国画艺术风格都有着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历史性、时代特征。随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中国美术在抗战时期也同样作出了“抗战”。抗战时期流离于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一方面为民族抗战献出自己的仅有微力，另一方面，当20世纪中国美术构建正在发生转变时期赶上了全面抗日战争，艺术家们纷纷转而统一，美术理论上的争论并未对民族救亡图存产生影响，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人民、战争，对惨战猛烈抨击的同时更渴望中华民族早日复兴。这一时期聚集到巴蜀地区的美术界大家们也不乏其数，如傅抱石、蒋兆和、陆俨少、石鲁、李可染等。他们不仅感受巴蜀的自然与人文，又与巴蜀画家群体互动、交流和砥砺，使蜀中画家获益颇多，更成就了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形成，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和地域性风格的发展添上精彩的篇章。
　　 一、 抗战期间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流变成因
　　 巴蜀地区在抗战期间形成的中国画风格是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在抗战时期，各界人士流离各地，原本的流派领域一时也被打乱，中国美术也顺势组成分别以重庆、延安和沦陷区为中心的三大领域，政府教育部也下令战区的院校包括美术专校向西南内地转移，这就慢慢形成了以西南地区为主要的流动区域。各个地域的流派先锋来到崇山峻岭的巴蜀地区，本身的流派风格受到独特风貌的启发，再加之抗战时期西方美术的冲击，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动让当地原有的中国画风格有了多样的变化。
　　 巴蜀地区在抗战期间形成的中国画風格的变化是历史的选择。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巴蜀地区曾在历史上多次战乱之中凭着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不仅躲避了战乱，同时也成为众多文人学士的“避难所”，大家带着中原文化而来，所以即便是“蜀道难”，巴蜀文化并不是单一枯味的，一方面不断地吸收外界不同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多样，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了出去，得到了更好的发扬和发展。因此，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流连于此的众多艺术家在抗战的背景下经历了众多艰辛，更是带着悲愤复杂的心情借着巴蜀的山水抒发表达出来，艺术家在此时也更是团结，往来的交流也多是围绕民族振兴，互相之间的艺术风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巴蜀地区更是发挥了“大后方”的作用，表现在美术上，是艺术家们不分派别、团结一致宣扬复兴、对外抗敌，反映在巴蜀流派本身，也是一次巨大的发展机会。
　　 巴蜀地区在抗战期间形成的中国画风格的变化是时代的需要。早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中国美术已被分为写实主义、传统派、现代主义三大流派，而在抗战时间，“救亡”“抗战”的主题是中国美术最主要的，在这一时期，美术界的交流运动并未因抗战停滞，全国美术家反而一致团结，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举行了众多文艺活动。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写实主义是这一时期美术的“领头军”，情节性绘画也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绘画表现形式。民族传统艺术也因民族振兴在此时受到众多关注，传统民族绘画精神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受到更多的重视。西南地区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战略基地，又是战时中国美术运动的最活跃的中心，它的美术的发展要满足战时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其中国画的艺术风格也有了丰富的变化。
　　 二、 “大后方”地区中国画风格的转变——以傅抱石为例
　　 抗战时期的美术主题必然是“抗战、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为了更好地宣传特殊时期的主题、口号，中国画的绘画主题也大多是反映当时的情景的一些人物、情节性绘画。文人在这一时期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纷纷以笔抗战，不仅通过绘画来表达、宣传民族精神，更是组织了重要的美术运动和团体，中国美术会就是紧急情况下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合并而成的当时最大的美术团体，傅抱石作为其常务理事，肩负着坚定传统民族精神、宣扬民族文化的重任，鼓励以“博雅”的手段①来改变战时大家的焦虑心态，并及时调整心态、将心中焦虑心态变为爱国救国之情，通过实际行动来救国、卫国。他不仅在政府需要时奋勇挺出，也努力以美术家的身份作出美术上的“抗战”。在战时美术思想上，他始终推崇文人气节、人品和画品，相信绘画技能修养自身品性，又能发挥宣传、感染他人的独特的功能。他主张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要反思、学习西方的绘画文化，要有所创新，要有所进步。绘画思想的改变自然会影响到绘画本身上来，以傅抱石为代表的入蜀后的山水画家在这一时期的山水画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笔墨技法与绘画对象表现上。
　　 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是他山水画形成风格的时期，常常以川渝壮丽雄奇的山水为绘画对象，表达心中志气，他认为全景式构图并不能将川渝的山的高雄表现出来，常选择山的一面峭壁、山峰与空阔的天空来表现，让人看到这山时有了无限遐想，不禁对巴蜀山脉产生向往之情。在笔墨用法上，他慢慢摸索出适合自己同时又能表现出川渝山脉质感的笔墨章法，逐渐淡弱线条的主导地位，转而注重墨法与绘画对象的表现，改变了传统的用笔方式，巧妙地将散锋笔法与渲染法结合起来，他的人物画也又同样章法上的转变，致力于绘画对象与笔墨技法的融合贯通，是其在蜀居住多年，自身中国画风格得到转变的表现。直到抗战结束迁回南京后，他的中国画风格也并未有很大的变化，抗战时期在蜀度过的八年是其中国画创作最为激昂时期，也是其绘画理论的成熟时期。
　　 大多数当时风格已较为成熟的画家在抗战流离之际选择入蜀，他们在入蜀以后的中国画风格都与之间有明显的不同，一个是绘画主题和对象更贴切抗战主题，更加注重传统，在抗战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派、写实主义较多的画家在这一时期转而对传统绘画的研究、学习较之前更深入;一个是笔墨章法的转变，受到巴蜀奇山青水的震撼影响，巴蜀的山水是雄奇的、壮丽的，是淋漓的写意画才能将其表现出来的，这就对创作时的笔墨技法与色彩表现等章法的要求更高，多数画家的山水画风格的都是在入蜀后逐渐成熟的。还有艺术思想、观念上的新整合，特殊时期也有新鲜思想的流入，在大忧患时代美术也是抗争的武器，这就对美术思想有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又要创新进步的新文化，战时美术思想既要学习传统文人绘画精神又要有战时卫国、能够宣扬振兴民族精神，新写实主义以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性为特征在这一时期出现，既做到了古为今用，又作为新鲜力量成为战时中国美术的储备弹药。 　　 三、 战时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转变的意义
　　 一成不变的事物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淡出时间或消磨泯灭，不管是美术思想还是艺术风格也是需要及时更新的。抗战时期的美术既是时代的美术又是民族的美术，战前全国各地美术流派会为了艺术思想观念、笔墨章法的不同而有所争执，都在各自美术领域有各自的发展，而在抗战特殊时期，全国美术空前统一战线，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自主而战争，带着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征奋斗在前线。
　　 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中国美术也存在着区域性、地域性差异，而战时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转变正是推动了全国区域性美术的交流与发展。抗战时期巴蜀地区的转变不仅仅对巴蜀流派的艺术风格带来新的挑战，也促进了当代中国美术的地域性流派之间的交流，传播了巴蜀流派的绘画艺术风格，融合外界中国画某些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并未削弱巴蜀地区的中国画风格的地域性特征，这对巴蜀地区本身中国画风格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
　　 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尤其是中国山水画，不管是古为今用还是西为中用，中国画艺术风格越来越趋于民族化、时代性和现代性。巴蜀山水既有北方的雄伟壮观，又有着南方秀丽的草木植被，入蜀以后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带着自己的“山水”，古为今用，开拓创新，在笔墨技法上取传统之精华、创现代之新意，创新了新的更适合巴蜀山水的笔法、墨法，与传统山水画不同的是更加重视绘画对象与心中所感的表现，丰富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表现形式。
　　 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转变推进了艺术创作与写生之间的关系，创新了传统中国画创作的形式与方式。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他的创作是在游山观水中进行的，既游又写，他在观景的同时又有自己的感悟和启发，便是有思想的写生创作，他在意写生时要抒发胸臆，要有感而写。写生的过程又是创作的过程，每一处景都非一致的，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独特的枝叶，画家在写生时会在经营位置时对眼前景物有所取舍，在骨法用笔上，讲究传统笔法、适当创新与绘画物象之间的融合表现。巴蜀地区作为战时“大后方”美术中心，拥有独特的写生风景，是山水画写生创作的佳地，在这一时期，写生带给多数入蜀画家许多不一样的新的感受，不管是在绘画技法上还是艺术风格的体现上都有时代性的变化。
　　 统观这一批入蜀画家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画作品，与之前的作品相较都有明显的变化，都是极富时代性特征的作品。抗战时期巴蜀地区中国画的发展与變化，是历史必然的，是时代所需的，对现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来讲，是不容忽视的珍贵财富，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尤为重要的一笔。
　　注释：
　　①万新华.抗战时期傅抱石关于中国画精神之诠释[J].书画世界，2010（03）：36-38.
　　
　　参考文献：
　　[1]黄宗贤.论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J].文艺研究，2005（7）：127-135+160.
　　[2]周林峰.傅抱石巴蜀岁月与山水画风格初步形成研究[D].西南大学，2016.
　　[3]凌承纬，张怀玲，郭洋.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抗战美术运动[J].美术，2011（8）：82-87.
　　[4]万新华.抗战时期傅抱石关于中国画精神之诠释[J].书画世界，2010（3）：36-38.
　　[5]黄宗贤.在救亡的旗帜下——抗战时期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美术交流[J].美术，2002（6）：9-11.
　　[6]黄宗贤.论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J].文艺研究，2005（7）：127-135+160.
　　注：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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