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战 召必回 战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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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白雪乌鸦》是当代东北女作家迟子建取材于历史上爆发于哈尔滨、死亡数万人的鼠疫事件而创作的。作者以颇具地域风情的笔触，讲述了鼠疫流行时生活在哈尔滨的老百姓的故事，表达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积极抗争的斗争精神。根据真实历史人物塑造的华侨医生伍连德，虽未施重墨，却令人印象深刻，留给读者长久的回味。
　　1910年10月—1911年4月，我国东北发生了被称作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鼠疫，吞噬6万余人的生命。灾难从满洲里、哈尔滨等地，扩散至东北平原其他地方及河北、山东等地。
　　鼠疫首发满洲里，传至哈尔滨傅家甸。每天先是一两例感染，后陆续增多，不到一个月激增数千人。之后如江河决堤，传染人数剧增。1910年12月，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展抗疫防疫工作。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是首位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1906年怀着拳拳报国心回到中国。
　　临危受命的伍连德时年31岁，手持一台贝克显微镜，在萧瑟寒风中走下月台。助手提着装满实验器械的两只藤条箱，紧随其后。按伍连德的建议，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控措施：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严格消毒等。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60节“瓦罐车”，用做临时隔离营。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当时，在抗生素发明之前，他认为对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鼠疫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而当时，大多地方官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最初负责傅家甸检疫、防疫的地方官就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此人拥有举人头衔，操一口带有浓厚吴地口音的官话。据伍连德后来回忆，他抵达后第二天与其见面，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伍连德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伍连德决定解剖。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伍连德只能秘密进行。这次尸体解剖，也是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直到3年后，北洋政府才制定出有关尸体解剖的法规文告。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和助手从当地总商会借了个房间，做血液化验。在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疫菌——鼠疫。他立即向北京发电报告，并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门窗紧闭，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后来，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在伍連德来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派了医生调查病因。他们雇人捉老鼠，解剖了上千只，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所以认为不是鼠疫。基于傅家甸流行的疫疾可通过呼吸飞沫传染等种种事实，伍连德力排众议，果敢地将此次疫病命名为“肺鼠疫”，可人传人。1911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连德拜访了很多外国领事馆，向大家讲了他的“肺鼠疫”理论，呼吁群起防治。然而，除了美国领事罗杰·格林之外，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
　　伍连德人际传染的“肺鼠疫”理论，也遭到了同行的抵制，其中就包括法国军医梅斯尼。梅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1908年唐山曾发生一次死亡800余人的小规模鼠疫，在梅斯尼的主持下得以控制，因而他也深得信赖。伍连德对梅斯尼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他。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的肺鼠疫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伍连德后来才知道，来哈尔滨之前，梅斯尼在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梅斯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却被锡良婉拒。伍连德回避了与梅斯尼发生正面冲突，他给政府发了一封辞职电报。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他情愿把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梅斯尼。整整38个小时之后，他收到北京的回电：决定召回梅斯尼，仍由他担纲三省防疫。
　　几天后，伍连德却意外得知梅斯尼生病的消息。1月5日，梅斯尼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断了4名传染者。3天后，在俄国大饭店，梅斯尼头痛、发烧、彻夜不眠。1月11日，梅斯尼去世，距离他去铁路医院仅仅6天。梅斯尼的突然去世令人震惊，而伍连德的判断竟以这样一种吊诡的方式得到了证实。
　　当时大批劳工乘火车从疫区南下，奉天（今沈阳）一度成为鼠疫重灾区。为限制人口流动，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此旅客都要停留5天观察。措施严厉，以至于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也毫无例外地停留了5日才得以返京。疫情最危急时，伍连德将傅家甸分为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众多卫生夫役和警察，设救急分诊、消毒、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逐户检查，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住所用生硫黄和石炭酸消毒。另外还规定，傅家甸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分白、红、黄、蓝4种，各在本区活动，去别的区须申请特许证，区内军人也不得例外。严格的警戒，使“任何人偷越封锁线几乎都不可能”。按照病情，病人分住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各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各司其职加强管理，避免交叉感染。现在的“疑似病房”，也是伍连德首创的。
　　鼠疫之初，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街上发现的尸体也由政府收集，放入棺木运到坟场。后期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尸体便直接放在坟场。随着天气渐冷，土地冻得坚硬，坑埋非常困难。伍连德忧心如焚。如果老鼠等接触这些尸体，又会发生新的传染，那将前功尽弃。他凭直觉认为，肺鼠疫菌在地面下也可以存活，但他没有时间证明这点。后来俄罗斯专家证明了，在哈尔滨严冬的温度下，肺鼠疫菌至少能存活3个月。必须尽快处理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可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思来想去，伍连德决定上书，让朝廷下旨平复民间反对之声。三天后，他终于收到外务部“准伍氏之请”的电报。第二天一大早，伍连德立即行动，雇用工人用消防车在尸体上浇煤油燃烧。伍连德的专业及敬业精神，受到国际社会称赞：“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防疫机制建立前的1个月，死亡3413人;新机制建立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报告传来，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总部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人数连续多日为零，宣布解除了傅家甸的隔离。之后，伍连德又转战长春、沈阳等地，到4月底，东北三省鼠疫被全部扑灭。他不畏艰险，采取多种科学防治办法，创造了历史上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范例，被誉为“鼠疫斗士”。
　　伍连德是杰出的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疫、防疫的先驱，还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权。他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多家，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是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首任会长、主编。他鲜有豪言壮语，只有几句话常出现在嘴边：“一个人择定了工作就应该认真去做，千万不可敷衍因循。如果本着良心做事，便不可怕负责任。”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他：“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博士一人而已。”可谓国士无双！
　　历史越过百年，哈尔滨人民没有忘记他。2008年哈尔滨为伍连德建造的纪念馆，也是黑龙江省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回溯那次灾难事件，医者伍连德济世救民的担当精神，群防群治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科学防治、众志成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今天，大批伍连德式的“国士”“大医”，正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他们凭着仁心仁术，“逆向而行”，在年夜饭饭桌上和家人告别，打起背包，驰援武汉。面对疫情，更有广大武汉医务人员日夜奋战，坚守岗位，忘我工作，发扬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伟大精神。他们是新时代的抗疫英雄，值得我们讴歌与赞扬！
　　（作者简介：宋子牛，河南电视台高级编辑，总编室副主任，中国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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