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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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的十九大要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浅表融合转向深度融合，但现实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正在遭受低效、无力的困扰，有效、有为的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创新模式必须及时登场。基于对社会人“自私基因”和“利己动机”的尊重，文章引入社会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范式”，从“微圈”角度构建了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构建了“顶天立地式”的精准导航系统并作为行动指南，试图超越现有客观条件限制从而在职业院校“微圈”内运行一套产教深度融合的“微模式”，最终驱动国家职业教育产教“宏观圈”内的真正深度融合。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创新模式;校企合作;微圈
　　[作者简介]安冬平（1981- ），女，山东威海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广东  深圳  51817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JYC880002）、2018年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規划项目“精准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8GXJK394）和2019年第七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精准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9jgyb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0）04-0012-07
　　一、问题的提出：时代呼唤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并“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随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并“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职业教育只有未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才能解决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重大结构性矛盾，进而增强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能力。
　　新时代呼唤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但现实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正在遭受低效、无力、“非理想态”的困扰。虽然关于产教融合的文件密集出台，产教融合行动也层出不穷，但职业教育真正实现产教融合了吗？在什么条件下职业教育才能实现深度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开展多年，为什么没有按照预期的轨迹发展？现有条件是否可以支持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这一系列现实且犀利的问题困扰着职业教育研究者。毋庸置疑，要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浅表融合走向深度融合，有效有为的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创新模式必须及时登场。
　　基于对社会人“自私基因”和“自私动机”的尊重，本着“化繁为简”的问题解决原则，兼顾“成本效益最大化”的经济考虑，将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这一复杂问题暂时先简化为代表“产”的企业和代表“教”的职业院校两个社会人之间的深度合作问题来处理。只剩下两个“社会人”时，恰好可引入社会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范式”，据此探寻产教深度融合的相关机制。当回答了制约深度融合的关键性问题后，就可以尝试构建一套能够超越现有客观条件限制、率先在职业院校“微圈内”运行的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微模式”;当“微观圈”的“微模式”获得成功，它将以“星星之火”的经验自信发挥“可以燎原”的辐射力量，驱动国家职业教育产教“宏观圈”内的真正深度融合。
　　二、理性透视：从“囚徒困境范式”中探寻产教深度融合机制
　　1.系统思考：产教深度融合问题可做抽象化处理。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问题既受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等多元主体的决策影响，也受法律、制度、政策等多维条件的支持影响，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事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视角出发，若将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工程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那么系统内将暗藏无数个子系统即“校企合作”子工程。从这个视角看，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本质是校企深度合作，无数个校企深度合作子工程才能构成产教深度融合系统大工程。解决了校企深度合作问题，产教深度融合也就走出了困局，据此，可暂时将产教深度融合这一复杂问题简单抽象为“职业院校和企业”两个主体深度合作的问题来研究。正是由于现实情境的复杂性，才使得抽象简单的处理更显价值，因为在不用考虑太多复杂因素的情况下更容易弄清关键性问题。
　　2.抽象处理：从“囚徒困境范式”中观摩校企深度合作。当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问题被暂时抽象地简化为职业院校与企业“两个人”的深度合作问题时，作为社会人的“自私基因”及其衍生的“自身利益追逐本能”必须被“认可”并纳入研究范畴。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多数校企合作行为归功于政府的驱动和引领，所谓的校企合作现象虽四处可见但多流行形式，若失去政府的权威，这些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否还会继续？相信无中心权威“监控或强迫”的自组织校企合作状态才是职业教育的理想指向。为探究无中心权威的校企合作的“真实面目”，可引入社会学博弈论的“囚徒困境范式”，植入职业院校和企业两个“社会人”，客观地观察干扰校企深度合作的影响因子。
　　“囚徒困境”假设被囚禁的只有两个人A和B，他们每个人均有两种选择：背叛对方或与对方合作。他们被告知：若A合作、B背叛，则A得0分、B得5分;若A合作，B也合作，则两个人各得3分;若A背叛、B合作，则A得5分、B得0分;若A背叛，B也背叛，则两人各得1分;分值越高代表的获利越多，如下页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当A、B两人均选择合作时，集体将得到最高分6分，但个人得分不是最高分;当A、B两人均选择背叛时，集体将得最低分2分，但个人得分不是最低分;当A、B选择相反时，集体得分不是最高分也不是最低分，但其中一个人将得到个人最高分。所以，无论A、B两人怎么选择，都得不到满意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困境”。若将职业院校和企业镶嵌到“囚徒困境范式”中，两者在决定合作与否时也会面临上述困境。于是，校企合作将会出现四种情形：一是校企“双合作”，此时集体收益第一（6分）、个体收益第二（3分），称为深度合作;二是“校合作”“企不合作”，此时企业个体收益第一（5分）、职业院校个体收益最小（0分），集体收益第二（5分），称为浅表合作;三是“企合作”“校不合作”;此时职业院校个体收益最大（5分）、企业个体收益最小（0分），集体收益第二（5分），也称为浅表合作;四是校企“双不合作”，此时集体收益最小化（2分），个体收益第三（1分），称为伪合作，如表2所示。
　　3.机理探寻：校企合作“囚徒困境”中的三重逻辑。根据校企合作“囚徒困境”，结合校企合作的现实境况，可提出如下疑问并试图寻找内隐的合作机制或逻辑：第一，校企合作中个体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理论上，企业要想获利最大就要选择“不合作”并同时保证学校“合作”，职业院校要想获利最大就要选择“不合作”并同时保证企业“合作”。现实中，这两种情况均是以牺牲“企业诚信”或“学校诚信”为代价的，根本无法维持校企合作的“长期性”，这可以解释浅表校企合作无法长久的根本原因。由此，校企深度合作将遵循如下时间逻辑：只有深度合作才能实现长久性合作，只有长久性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深度合作，校企深度合作应对时间进行限定，摒弃短时合作。第二，校企合作为什么不愿进行“伪合作”？虽然理论上校企“伪合作”可以让双方均获利，但这种均衡小利的“伪合作”既是合作关系的开始也是合作关系的终止，关键还浪费了能够追求更多利益的其他三种机会。这可以解释现实中职业院校和企业不愿意“弃熟就生”而更偏爱与潜在合作对象建立联系，同时也说明校企深度合作需要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据此，校企深度合作將遵循如下信任逻辑：信任承诺是校企深度合作的前提，有效的信任机制是校企深度合作的心理保障。第三，既然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校企合作无法持久，“伪合作”的利益诱惑也不大，剩下唯一的校企深度合作为什么没有“遍地开花”？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缺乏信任基础，即企业诚信度不高或职业院校诚意不足，导致双方无法达成深度合作共识;二是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缺乏相遇机会，即有诚意的职业院校与诚信度高的企业“无缘相聚”，导致双方无法走到一起进行深度合作。因此，校企深度合作将遵循如下机会逻辑：诚信的企业与诚意的职业院校要有机会相遇，有效的“相遇平台”或“牵线机制”是校企深度合作的发生前提。
　　三、模型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
　　我国职业教育如何在诸多条件尚未成熟的状况下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受“囚徒困境范式”启发，可从“微圈”切入，创设一个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囚徒困境”，即设计一个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微圈”先开展“微圈实验”，因为“微圈”更具有可操行性、可调性与可控性，一旦成功便可作为范式推广至“宏观圈”。如前文所述，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系统是由无数个校企深度合作子系统构成，所以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微圈”可镶嵌在一个职业院校内部，进而“引企入校”，如此，职业院校在空间上就成为职业院校和企业“两个人”的“囚徒困境”。基于校企合作“囚徒困境”中合作机制的分析，结合职业院校的现有条件，可尝试在职业院校内部构建一个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微模式”——“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如图1所示。
　　根据“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型，所谓的“双园内嵌”是指职业院校除了原有的各个专业学院或专业系，可再内嵌两个园即创业园和企业园，其中创业园由以学生为主，学院教师和企业教师共同参与并指导、合作的多个创业企业组成;企业园由多个经过职业院校严格筛选并自愿达成合作协议的信任型、实力型、经验型企业组成。就主体构成而言，表面上专业院校、创业园和企业园是三个单一主体，实际上创业园和专业学院归属职业院校，所以本质上就是职业院校和企业两大主体，恰好符合“囚徒困境范式”中的“双人情境”;就内在关系而言，专业学院、创业园和企业园将以“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联合培养人才”为行动耦合目标，基于共谋发展、互惠互利、群策群力等系列行动生成共生生态关系。所谓“三维联动”是指职业院校和企业依托三个“合作维”高效地完成校企深度合作的绝大多数任务，其中在“专业学院—创业园”合作维中，专业学院与创业园的对口创业企业可合作完成创业课程开发、创业师资培养、创业大赛指导、创业过程指导等任务;在“专业学院—企业园”合作维中，专业学院与企业园的对口企业可合作完成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制、师资培养、课程教学、教学评价、技术开发、项目研究等任务;在“创业园—企业园”合作维中，创业园的创业企业与企业园的经验企业可合作完成创业指导、创业咨询、成果转化、经验交流、创业评估、创业培训、项目合作等任务。
　　四、精准导航：“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的系统实践路径
　　受“囚徒困境范式”启发的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模型，实践中还需要“顶天立地式”的精准导航系统作为行动指南。鉴于系统思维，就空间结构而言，“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实践路径系统包括“顶天”工程和“立地工程”，“顶天”工程为顶层设计解决决策问题，“立地工程”为动态执行解决落地问题，后者从时间结构来看依次包括输入系统、过程系统和输出系统，如图2所示。
　　1.顶层设计：精准规划“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的“微圈”。顶层设计核心任务是精准规划“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的“微圈”，即职业院校在做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的实践决策时应以尊重客观条件为准则，力求“优势先行，特色领航”。基于校企合作“囚徒困境”的逻辑启示，精准规划“微圈”的关键是完成四个“遵循”下的四项工作。 　　第一，遵循“优特”原则，集中利用现有优势进行特色定位。每所职业院校可根据自身的软硬条件综合分析自身的优势，集中利用现有优势进行产教深度融合的专业特色定位，以此确定未来企业园和创业园内的行业特色。第二，遵循机会逻辑，充分挖掘企业资源进行匹配排序。各个职业院校应从多种平台、多方渠道筛选出潜在的合作企业名单，如通过校企合作历史记录或合作印象筛选出诚信型企业，通过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筛选出口碑型企业，通过公众媒体和实地调查筛选出潜在型企业等，然后依据备选企业与职业院校之间的特色匹配度、合作信任度、彼此熟悉度等指标对企业资源进行匹配排序，以确定入园企业的“优先次序”。第三，遵循信任逻辑，深入企业调研进行需求精准识别。“合作就像是婚姻，成功的要点与选择婚姻伴侣相同：寻找那些理解你并且能够坚持下来，与你一起成长的人”①，同理，职业院校要深入企业调研，携带同理心地倾听和沟通，只有“对合作伙伴的利益点发自真心地感兴趣”②，才能精准捕捉并识别出企业的需求点，助力达成共同愿景。第四，遵循时间逻辑，纳入学校发展规划进行宏观部署：职业院校应将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创新模式的落地工程统一纳入学校的中长期整体发展规划，不仅可避免该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因学校管理层人事变动可能出现的“换人换计”停滞风险，而且能够确保学校对该模式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上的长期性投入和保障。
　　2.输入系统：精准构建职业院校校内外企业“四力”入园机制。输入系统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构建职业院校校内外企业“四力”入园机制，即职业院校应确保校内创业企业入驻创业园、校外合作企业入驻企业园的公平、公正、秩序与稳定。精准的入园机制应发挥“四力”功效，即吸引力、规范力、持久力、保障力，从而生成“四力之合力”驱动校内外优秀企业输入“双园”。据此，精准的职业院校校内外企业入园机制可从“四力”路径进行构建。
　　第一，基于校企双方“共同愿景”的确定构筑吸引力，确保公平合作。对于企业和职业院校两个“社会人”来说，吸引两者合作的首要原因是彼此合作比单打独斗更能创造价值和利益，这就构成了共同愿景。校企双方“共同愿景”需要依据双方的资源、人员能力和历史经验等综合因素考虑并经双方全面沟通后确定。第二，基于参与企业严格入园标准的制定构筑规范力，确保公正合作。鉴于“微圈”内企业园和创业园的有限容量，为了实现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必须规范准入机制，从校企匹配度、企业创新度、企业诚信度、企业影响力、企业投入度、企业承诺值等多项指标构建严格的入园标准，只有达标企业方可入园实现公正合作。第三，基于校企双方合作协议的签订构筑持久力，确保秩序合作。校企深度合作是个渐进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挑战或矛盾冲突，为能有序地应对一切潜在问题并坚守合作承诺，一份责权明确、内容全面且具有限定时间的正式、合法协议必不可少。第四，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立体措施的健全构筑保障力，确保稳定合作。校企合作过程同样充满了风险或内部信任危机，或遭遇个体投入时间和投入资源的“背叛”，或遭遇个体“以权谋私”的利己行为或其他意外事件带来的阻碍，这些都可能造成校企合作的失败或中断，因此，必须提前设计具备多维沟通、畅通信息、持续监督多元功能的立体保障体系。
　　3.過程系统：精准构建校企深度合作“自驱动”组织运行机制。过程系统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构建校企深度合作“自驱动”组织运行机制，即职业院校内的专业学院（系）、创业园企业、企业园企业三者共同打造一支具备自我约束、共同战略目标、共同价值取向的校企合作团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驱动”组织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发掘三方智慧并激发积极性，进而推动校企合作关系由简单线性的被动合作走向复杂非线性自驱合作。为此，精准构建校企深度合作“自驱动”组织运行机制需专业学院（系）、创业园企业、企业园企业共奏“三部曲”。
　　第一，基于裁量权的共享，打造“铁三角”治理机构，实现校企合作治理由“他治理”转向“自治理”，即职业院校内部的专业学院系、创业园企业和企业园企业基于充分享受“裁量权”、自由表达意见与主张权力的获得，将会主动选派代表自发组建校内产教融合“微圈”治理机构。第二，基于“角色型”管理模式，达成共同战略目标，实现校企合作成员行动由“授权”转向“责任”，即在职业院校内部将产教深度融合的责任按照角色进行分解而非按照职位集中在某一行政部门或某一领导身上。当共同目标被分解到每个成员的责任中，每个成员的价值将在履行个体责任的行动中体现，如此可生成自驱动管理模式。第三，基于“协同力”的生成，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全力支持，实现校企深度合作的“面合”转向“心合”。这里的协同力指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微圈”内成员之间生成的且能够助力完成共同战略目标的互利关系，又因传播技巧是建立利益相关方全面支持和立体协同的基石，所以职业院校内应由专业部门或专业人士专门负责信息传播和交流工作，动态、真实地传递成员真正的“利益诉求”和“态度意愿”。
　　4.输出系统：精准构建校企深度合作“自反馈”组织进化机制。输出系统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构建校企深度合作“自反馈”组织进化机制，即从动态系统和生态进化双重视角审视，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系统应是一个从低级系统不断向更高级系统进化的有机动态自组织系统。在系统进化过程中，“自反馈”进化机制越精准，组织自反馈能力越强，则系统自我进化能力越强。据此，可通过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纠偏机制和淘汰机制四个子机制的精准构建进行校企深度合作“自反馈”组织进化机制的系统构建。
　　精准的评价机制需要做到三项精准：一是精准明确评价对象，即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系统内部的所有责任方均应被确定为不同层级的评价对象;二是精准设计评价指标，即针对不同目标完成阶段各责任方的责任内容，动态设计专项评价指标体系;三是精准呈现评价结果，即通过评价实施依据评价结果准确地、清晰地观测到校、企、人各责任方在其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作为程度”。精准的激励机制理应实现三维驱动：一是驱动企业园内企业关注“职业教育社会责任”胜于“企业经济利益得失;二是驱动创业园内企业由“创业园”升级进入“企业园”;三是驱动专业学院（系）发展思维由“单腿跳”向“三足鼎立”转变。精准的纠偏机制至少应具备三个功能：一是能够准确定位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系统内在问题点及责任方的错误追踪功能;二是能够有序指引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系统各责任方自觉依角色职责“尽职尽责”的行动规范功能;三是能够进行问题分析并迅速提供问题解决方案或措施的决策保障功能。精准的淘汰机制应依次包括三个阶段：一是预警阶段，此阶段应及时对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系统内部出现问题的责任方提出警告，并提示其将进入修正阶段;二是修正阶段，此阶段应为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系统内部出现问题的责任方提供“调试”和“改正”的机会，并提示其将进入抉择阶段;三是抉择阶段，此阶段一方面应有理有据地淘汰出现问题且“无法自我救赎”的责任方，另一方面应有条件地保留出现问题且“已经自我救赎”的责任方，确保其未来能以严谨、负责、精湛的合作精神进入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微圈”行动。
　　[注释]
　　①②（加）大卫.萨维奇.合作式思维[M].信任，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7：21，23.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M].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刘辉.认同理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3]（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M].梁捷，高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4]（美）约翰.D.多纳休，理查德.J.泽克豪泽.合作：激变时代的合作治理[M].徐维，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5]赵英，张双霞.自驱动团队[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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