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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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名身体力行且颇具影响的英国当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坚实的奠基作用。这种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史学理论和实践中的现实情感、群众立场和整体主义叙述方式等三个方面，此外，他还十分强调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性的意义。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6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4479（2020）02-0027-05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点在中国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已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伟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证明。我们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自然指向其对历史问题的丰富阐释，这主要体现为其唯物史观对历史的性质、结构、动力和方向等问题的存在论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已故不久的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霍布斯鲍姆始终以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居且“不打算撕掉这张标签”，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乃是历史最好的向导”，因此，他总是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之中。本文试通过对霍布斯鲍姆史观中的现实感、群众史观、以及整体主义的叙述方式的分析，揭示其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亲缘性。
一、基于“现实”的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他们看来，青年黑格尔派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但是，他们只是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以至于使其批判最终停留于抽象的概念范畴和思辨领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德国的批判，直到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1]（P514）。当然，这种批判在遭遇现实问题时必然陷入困境，质言之，“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以及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P516）。
基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其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正如他们所强调的，哲学研究的“人”不是无前提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个体，借此来考察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主义既强调个体的主体地位，也同时把人作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并且，这种意义上的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即“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意志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動着的”[1]（P524）。正是源于人的现实状况的关注与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命运和机器一同被抛至工厂中的基本现实，并且，受异化劳动的制约，工人与贫民的距离只在毫发之间。出于对现实的人苦难生活的同情，马克思试图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分析，找出造成这种苦难的原因，从而思考人如何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对出生于20世纪初的霍布斯鲍姆来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大灾难”的时期，“世界经济前途黯淡，世界政治动荡不安，但更令人彷徨的现象确是弥漫各处的一片社会道德危机”[2]（P16）。但与此同时，20世纪也出现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笼罩在个体头顶的阴霾依然存在，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作为一名“兼具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同情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始终自觉地将“人”置于现实社会的发展中来分析人的发展。由于他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不同，因而他分析“人”这一问题的角度及得出的结论必然和马克思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背后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感和人文关怀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霍布斯鲍姆认为，史学家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要秉持客观的态度，忠于历史事实。黑格尔有言：“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目的”[3]（P4）。实际上，黑格尔的客观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有明显影响，只不过，马克思对其客观主义背后的神秘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历史的内容还给了历史。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史学研究都存在着政治思想对历史的滥用和宗教神话对历史的影响过重等诸多问题，这严重妨碍了史学的客观性。因而，他坦陈：“对历史学家来说，牢记自己的责任何在非常重要，也就是要与认同政治学所勾起的热情划清界限——就算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它，也得坚持”[4]（P12）。只有摘掉民族和种族及宗教神话等面纱，自觉规避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束缚，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当代社会，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而这，正是史学家的职责所在。
其次，史学家在以客观的姿态走出研究误区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现实的问题、现实的人。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是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的鲜明特色。在《工业与帝国》中，通过对工业革命的分析，霍布斯鲍姆看到了工业革命对人旧有生活方式的摧毁，“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令其面目全非。更准确地说，它在初始阶段摧毁了人们旧的生活方式，任由他们在缺乏相应能力的情况下自行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却很少告诉他们如何去办”[5]（P80）。与乡绅显贵的富足生活相比，穷人生活在拥挤破败的贫民窟，他们的生活极其贫苦。对他们来说，甚至连社会保障最终都沦为一种受辱式的救济。这或许是他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阅读的最大感知。当历史延伸到霍布斯鲍姆所生存的年代，尽管技术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人的生活标准不仅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被抛入到社会最底层，所以，在其他史学家还在为资本主义的普遍胜利欢呼雀跃时，霍布斯鲍姆看到了胜利背后是“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于他而言，对现实的人的价值尊严予以足够的关心，即是史学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上述可见，就史学立场而言，霍布斯鲍姆和马克思保持了原则高度的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立场不仅仅体现的是一名卓越的历史理论家的基本素养，而且也彰显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制造的“非人化生存”的基本现实，这种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天然带来的人与人相互对抗的政治现实，也正是因此，霍布斯鲍姆所撰写的“年代四部曲”才具有了现实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这种历史理论和历史著作的贯通性立场是他荣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号的基本原因。
二、历史作为群众的整体性活动
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历史并不是君子和小人的活动的结果，而是多数人的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6]（P303） 在此，恩格斯实际上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尤其是他将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的历史变革紧密结合了起来，十分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是绝大多数人，这里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我们今天所谓的群众史观便是以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为思想和理论依据而总结和提炼的。这一点对霍布斯鲍姆有较大的影响。
首先，霍布斯鲍姆十分重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众在复杂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对霍布斯鲍姆来说，促使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的实际上是底层的群众。诸如《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景线》、《非凡的小人物》、《劳工的世界》和他著名的“年代四部曲”中都体现出他对底层群众生活和命运的关注。正如他在《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的前言中所讲的，作为底层大众的小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如果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从集体上来看，像他们这样的男男女女正是重要的历史角色。他们的所做所想，是起作用的。他们能够而且已经改变了文化和历史的形成”[7]（P1）。通过对这些人的研究，能够使今人正视底层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使底层群众不再承受“今人过度的优越感”。
其次，霍布斯鲍姆采用“从下往上看”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革命的发生机制。在其历史著作内部，他多次提到了“砸机器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工人反抗资本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一个标志，这一现象在马克思的时代乃至马克思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在《非凡的小人物》中，他指出，“我们看到至少存在过两种砸机器的方式，它们和那些因为生活费用的高涨和其他一些不满的因素而导致的一般性的暴动——如1811年在兰开夏郡和1826年在威尔特郡发生的捣毁机器事件——是截然不同的。”[7]（P9）最初的砸机器只是通过集体暴动的方式来和雇主讨价还价，他们本身对机器没有敌意，他们的阶级意识尚未觉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劳工们开始对机器存在敌意了。此时他们反抗的不是机器，“而是任何对于他上述处境的威胁——首先就是一种威胁到他生活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7]（P14）。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砸机器的行为实际上是其阶级意识的觉醒的标志，即他们开始以自觉的姿态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可以看到，不论是霍布斯鲍姆在激进传统中对鞋匠、砸机器的人、妇女解放问题的分析，还是他对乡里人的占地运动和匪徒的分析，抑或是他对爵士乐的分析。我们都能看到，他始终将底层大众当作一个集体，分析他们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形成中的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底层群体不断地被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塑造着，他们的信念和行动是由其生存环境和社会交往关系所决定的。史学家应该对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予以高度的重视，质言之，这些底层的小人物群体往往是历史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整体主义历史叙述框架
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历史框架體现在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之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8]（P591）我们认为，这段话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机制和方向的整体分析，也就是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分析社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
上述观点对霍布斯鲍姆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霍布斯鲍姆鲜明地指出，在对社会历史的整体运动方向的分析中，有些史学家片面地以为似乎只要单纯地援引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就意味着可以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实际上，这类史学家更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和社会层面，这和马克思并没有什么整体性和实质性的联系。正是因此，霍布斯鲍姆将这些史学家称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他尤其反对将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于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并对其做出了严厉批判。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社会进行结构——功能分析的理论，它在很多方面与其他的理论不同。首先，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现象有阶层性（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次，认为任何社会内部都存有紧张（‘矛盾’），让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遭到破坏”[4]（P224）。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理论对霍布斯鲍姆影响颇深，他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主要就是基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基于这一点，国内学者梁民愫认为：“霍布斯鲍姆是所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坚决地坚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来分析社会历史运动的历史学家”[9]。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尝试以动态的方式研究历史发展进程。在他看来，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原来的历史研究多采用静态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而他则主张采用一种动态分析方法，将社会历史发展的稳定性和变迁性结合起来，这种分析方法正好弥补了原来历史学研究缺乏动态分析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动态变化中，社会历史在整体上以进步的趋势向前发展。 霍布斯鲍姆指出，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意义体现在，“马克思仍然很适合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因为到目前只有他把历史当成一个整体来发展方法论，并且只有他从一个预见性的角度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4]（P250）。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看法，虽然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与非难，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对它也存在意见，但这不能否认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他十分中肯地指出，“马克思的优点，就在于他同时考虑了社会结构的存在以及历史性，换句话说，就是内在的动态变化”[4]（PP224-225）。当然除了对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的传承外，霍布斯鲍姆还认为，不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否超越了马克思，他们的贡献也同样具有新的时代意义。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其实与霍布斯鲍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极大关系，一方面，霍布斯鲍姆始终自觉地将唯物史观视为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工具，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它应该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创新发展，因而，唯物史观应该进行适当的创新和突破。
由于坚持整体主义历史观，所以，霍布斯鲍姆在历史研究中从未放弃普遍性，他说，“即使是研究小历史的历史学家，也应该追求普遍性，这不是追求史学理想的问题，而是因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了解人类的历史，当然也无法了解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小环节”[4]（P409）。一方面，这要求史学家要以整体的视野研究人类历史，将人类历史看作整体史。另一方面，这种整体史观也体现在他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贯通式理解上。正是通过这种对历史经验和历史事业的整体把握，历史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
可见，在整体主义历史观的指引下，我们既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也可以对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展望。对此整体史观的意义，有学者专门评价指出，“霍布斯鲍姆用马克思整体性观点来指导他的史学实践，在年鉴派的影响下，形成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对开创英国社会史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 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抓住了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重点。实际上，霍布斯鲍姆也明确地指出，19世纪历史学整体状况远远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史学仅仅限于材料收集和事件叙述，而缺少对民众命运和社会结构乃至历史变迁的整体考察，所以，在他看来，历史学的这种状况对于对理解人类社会毫无意义，这无不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底色。
四、结语
霍布斯鲍姆坦言，“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其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从原始共同体到资本主义;另一个是他的具体观察，针对过去的问题所提出的特定看法”。[4]（P240） 正是因为这种认同，所以，霍布斯鲍姆自觉将唯物史观当成历史研究的基本工具。当然，他也看到，随着历史的推进，马克思有的论述已经不为人接受，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还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史学家不能固守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而是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使马克思主义在不断解决现实问题中得到发展，这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该具有的素养。此外，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面对现实问题时，史学家的担当意识、责任感和同情心也尤为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霍布斯鲍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总之，霍布斯鲍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既启发着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反思，也深化了当代史学对马克思主義现实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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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翔译.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梁民愫.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在中国的反响研究[R].华东师范大学华博士后研究报告，2006.
[10]乔瑞金，曹伟伟.霍布斯鲍姆的哲学遗产[J].理论视野，2012，（12）.
责任编辑：徐慧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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