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及变迁机制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付洪利　杨红梅　王昊　刘华连　黄治化

　　摘要：以181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14个指标作为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和多层次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0—2014年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性及变迁机制。结果表明：1）四川省县域经济呈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两极分化现象逐渐严重。2）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波动性和依赖性较强，大致由中心向外围逐渐增强。3）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空间整合性強，负向协同发展方向的锁定性特征突出。4）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非常稳定，经济发展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显著，低值俱乐部趋同现象突出，县域的经济地位相对稳定。5）市场化主导了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同时与分权化、科技产业化强化了县域经济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差异。
　　关键词：经济差异;时空动态;ESTDA;多层次回归模型;熵权TOPSIS;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383（2020）02-0084-09
　　Abstract： Taking 181 coun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14 indexes were selected as the 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entropy weight-TOPSIS， exploratory spatio-temporal data analysis ESTDA and 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dynamics and change mechanism of county-level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t has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of county economy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polarization is gradually worse. 2） The spatial fluctuation and dependence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is relatively strong， which gradually increases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3） It has a strong spatial integration in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y economy， and has a prominent locking feature of the negativ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directon. 4） It has a very stable spatial structure of county economy， and also has a significant character on path dependence and spatial locking of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phenomenon of “low level club convergenc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ounty is relatively stable. 5） Marketization domin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county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the decentra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strengthened the “core-edge ” structure difference of county economy in Sichuan.
　　Keywords：economic disparity; spatial-temporal dynamic; ESTDA; 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 entropy weight-TOPSIS; Sichuan Province
　　
　　县域经济作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在国民经济发展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自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壮大县区经济”战略后，“扩权强县”“省直管县”等大力扶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在各省落实推广，县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县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渐突出。因此，准确揭示县域经济时空差异及其原因对促进县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学者对县域经济差异研究进行了广泛地探讨，早期的研究主要选取人均GDP或GDP等单一测度指标[1]，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传统统计方法考察某省域（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趋势[2-3]。近年，指标选取发生了变化，逐渐由单一指标向更能反映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多指标过渡，同时结合因子分析、层次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4-6]综合评价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因传统统计方法往往基于空间县域单元相互独立的假设前提，割裂了县域单元的空间关联性和依赖性，近些年能揭示县域单元间的空间联系的空间统计方法逐渐应用于县域经济空间格局的研究中[7-9]。蒋天颖等[10]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了2001—2011年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格局演化。纪小美等[11]采用了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从时空交互的角度分析了1990—2013年福建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演化格局及不同演化阶段宏观调控对县域经济差异变迁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县域经济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浙江、江苏、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12-13]，湖南、河南等中部地区[3，6]，云南、重庆、宁夏[14-16]等西部地区，对西部经济大省四川关注较少;评价指标逐渐多元化，但采用熵权法TOPSIS法客观测度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同时从时空交互的角度出发，描述县域单元随时间进程的演化规律，可视化其时空动态格局的成果尚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以西部经济大省四川为例，构建能反映四川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和多层次回归模型，探讨2000—2014年四川省181个县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时空动态性及其变迁机制，以期为推动四川省县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由51个市辖区、16个县级市、112个县和 4个自治县组成，是我国县级行政区划最多的省份。2014年四川省面积48.6万 km2，常住人口8 140.2万，GDP为28 536.7亿元，居西部第一位，占西部经济总量的20.7%。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多样，由盆底平原和丘陵区、盆地边缘山区、川西南山地区、川西北高原区四大地形区构成，地形区之间县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十分突出，2014年平原区的龙泉驿区人均GDP为11.79万元，高原区的石渠县仅为0.72万元，两者之间相差16倍，县域经济差异悬殊，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探讨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性及其驱动机制不仅有助于提升四川省经济综合实力，而且对构建川渝经济圈和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客观反映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本文根据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可比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选取地区经济实力水平、投资与消费水平、地方财政与金融和劳动力人口变化4个方面共14项指标来衡量四川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如表1所示;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X）来反映政策倾斜;地方财政预算支出（DEC）来刻画分权化;第二产业产值（IND）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程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MAR）表征市场化进度。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出于时空数据一致性考虑，本文将2013年撤镇设区的广安市前锋区、巴中市恩阳区分别并入广安区和巴州区，由此获得四川省181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本文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5）》和《四川省统计年鉴（2001—2015）》，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代替或等比例換算结果替代。
　　
　　3 研究方法
　　3.1 熵权TOPSIS法
　　熵权法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提供的信息来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它不仅能客观反映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且能突出反映指标权重随时间的变化状况;TOPSIS法的中心思想是定义决策问题的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最后计算各个方案与最优解的相对贴近度，对方案进行优劣排序[14]。熵权法与TOPSIS法的结合可有效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过程如下：
　　1）以评价对象m和评价指标n为评价基础，构建规范矩阵：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1）Moran 散点图
　　常用Moran散点图来探讨局部的空间不稳定性，以描述变量标准化值Z与其空间滞后变量Wz间的相关性[19]。Moran散点图的4 个象限对应4种不同的局部关联类型，即高高（HH）、高低（HL）、低高（LH）和低低（LL）。HH（LL）表现为相邻的县域具有局部的空间正相关性，呈正向（负向）协同增长趋势;HL（LH）表现为相邻的县域间具有局部的空间负相关性。
　　2）局部空间自相关
　　4 实证分析
　　4.1 县域经济综合评价分析
　　通过表1构建四川省181个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的判断矩阵，并根据式（1）～（4）分别得出2000—2014年各指标的权重，见表2。根据式（5）～（8）计算四川省各县域的加权值到最优解S+j和最劣解S-j的欧式距离，得出综合评价指数Ri，并对Ri 进行排序。
　　4.1.1 县域经济指标权重分析
　　如表2所示，第三产业产值Z3、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Z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Z8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Z9的权重最大（0.15±0.07）;人均GDP Z4、地方财政预算支出Z10、就业人口总数Z12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Z14的权重最小（0.03±0.02）。指标排名动态显示，Z3、Z7排名波动上升，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和资金消费总量增加有助于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Z7在15年内权重增加1.5倍，反映县域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增加，侧面反映县域经济景气度不断提升。一级指标层权重大小显示，县域经济实力水平占有最大权重，投资与消费水平紧随其后，近2年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权重贡献大有赶超县域经济实力水平之势，反映出县域经济实力水平是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印证了投资与消费“两架马车”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
　　4.1.2 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2000—2014年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前30位的县域主要有省会成都所辖县域、市辖区和海拔低于500 m的丘陵县或县级市，成都、德阳及绵阳的县域占56.7%。其中，金牛区、青羊区、武侯区、成华区、锦江区等成都市主城区，以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优越的区位优势，城镇化速度快，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居前列，且位次年际变动不大，表现出很强的综合实力，具备引领成都市辖区（县）、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县域快速发展的能力。近年来龙泉驿区、温江区、青白江区、大邑县等县域就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位次分别从2000年第22、50、48、45上升至2014年第7、8、9、18。2000年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后30位的县域中，73.33%的县域分布于甘孜州、阿坝州等川西高原的民族自治县，此后比重逐渐扩大，到2014年排名后30位的县域中阿坝、甘孜占86.67%。 　　综合实力的年际动态变化显示，四川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两极分化格局明显，呈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基础好，县域间协作联系紧密，人员、资金、技术等吸纳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极化效应明显;而川西北经济区的民族自治县，以粗放农牧业发展为主，经济基础薄弱，区位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既是四川县域地理空间边缘区，也是经济发展的边缘区。
　　
　　4.2 县域经济时空格局动态性分析
　　4.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如图1所示，根据式（9）计算2000—2014年四川省181个县域经济综合指数Ri的Global Morans I 值，全时段I值均>0.55，表明四川省县域经济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县域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较强（或较弱）的县域在空间上趋于相邻集聚，两极化特征明显。2000—2014年I值大致由0.57增加到0.75，表明经济综合实力相似的县域空间集聚趋势逐渐增强，集聚区内差异逐渐缩小，集聚区间差异逐渐扩大，县域经济两极分化问题扩大，这可能与四川省2007年开始扩权强县试点、2014年开始省直管县试点改革等政策有关。基于此背景，原由地级市管辖的试点县域拥有更自主的行政和财政管理权，逐渐缩小与其市辖区间的差距，但短期内难以缩小与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速度快的成都平原经济区县域之间的差距，导致集聚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4.2.2 LISA相对长度和弯曲度分析
　　如图2所示，根据式（11）～（12）得出四川省各县域LISA时间路径的相对长度和弯曲度。时间路径相对长度<1的县域有118个，占总量的65.2%，说明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总体趋于稳定。这类县域主要分布于川西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东北部和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丘陵县，该区多为生态功能区和限制开发区，是生态产品的主体区与生态财富富集区，经济基础薄弱，受地势、交通等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导致局部空间结构稳定。近年来，阿坝县、金口河区等地积极发展生态农林牧业、农畜产品深加工业和旅游业，相对长度大于该市（州）的其他县域。相对长度>1的县域主要分布于省重点开发区，包括成都平原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中南部、川南经济区北部、西昌市及攀枝花东区和西区等县域，该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等指标居四川前列，是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区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区，是全省人口集聚和迁入区，经济活跃，具有较为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
　　四川省181个县域的LISA时间路径的弯曲度均>1，且具有從中心向外围递增的趋势，说明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空间波动性和依赖性。高弯曲度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阿坝州北部的若尔盖县（66.47）、阿坝县（58.17）和红原县（48.60），弯曲度较高县域主要分布于民族区县和传统农业大县，包括壤塘县、金口河区、汉源县和南江县等25个县域单元。这两类县域，一类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县，经济发展对牧业依赖性强，近年来旅游业为民族区县经济发展带来活力，但受地势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旅游业发展短期难有大突破，其产业结构比重始终停留在“一、三、二”阶段;另一类县域主要为传统农业大县，区位条件较差，多远离交通干线，导致第一产业比重居高不下，而二三产业发展不足。总体上反映出这两类县域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高度波动性，经济发展缺乏创新和活力。弯曲度较小的县域集中分布于攀西经济区的民族贫困县、川南经济区和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丘陵（或贫困）县，经济增速缓慢且局部空间结构比较稳定。
　　
　　4.2.3 LISA时间路径平均移动方向分析
　　为更好揭示181个县域与邻域间竞-合态势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2005年、2010年为断点，根据式（13）得到3个阶段181个县域LISA时间路径的平均移动方向，如图3所示。总体上看，3个阶段县域经济发展方向均以协同发展为主，比重达73%以上，表明县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其中负向协同发展县域比例高于正向，主要集中于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且负向协同发展的方向锁定特征十分显著，这符合《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四川省最新五大经济区规划对川西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限制开发区域）的发展定位。正向协同发展县域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经济区大部、川南经济区北部和川东北经济区东部的国家级、省级层面重点开发县域。3个阶段移动方向为 “赢-输”反向发展的县域主要有3类：第1类，被负向协同发展的县域包围，该类县域以地级市（州）的行政中心所在区为主;第2类，与负向协同发展县域相邻，如大邑县、东坡区、峨眉山市、乐山市中区等;第3类，与“输-赢”反向发展县域相邻，如船山区、武胜县、岳池县等。相对第1、2阶段来说，第3阶段负向协同发展的县域数量有所增加，增加的县域主要位于川东北经济区大部、川南经济区南部，这主要与2013年关于《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实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和生态脆弱区的保护有关;攀西经济区的会理县跃迁为“赢-输”型与2013年被列入省级层面重点开发区有关。
　　
　　4.3  LISA时空跃迁分析
　　如表3所示，从Local Morans I转移概率矩阵可知，Local Morans I在各类型间转移概率很小，仅HLt→HHt+1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为0.105，转移数量23次，仅占总数的0.9%。表明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非常稳定，县域改变自身的发展地位较为困难。
　　从时空跃迁的概率来看，四川省县域经济整体上未发生显著的时空跃迁，St=0.929，即92.9%的县域单元未发生类型转移，仍保持原有的空间状态，说明四川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类型Ⅰ、Ⅱ跃迁次数分别为79和95，各占3.1%和3.7%，类型Ⅲ仅跃迁7次，占0.3%，且跃迁方向均一致，即HHt→LLt+1型或LLt→HHt+1型，营山、阆中、通江、南江四县发生此类时空跃迁。 　　从时间遍历（Ergodic）来看，4种跃迁类型均有发生。其中以LL型占主体，比例达45%，其次为HH型，占29.8%，LH型（16.6%）和HL型（8.6%）的比重相对较小，表明四川省县域经济的低值俱乐部趋同现象最为突出。
　　4.4 县域经济时空差异演化的动力机制
　　鉴于空间和时间双重因素作用于县域经济差异，故本文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来解释县域经济差异变迁的动力机制。
　　由表4可知，一层混合模型拟合度良好。可诠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指数Ri总方差的93.7%，且F值非常显著，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有显著影响。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3.6，说明此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各层次间似然比检验显示如表5所示，一层模型到二层模型的偏差减小量较二层模型到三层模型显著，表明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与空间的关联度强于时间的关联度，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空间上呈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在研究时段内县域经济空间协同发展的方向锁定性显著，存在较为稳固的经济空间差异。
　　
　　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评释：1）在3个层次模型中，市场化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影响均呈显著正相关，且显著性逐渐增强，表明在时空维度下市场化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起主导作用。而高消费实力人群、国内外批发零售巨头高度集中于成都平原经济区，一定程度强化了市场化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差异的影响。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增强，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市场潜力逐步释放，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均会强化市场化，促进市场化优势明显的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加速县域经济差异的两极分化。
　　2）产业化在各层次模型中均很显著，表明其有助于推动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近年来，四川省为缓解“产能过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大企业、知名集团为龙头，依托各类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发展区，推动制造业区域化集聚、专业化分工以及社会化协作，促进其产业化发展。同时，与城市群相结合，规划实施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3大产业带，形成具有不同发展方向、特色鲜明的产业群;而川西北高原区因自然和区位条件限制，部分县域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拉大了与3大产业带间的县域经济差异。近年来，川西北高原区部分县域凭借旅游资源优势，走“旅游产业化”道路，一定程度有助于县域经济均衡发展;而“科技产业化”使高素质的劳动力由向产业带集聚，促进3大产业带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扩大了县域经济空间差异。
　　3）分权化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影响表现为显著正相关（P<0.05），在加入“核心-边缘”结构后，其相关性进一步增强，说明分权化是影响四川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研究时段内四川省财政支出的县域差距十分突出，截至2014年，四川双流县财政支出为金口河区的19.4倍，表明现阶段对贫困（民族）县的财政权力下放和财政支持的力度仍显不足，加剧“核心-边缘”空间差距。
　　4）集中化的区域政策对县域经济影响不显著（P>0.05），且在加入“核心-边缘”结构和时间要素后，显著性进一步下降，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四川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影响程度不高。2000年以来，四川省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投资规模保持较快增长，为促进成都平原经济区成为经济增长极和构建成渝经济区，2000—2014年成都市固定资产占全省总投资保持较高比重（26%～41%），其余地区所占比重较小，导致其对缩小县域经济差异的作用不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00—2014年四川省县域经济实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借助探索性时空自相关分析法分析了县域经济的空间关联特征，揭示了时空差异格局的演变，测度了时空跃迁的类型，并运用多层次回归模型探讨其动力机制，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1）指标权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县域经济结构调整而变化，但少数指标权重始终主导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成都平原经济区等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强的县域和川西北经济区等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弱的县域的年际排名变动小，“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
　　2）四川省县域经济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综合实力相似的县域空间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区内部差异缩小，集聚区之间差异扩大，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3）四川省丘陵区、山区和高原区等生态功能区和限制开发区的县域经济的空间格局稳定，平原区等重点开发区的县域经济具有较为动态的空间结构;县域经济发展过程的空间波动性和依赖性较强，程度大致由中心向外围递增，传统农业县、川西北高原民族区县的经济发展空间波动性和依赖性较强，攀西经济区民族贫困县和丘陵（贫困）县经济发展格局较为稳定。
　　4）四川省县域经济负向协同增长的方向锁定性特征十分显著，负向协同增长的县域集中于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正向协同增长县域集中于国家级、省级层面重点开发县域。
　　5）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局部类型结构和空间自相关性非常稳定，经济发展的路徑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非常显著，低值俱乐部趋同现象最为突出，县域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较为困难。
　　6）集中化的区域政策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影响不显著;市场化主导了县域经济差异格局演化，并与分权化、科技产业化强化了县域经济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差异;川西北高原区推动旅游产业有助于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上述结论结合文中分析可知，四川省县域经济存在经济空间格局非均衡性问题突出，“核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固化，发达县域辐射带动效应不明显，欠发达县域总量较大且连片分布于川西民族自治县或第一产业比重大的传统农业县（丘陵县）的问题，而市场化、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是影响这一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鉴于此，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协调应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平原区（县）和市辖区的辐射效应，着力培养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多极、多核心带动民族自治县和农业县（丘陵县）的快速发展。二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落实产能转移。随着交通的大发展，部分传统农业县的区位优势、劳动力优势凸显，民族自治县的旅游资源优势也有了转化为产品优势的条件，前者可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后者可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带动服务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三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为民族自治县和传统农业县争取更多专项资金。 　　本文通过对县域经济时空关联特征、差异格局演变、时空跃迁及其驱动机制的深入研究，更好地理清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发展阶段及未来的演化趋势，有助于为四川省县域经济均衡快速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文虽采用熵权TOPSIS法力求客观量化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但因指标体系构建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所揭示的时空差异格局和跃迁类型亦有所不同，同时经济差异的驱动因素存在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和驱动机制模型，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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