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嵌入式互动：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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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丽
摘要：城市发展和居民美好生活期待推动社区公共空间的适时更新。社区公共空间作为居民的思想交流和情感联络平台，是培育社区认同和居民归属感的重要载体。基于社会公共空间理论，构建起技术支撑―情感共生―制度赋权三维分析框架。对比上海“缤纷社区”和成都“柳城平伙”两个社区营造项目发现，在以党建引领主导和精英发起为主导的营造项目中，不同主体在改造进程中以互嵌方式获取技术支持、合法性地位和情感认同，后者在常态化制度建设下会逐步向党组织靠拢，通过借助党政统合力量实现物质资源整合分配和社区社会资本的激活再生。
关键词：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式互动;党建引领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2.01.009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腾飞而来的是城市物理空间上基础设施更新和社会空间层面的情感需求变化。城市化满足了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向往，也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总体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超大城市、新一线城市、城市经济圈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近一二十年间，过去粗放的城市建设带来的空间重构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愈加凸显。物理空间层面的空间失序、空间结构失衡导致空间资源的不平衡;[1]认知层面由物理空间问题带来空间认同式微，以及空间认知差异导致社会抵抗运动的产生。[2]怎么样对空间进行再造，重建社会空间、凝聚社区认同，是治理者面临的重要议题。由是，在台湾等地取得丰硕成果的社区再造理论进入社区公共空间，并呈现出多方主体参与、社区赋权、空间赋能、精英搅动等多态模式，[3]不断涌现出“社区微更新”“城市金边银角”“缤纷社区”“共享社区”“特色街区”等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范例。
空间内外部结构的不同，通常反映为空间风貌呈现的异质性，这是导致社会公共空间样貌呈现多元化的重要原因。城市精细化管理下的社区再造可能存在技术治理的差异，而基于价值理性的社区共同体仍是社区营造的共同追求。那么，在为实现社区共同体的目标之下，政府外部与居民内部以及社会第三方之间如何进行互动？是否具有一条清晰的社区公共空间再造路径？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怎样激发多元主体的主动性，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再造路径？这类主动性是否会导致社区再造路径选择的差异？笔者力图通过社会公共空间再造的典型城市范例，以案例比较的分析方法呈现不同再造风貌之下路径选择的差异，探讨社区公共空间再造中参与主体的选择逻辑。
一、公共空间：技术与情感交织
对公共空间的界定，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定义。在建筑学界，公共空间意指在物理意义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地理空间。而在社会学中，公共空间不仅是自然景观，更具有文化和符号的象征。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他认为空间生产具有“感知的”“构想的”“生活的”三个维度，可以目占涫导、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种辩证视角理解空间的构成。换言之，空间具有物理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重属性。物理空间的跨界、社会空间的流转以及精神空间的递达会产生社会适应效应，体现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和文化思想之上。[4]一方面，空间形态的变化会影响个体选择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方式。另一方面，城市空间禀赋差异带来空间上的不平等，在中国突出表现为城乡空间不平等、城郊空间不平等，[5]会产生融合性发展问题和空间认同性依赖引发的社会失序。[6]而社区公共空间再造行动优化城市景观，深层意义在于缓解空间上的不平等，建构居民社区认同感，重构空间秩序。转型期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中，制度转型带来的城市空间价值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居住方式变化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出现的新型社会群体，为社会空间理论中国化应用提供了可能。[7]现有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研究主要从物理层面基础公共设施的维护更新，情感治理维度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底蕴挖掘，行政制度层面的组织结构优化与空间政治重塑等方面展开，[8]多聚焦为某一具体的行动方向，尚未从一个整体性视角下俯瞰不同维度上参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由是，结合社会空间理论和现有研究成果，本文提炼出技术支撑――情感共生――制度赋权三维分析框架解析社区营造的不同路径选择。
（一）技术层面：空间更新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将过去的粗放型管理转变为精细化管理。治理模式更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为实现精细化管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从关涉日常生活秩序的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停车空间优化，到提高生活品质的小区绿化治理、休闲娱乐场所建造、便民服务流程优化等都依赖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与革新。首先，政府作为社区公共空间再造主体之一，挖掘社区存量空间，开发打造诸如社区共享厨房和社区共享客厅等社区共享空间，[9]充分激发社区公共活力。存量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规划，因此社区再造引入社区规划的概念，从人文、经济、环境、服务和治理五个维度，[10]探索参与式的社区空间再造。其次，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突出表现为城市景观形象的改造，通过街区重新造林、人行步道绿地规划等措施建立绿色参与式社区。[11]更为重要的是，空间上的更新进一步帮助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无缝隙政府的塑造。各级政府层面的“互联网+”、数字政府建设、网格化管理、“一网通办”等政策创新扩散依托技术支撑，通过信息搜集分析实现空间内办事效率化、便捷化。简言之，技术层面的空间更新表现为社会公共空间在基础设施上的硬件改善和服务水平上的软件调和。
（二）情感层面：认同重构
公共空间中，个体以不同的参与方式表达“在场”。盖勒（Jan Gehl）将公共空间内的个体活动划分为必要活动、可选活动和社交活动三类，这三类活动以各种形态组合交织在一起。[12]此类活动带来的公共性体现和维系着城市社区的价值认同、情感激励、规范确认和空间交往。[13]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以空间文化事件、[14]文化交往以及文化认同为载体，采用柔性的情感治理实现空间认同之上的社区情感内生发展。[15]通过公共空间的情感设计促使社区发展回归情感化的日常精神，[16]从而赋予城市“精度”治理之上的情感温度。自上而下的社区正向情感创造重塑价值认同，自下而上的居民空间抵抗策略同样也以“微观城市实践”的形态直接介入城市空间创造一种群体认同。[17]情感层面的认同性重构是社会理性在社区公共空间营造中的内在要求，也是社区营造中的社会性范畴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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